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青報·中青網
無聲的死亡
事情不太妙。6月2日，黃中原的妻子在淩晨驚醒，發現另一個房間正在直播的丈夫躺在地上，身體已經發涼，地上滿是煙頭和瓜子皮，牆角堆着啤酒瓶。1個小時前，黃中原還在直播喝酒，螢幕裡的臉因醉酒漲紅，禮物特效和彈幕飛屏。
黃中原直播的房間。焦晶娴/攝
在趕往黃中原葬禮的路上，主播吳力覺得事情太詭異。這是他近1個月參加的第二場主播的葬禮。上一場黃中原也參加了。沒人想到黃中原會出事。
他們都靠直播喝酒掙錢，有主播一晚上喝10多斤白酒，和他們相比，黃中原喝的并不多。吳力回憶，黃中原多數時間是“陪粉絲聊天”。
黃中原的妻子告訴記者，黃中原死于嘔吐物窒息。
每晚她都會去丈夫直播的房間看一眼，怕他出事。黃中原日常工作是在鏡頭前，大口咽下白酒、生雞蛋、蝌蚪，甚至煙頭。晚上直播喝酒，喝到淩晨兩三點才下播。
5月底，黃中原的妻子一直在醫院照看生病的孩子，隻能通過電話和短信“監視”丈夫。出事前一天是兒童節，黃中原來接妻子和孩子出院。
在醫院旁邊，黃中原習慣性地買了張彩票。他喜歡買彩票，年輕時曾在“快三”彩票上投了幾萬元，沒中過獎。但他仍期待着暴富，“錢比命重要”，他在直播房間牆壁上用粉筆寫上這句話。
傍晚回家，黃中原隻喝了點小米粥就上樓準備直播。因為長期喝酒，黃中原的胃不好，隻能吃些軟的東西，他越來越瘦，174厘米的個子，隻有102斤。
6月1日晚上，4歲的兒子睡前叮囑爸爸，“爸爸你少喝一點，我先睡覺啦，明早我要看見你在我身邊”。
他們住在二層小樓裡，房子是去年黃中原借了30多萬元新蓋的。一層裝修得很精緻，門口的木質秋千是他手工做的，牆上挂的國畫是他畫的，畫上一個孩童悠閑地騎在牛背上。午夜12點，黃中原的妻子和孩子已經入睡。
樓上則是沒裝修的毛坯房，黃中原在其中一間屋子直播。屋裡隻有一張床、一套桌椅和兩盞直播用的燈。
當農田和樹林隐入深夜，黃中原家的燈還亮着。
黃中原的鄰居、一位60多歲的大爺還在睡夢中。他曾在半夜刷到過黃中原的直播，看到黃中原猛灌啤酒，他沒看兩眼就關了，“這東西沒啥價值。為了掙錢不要命了” 。黃中原在村裡名聲不太好，就連不看直播的老人，也知道他吃老鼠。
淩晨4點左右，鄰居大爺突然被黃中原家人的電話叫醒，讓他幫忙找村衛生室的醫生。
“中原不行了”，電話裡說。
沒人能說清楚，黃中原當晚到底喝了多少酒。平台上已經找不到這場直播的截圖或視訊。有粉絲後來告訴黃中原的妻子，黃中原喝了兩三瓶白酒後，有“10多分鐘大喊大叫”，然後直播就終斷了。一名粉絲稱，彈幕裡有人說“打120吧”。但最終沒人打出這個電話。
黃中原出殡那天下着大雨，粉絲和朋友把他的棺木擡上了山。
黃中原畫的畫。焦晶娴/攝
死亡的循環
15天前，吳力和黃中原參加“三千哥”王兆豐的葬禮，主播來了好幾桌，還有人試圖直播。
相比黃中原，王兆豐直播時更亢奮，在圈子裡朋友很多。王兆豐經常在直播中喝醉，他把醉酒也當作表演的一部分。有次喝多了，他躺在灑滿彩色紙片的地上打滾，搖晃着跳舞。粉絲在螢幕上高呼“666”“有兩下子”。姐姐王麗打電話讓他下播，他反而把她拉黑。
