曆史上皖江地區文化教育十分興盛，尤其在明代中後期，陽明講學在皖江大地迅速傳播，書院數量劇增，開啟了文化風氣。1563年，羅汝芳在宣城創辦志學書院，将心學理念與政治教化結合在一起，“以實心求實學，以實學應實事”，治理效果明顯。至清代志學書院雖多次易名，但提倡“笃行”“體用”的風氣，一直傳承下來。
崇學育才
明代中後期，鄒守益、王畿、錢德洪、王艮等一批心學大家在宣城地區進行講學活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羅汝芳出任甯國知府。羅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泰州學派代表人物，是大戲劇家湯顯祖的老師，其思想對湯顯祖戲劇創作産生重要影響。羅汝芳積極倡導講學，與宣城士紳貢安國、沈寵，以及太平縣的周怡，泾縣的查铎、翟台、蕭良幹等人談說古今性命之學，使得宣城講學進入高峰。
嘉靖四十二年，羅汝芳在宣城城内景德寺後陵陽第三峰建立志學書院。“志學”出自《論語·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志學書院中間為大堂，後為會講堂各五楹，左右号舍四十楹，置田二百餘畝，府前地租一十四兩有奇，作為供祀及會資。随後宣城縣縣令姜台在志學書院西、缯綢司右建造了宛陵精舍。志學書院與宛陵精舍成為宣城講學鼎盛時期的中心，羅汝芳請于巡撫、督學、巡按三台，移文發征租作為講會供應及王陽明祠祀之需，歲以諸生二人司其出納，登籍稽複。羅汝芳親自講學外，還請緻仕鄉居的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三人主講志學書院，時稱三人為“志學三先生”，慕名遠來遊學者常數百千人。《盱壇直诠》記載了羅汝芳在宣城講學的部分内容，後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創立志學書院促進了宣城地方文化之風，對儒生的精神啟蒙深遠，他們後來大多科舉入仕。心學思想使得讀書人“感動”，繼而“發奮”最終“興起”，轉化為進仕的動力。
講演鄉約
明代中後期，一些地方大族及其士紳階層，在地方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羅汝芳作為地方官吏，關注地方社會治理，在志學書院他寫下《甯國府鄉約訓語》，他希望将族約内容以講會的形式來宣傳、落實。
明代自正德嘉靖以後，基層地方的社會治理，尤其是治安問題，主要是通過推行保甲制度來完成的。保甲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在懲戒犯禁者方面确有功效，但卻不能使群眾意識到“不當為”而不願為之，也就是說，難以從根源上消除人們作奸犯科的念頭。
羅汝芳作為泰州學派傳人，繼承其平民化的特色。在治理地方社會時，羅汝芳能夠從曆史中汲取經驗，結合現實，将社會上下溝通聯系起來。在書院他将“聖谕六言”與《大學》等儒家經典結合起來，并以通俗的語言加以闡發，督促人人遵行，“不惟一身交享福利，其子孫亦久久昌熾。若或反道悖德，弗若于訓，是乃梗化之頑民，小則不齒于鄉，大則必罹于法，而身家亦不能保矣！尚共圖之。”在羅汝芳看來，要安靖一方，淳厚風俗，道德教化是必不可少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這正是他推行鄉約的出發點和目的所在。他認為，通過鄉約的道德教化，既能收到保甲之效；也能正本清源，端正社會風氣，正所謂“敦德禮以潔治源”“萃人心而端趨向”。
羅汝芳經常在志學書院聚集地方大族，講演《鄉約》，将心學理念與政治教化結合在一起。如講到孝悌的内容，即使在押的囚犯也參加聽講。宣城當地有兄弟兩人，因為家産配置設定不均，久争不下，導緻兄弟反目成仇，官司上訴到羅汝芳案前。羅汝芳正在志學書院講學，他說：“這裡是讀書和講學的地方，要打官司，請到官署衙門去。”兄弟倆堅持不走，羅汝芳說：“要我來評判也行，不過你們要先聽完我的課”。于是，安排兄弟兩人坐在後排聽講。羅汝芳針對實際情況，臨時講兄弟間應當互相友愛的話題，他動情地說：“當我見到兄弟間友愛恭敬時，就更加欣喜羨慕；而看到兄弟間因為誤會争吵沖突，我内心久久不平靜。我認為兄弟同根同氣，是可以把乖戾轉變為和睦的啊！”說完這些話，羅汝芳流下了眼淚。這時兄弟兩人忽然互相抱在一起痛哭失聲，他們把袖子裡寫好的訟詞，拿出來當衆燒掉了。他們自稱自己是小人，今天碰上了大賢人，如果不洗心革面，改正自己的罪行，還能算是人嗎？并且把争執不下的财産拿出來，用于家族祭祀的祀田。
實際上，羅汝芳沒有聽，也沒有看狀詞，而是以情動人，感化了他們，多年的積怨冰釋瓦解，兄弟互敬互讓，重歸于好，這是最完美的結局。羅汝芳深知清官難斷家務事，正因為各執一詞，都認為自己占着理，糾紛才長時間解決不了，最佳的方案就是使得他們從内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兄弟的情義遠甚于利益的争奪，才能從源頭解決糾紛。
經世緻用
羅汝芳出守甯國府期間，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撲聲，且惟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育才為功課。1565年，羅汝芳接受吏部考核，得到“羅甯國真實好官”的評語。不久，羅汝芳父親去世，他離開宣城回鄉守喪。志學書院生員及士民流淚送别，依依不舍。他們沿路唱道：“南北朝時王府君，今明來羅府君，前後相輝德政均；兄弟争田忽成讓，陵陽層峭天下聞。”甚至有人一直追随，将羅汝芳送到江西老家。
在志學書院參與講學的學者，心學師承關系比較複雜，大多學者至少跟從過兩個以上老師講學，如查铎、張棨、戚兖、貢安國、梅守德、沈寵、周怡等人，他們與浙中學派王畿、錢德洪，泰州學派王艮、羅汝芳，江右王學鄒守益、歐陽德等，都有交遊問學經曆。心學不同學派雖在方法上存在差異，但在良知現成、不離日用這兩個重要問題上看法基本一緻。
梅守德曾在浙江、山東等地為官，他“以随處體認為真修，以處事當理為應用，以倫常物則為本宗，以反躬笃踐為實地”。南陵的汪景認為“聖門之學以身體實踐為功，真知自得為貴”。貢安國“窮究性命之理，實踐躬行”，教誨弟子“務求實得，毋事空言”。
在志學書院聽講的諸生中，衆多人走上仕宦道路，他們先後在各地做官，保境安民是首要任務，道德倫理的教化是經常使用的方法。
志學書院講學注重親民、安百姓及百姓日用之道，突出“笃行”“體用”，用程朱之學“實踐”修正王學的“虛寂”，進而做到“尊德性而道問學”。
宣城志學書院，是羅汝芳推行鄉約治理的重要場所。此後，志學書院多次易名，明萬曆年間書院先後更名為同仁會館、正學書院，清乾隆年間又更名為敬亭書院，但經世緻用、反躬笃踐的風氣随時代而轉化，代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