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曾被禁止過年的曆史起因和過程
中國人曾經曆了一段無法正大光明地過年的時期，甚至連過年活動都被放進“地下工作”中。這一切始于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的民國政府成立，作為封建社會傳統的象征之一的農曆新年也被認定為傳統陋習。民國政府為了推行西方的公曆，将農曆新年強制安排在公曆1月1日，并以元旦命名。這也導緻了農曆新年被禁止，甚至連傳統的七夕節都被強制挪到公曆7月7日。
不過，民國政府的這項禁令隻對公職人員起到限制作用，普通老百姓還是可以自由選擇傳統的過年方式。然而，由于民國政府對傳統文化不自信和矯枉過正的态度，以及對封建陋習的不滿，禁止過年的措施逐漸更新。北方地區由袁世凱掌握的政權對禁令并沒有太多幹涉，而革命黨起源的南方地區，特别是廣東地區在1912年和1913年執行了非常嚴格的措施，禁止了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商賈不得在新年期間歇業慶祝，還被要求強制開業。
這種禁止過年的措施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抵抗，但是北方和南方的反應不同。在袁世凱統治的北方，老百姓可以私下秘密過年，官員也會在家中偷偷過年。而在南方，特别是廣東地區，民間過年遭到嚴厲限制，人們面臨牢獄之災。對此，民國政府認為傳統新年是封建陋習，通過限制過年活動來阻擋複辟之路。
然而，袁世凱的統治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他于1915年複辟并登基為皇帝，但僅在位八十多天就被推翻。複辟期間，群眾又過了一次新年。随後，中國進入了動蕩的戰亂年代，政權更疊頻繁，各地政權對于過年的限制也不盡相同。直到1928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再次禁止過年的政策得以推行。
禁止過年的呼聲和反對聲
禁止過年的政策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反對。有人認為，傳統新年是群眾慶祝的一種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禁止過年等于消除了人們對于文化的認同和歸屬感。同時，禁止過年對于工商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因為過年是一個重要的商業節點，對于商家來說是一個利潤豐厚的時期。
許多知名文化人和學者也發表了反對禁止過年的觀點。例如，著名文化學者陳寅恪曾在1928年發表《辭官舟行之感慨》一文中，批評了當時政府對于農曆新年的限制，認為這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不尊重。他強調，傳統新年是中國人民的精神信仰，是彌補現代文化中一些欠缺的元素的一種方式，不能随意削減。
此外，許多商人和群眾也積極抵制禁止過年的政策。他們采取各種手段來慶祝傳統新年，包括私下秘密舉辦慶祝活動、在家中祭祀祖先、放鞭炮等。盡管禁止過年的措施一度嚴格執行，但是在群眾的堅持和逐漸改變的政治形勢下，中國人最終恢複了正大光明地過年的權利。
恢複過年的曆史程序
禁止過年的政策最終在1929年被廢除。這一年，國民政府釋出了《頒行農曆年節便民辦法》，允許群眾放假、歇業慶祝農曆新年。這個法令的頒布标志着中國人恢複了正常的過年活動，并且從此以後，中國人可以正大光明地過年，慶祝傳統的農曆新年。
恢複過年的決策背後，既有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尊重，也有政府對于社會穩定和民生福祉的考量。農曆新年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社會意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感，政府最終選擇了恢複傳統的過年活動。
總的來說，禁止過年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是對傳統文化和社會習俗的一種限制和改變。盡管禁止過年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于傳統新年的慶祝，但是通過群眾的反對和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國人最終恢複了過年的權利，保留了這一重要的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