5月17日淩晨，在直播中喝下7瓶白酒和3瓶紅牛後，他就一直趴在桌上，随後直播中斷。他平時一個人在鄉下的房子裡直播，妻子帶着孩子在縣城上學。下午被村民發現時，他已經死亡。
吳力回憶，王兆豐性格大大咧咧，為人仗義，笑起來有兩個酒窩。他自稱“網際網路第一能喝”，為了顯得誇張，他用比臉還大的巨型酒杯裝酒，把頭埋進去喝。但他的朋友和家人說，他真實的酒量隻有半斤。
王兆豐生前直播的房間裡，由于擔心擾民，窗戶被全部封死。牆上貼滿了A4紙，上面寫着“我命由我不由天，滅你隻在揮手間！”
他國中畢業就進社會闖蕩，賣過水餃、做過豬腳飯，後來做生意賠了錢，2020年為了還債做直播，有不少“大哥”“大姐”（财力雄厚的打賞粉絲——記者注）給他打賞。
今年年初，王兆豐終于在老家買了套房子。王麗勸弟弟轉行開個小店，“總歸要回到現實生活中來”。但王兆豐已經離不開直播。他過年吃飯時也拿着手機，“走到哪播到哪”。
王兆豐去世後，家人從他的保險櫃裡發現了一沓電話卡。每次被平台封号後，他就用這些新号碼注冊小号繼續播。
去年9月，王兆豐因直播中飲酒過量住進了ICU，診斷結果包括急性酒精中毒、急性胃黏膜病變、肝損害等，直到出事前，他還在喝中藥。
去年出院後沒多久，他又開始在直播中灌白酒。他覺得自己進ICU是因為喝了假酒。一名粉絲回憶，王兆豐曾在直播中說，“做主播光宗耀祖”。
網上流傳着王兆豐生前最後一場直播的截圖，他趴在桌上，彈幕裡有人開玩笑，“直播睡覺月入百萬”。
王兆豐的葬禮上，王麗記得黃中原一直“愣愣的”，盯着王兆豐的照片不說話。她用手指着黃中原，流着淚說：“尤其是你，千萬不要再喝了。”
王麗也看過黃中原的直播。她知道黃中原和弟弟一樣喝酒“實誠”，從不兌水，甚至總是壓着不吐。
“他都點頭了。他都答應我了。”王麗對記者說。
15天後，王麗得知黃中原去世的消息。“聽到這個，我真的挺生氣，好恨他們。”她的聲音微微顫抖。
半年前，江蘇鹽城患肺結核的主播“耀子”去世，也和直播中長期飲酒有關。那時王兆豐也參加了他的葬禮。
沒人知道第一個因直播而死的主播是誰。
2017年11月，高空極限運動第一人、在花椒直播等平台上進行高空表演的“網紅”吳永甯，在湖南長沙華遠國際中心攀爬時墜樓。
2020年6月，沈陽一名“大胃王吃播”王先生在準備直播時突然出現身體發麻、頭暈目眩等症狀，在醫院連續搶救7天後去世。
2021年3月，吃播網紅“泡泡龍”離世，生前體重已達320斤。
2021年10月，網紅“羅小貓貓子”在直播中喝“敵草快”自殺，經搶救無效去世。直播間有網友起哄讓她“喝下去”。
今年5月27日，312斤的網紅“翠花”在減肥訓練營離世。 除了白天訓練，她還會在晚間直播，當着粉絲的面加練。
某直播平台财報顯示，2023年該平台第二季度收入277.44億，平均日活躍人數達3.76億，再創曆史新高。線上營銷服務和直播是主要營收來源，分别占52%和36%。
在巨大的收益面前，一些主播和流量賽跑，直到死亡。
吳力用頭磕爛的紅牛，儲存在冰箱裡。焦晶娴/攝
奇觀的誕生
這些為流量越來越拼命的主播，讓觀衆的興奮門檻值不斷提高。
“那些才藝，什麼唱歌、跳舞軟綿綿的，沒意思”，54歲的雜貨店店主李秀蓮對記者說。她喜歡“狠PK”那股子熱鬧勁，主播聲嘶力竭地拉票，“螢幕上的字唰唰唰往上飛”。她平時看店無聊，就會點進直播間。
主播也會用話術刺激觀衆，“有沒有家人救救我” “大家守一下塔”。
李秀蓮喜歡一位30歲出頭、長相帥氣的男主播，每次聽着對面主播罵得難聽，自己支援的主播不斷求救，“恨不得我上去幫他拉票”。她很清楚主播和現實中的朋友不一樣，“網上有什麼真朋友？但被氣氛帶進去，管他真朋友假朋友，有錢就支援他”。
看到對面主播輸了做懲罰，李秀蓮從不會心軟。有次李秀蓮支援的主播赢了一個女主播，懲罰是喝6瓶水，然後把自己綁在樹上，兩小時不能動。最後那個女主播尿了褲子。
李秀蓮心中閃過一絲内疚。她知道那個女主播是單親媽媽，當時“也有一點心疼的感覺”。但她馬上被滿屏的“大姐威武”字幕，轉移了注意力，“被那個氣氛一帶，啥都忘了”。
接受記者采訪的“狠PK”觀衆中，有人說自己刷禮物就像是“買張動物園門票”，有人把看懲罰當作“壓軸節目”。
他們表示，PK過程中最刺激的環節，是“大哥”“大姐”出手時。巨大的特效占滿大半個螢幕，彈幕清一色的“感謝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威武”，将直播間的氣氛烘托到頂峰。所有人共享“碾壓”和“反轉”帶來的快感。
出手越闊綽的“大哥”“大姐”，平台顯示的等級數字越高。砸錢是最快速更新的方法，一開始更新不難，從1級到10級隻用20多元。從40級到50級，所需金額已經達到了100多萬元。升到60級的人屈指可數，因為需要消費2000萬元。他們被稱為“神豪”。
李秀蓮雖然不怎麼刷禮物，但幾乎每天都看那位主播。花了兩年，主播把她拉入粉絲“家人群”，她覺得“倍兒有面子”。
群裡的粉絲都把“守護主播”當作共同使命，有人說自己月底才發工資，拜托别人“好好守護”。有人開養殖場，說“等我這批豬出了，我來堅守”。為了表達感謝，主播會給群裡的粉絲寄些小禮物，比如家鄉的農産品。
有時刷禮物也是種發洩。一位26歲的年輕“大姐”，半年内刷了120萬元。她的家境很好，不願透露自己的工作，她告訴記者，自己平時工作強度不高，一般都是白天戴着耳機聽直播，晚上陪家人。
心情不好的時候，她看某個主播“長得不順眼”“嘴這麼賤”，就會故意給這個主播的對手上票，為了看他輸了做懲罰。有次直播懲罰是1000票吃一個雞蛋，她讨厭其中一個主播，就給對面主播上了10萬票。
“沒有PK我肯定不會上票”，她承認，“你一旦看了，那種氛圍就像吸毒一樣，會上瘾的。”她覺得看直播就像購物，“有些人不上票隻是因為沒有消費能力，而不是因為理智”。
吳力直播的房間。焦晶娴/攝
賭徒的命運
吳力很感謝那些“大哥”“大姐”。他們決定了自己在“賭局”裡的命運。
每次直播的PK倒計時開始，螢幕一分為二，主播的票數被量化成一道光條，主播也叫它“血條”。在震耳欲聾的音樂中，吳力嘶吼着拉票，劣質話筒“滋啦滋啦”直響。
當PK結束，自己的票數超過對手，“冠軍”二字躍上螢幕，吳力會雙手合十舉過頭頂，喊“謝謝大哥！兄弟們把解氣打在公屏上！”鞠躬時，頭快要低到地上。
每次PK他輸了，做完懲罰，有人佩服，“你也是個狠人，關注你了”。有人譏笑，“哈哈，炸熟了”。有人對懲罰不滿意，“不夠狠，再加20個”。
漸漸地，吳力認為“狠”才能幫他赢得尊重。“我的心理就像那些挑戰冰山的，徒步的。我挑戰的東西，沒人能完成。我完成了，就有一種成就感。”
粉絲的回應讓他更加确信這點。有個經常刷禮物的“大哥”，自稱是某集團老闆，私信誇吳力，“感覺你跟我年輕時一樣，打拼的時候有一股韌勁兒，輸了也不服輸”。
如果不笑，吳力看起來很不好惹。他頭頂有塊拇指大的地方，剛長出嫩肉，他用那裡砸碎過啤酒瓶、磕爛過紅牛罐。肚子上形狀不規則的疤是鞭炮炸的。手臂上有密密麻麻隆起的、煙頭燙的疤痕。
他嚼過玻璃碴，含過鞭炮，刀片劃過舌頭，這讓他失去過半個月的味覺。去年6月，因為把鞭炮夾在耳朵上面，他感覺耳朵裡疼了兩天，去醫院被診斷為耳膜穿孔。
他住在國道邊的一個修車行樓上，貨車的轟鳴和修車的噪音是他直播最好的掩護。
從黃中原葬禮上回來，二女兒的班主任發來資訊，催他交4900元的學費。他一個人拉扯3個女兒，每月要還1萬多元的網貸。即使是大年三十、女兒們的生日，吳力也沒停播過。兩個朋友因直播離世後，每天晚上8點，吳力還是準時開播。
3人最後一次聚會是今年2月，吳力和王兆豐去找黃中原玩。三門峽的高陽山上，風還帶着寒意。吳力看着遠遠被落下的兩個朋友。他們氣喘籲籲。“身體都×××喝廢了”，吳力開他們的玩笑。
在山頂，他們拍了張合照。照片裡，黃中原站在中間摟着他們，吳力和王兆豐在旁邊豎起大拇指。
王兆豐和黃中原相繼離世後，3人的合照廣為流傳。主播群裡有人發語音“@”吳力，“（你）能不能死？新聞還沒過呢”。直播間裡也有粉絲提醒他，“就你還活着，你要注意了”。
吳力經常提到“幾率”，他現在不接喝酒的懲罰，不玩“點單”（粉絲直接出錢指定主播做任務，任務的難度和禮物的價值挂鈎——記者注），他覺得這樣出事的“幾率”會小很多。他現在玩的懲罰都是外傷，“外傷頂多是流血，去醫院包紮一下就行”，他這樣說服了自己。
他用身體，賭一次“天時地利人和”——正好定的懲罰足夠刺激，正好“大哥”“大姐”來了，正好自己的表現讓“大哥”“大姐”開心。錢就到手了。
王兆豐入行是因為做生意賠錢，黃中原讀大專的時候就欠着網貸，吳力是因為網賭欠了70多萬元。
直播是他們的救命稻草，他們想再賭一把。吳力告訴記者，“感覺就像是，即使我隻是國中畢業，我在這裡也能賺到第一桶金”。
2016年作為“直播元年”，中國大陸提供網際網路直播平台服務的企業超過200家。據某家平台官方資料，2018年，中國有超過1600萬人從這家平台獲得收入。
相比才藝和搞笑主播，“狠PK”入行門檻很低，隻需要有一部手機和一具能忍受疼痛的身體。他們管自己叫“網際網路上要飯的”。
《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訊）行業發展報告（2022-2023）》顯示，以直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主播中，95.2%的人月收入為5000元以下，僅0.4%的主播月收入10萬元以上。
為了研究短視訊/直播主播的線上勞動特點，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呂鵬從2015年起關注“草根”主播，和其中的70多位進行過訪談。
他發現，平台背後的隐形機制會讓新主播不斷嘗到甜頭，但絕大多數“草根”主播的成功隻是“昙花一現”，由于缺乏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他們無法持續生産優質的内容。他訪談的部分“草根”主播，直播生命周期隻有幾個月。
從雲端墜落
吳力從沒體驗過當“大主播”的感覺。但他的朋友黃中原從流量的雲端狠狠摔下來過。
7年前，黃中原還是個在鄭州上大專的學生，19歲，美術專業，喜歡搗鼓畫筆和文玩。他家裡至今還存着他曾在學校師生技能大賽中，榮獲素描一等獎的獎狀。
黃中原第一個“小火”的視訊，是在學校的超市裡，他在鏡頭前随手拿起一瓶白酒，一口氣灌下去，再把瓶子放回去。那個視訊讓他漲了幾千名粉絲。
此後黃中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李飛是黃中原的同學，也是他的“攝影師兼經紀人”。李飛覺得，“火燒雞”事件是黃中原人生的轉折點。
那是一條2016年拍攝的視訊，視訊裡，黃中原先把杯中的酒點燃，再蘸取燃燒的酒點煙。“喝杯火酒”，他端起帶火的酒往嘴邊送，手一歪，帶着火焰的酒灑在褲裆上，火苗瞬間上竄。黃中原痛苦地叫着，“快來打！快來幫我！”他慘叫着跑出螢幕。
這段視訊播放量超千萬人次，點贊量五六十萬，讓黃中原漲了幾十萬名粉絲，賣假鞋、賣二手組裝機的紛紛找他打廣告，好友申請能翻幾頁。
李飛說，這其實是一場預料之中的“意外”。
着火是計劃内的，第一次拍攝，火苗打一下就滅了，“要的不是這個效果”。第二次拍攝，由于褲子上灑了兩次酒，火勢開始不受控制。由于事先穿了防護的褲子，黃中原的腿沒事，但火苗把他的肚子燒傷了一大片，他在醫院躺了兩天。
但這讓黃中原覺得“很值”。“火燒雞”事件後，他有了名氣，1個月最多能掙5萬元。
他對自己越發狠了，李飛說：“他對我說過，攝像頭一開，給他什麼他都吃。” 黃中原在鏡頭前吃下過生鴕鳥蛋、活蠍子、蝌蚪、老鼠。
有次他把燃燒的煙頭都吃了。“是鐵粉就輕按兩下，輕按兩下輕按兩下再輕按兩下。”他在鏡頭前表情痛苦地說着。
不到半年，因為直播内容違規，黃中原被平台多次封号。
幾年下來，黃中原沒存下什麼錢。有時候一晚上賺的錢還不夠買酒。
李飛回憶，黃中原對錢一直沒什麼概念，“具體怎麼花的我也不知道，就是還網貸，然後吃吃喝喝，玩老虎機”。大學的時候，黃中原買蘋果手機、請朋友吃飯，借了不少網貸。
去年蓋房子的時候，黃中原隻湊出1萬多元，借了30萬元的貸款。
呂鵬發現，自己接觸的大部分“草根主播”，都會堕入到“掙錢-揮霍”的循環。其中一些是初高中剛畢業，很早接觸短視訊，沒有金錢的概念。“有人說他1個月十幾個‘W’（代指“萬”——記者注），但絕大部分都揮霍了。錢來得快，去得也快。”
呂鵬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底層氣質讓這些主播火起來，但最終也會制約他們的發展。
其實黃中原不喜歡喝酒。有時他會大半天都趴在畫紙上。他也拍過不喝酒的視訊。他拍過自己炒家常菜，做過旅遊照片的集錦，拍過自己在衛生紙上畫的西遊記人物。他還拍過搞笑段子，坐在公共汽車上，頭上戴一塊榴蓮皮，腳踩在磚頭上，一副視死如歸的表情。黃中原的妻子回憶，“他感覺沒有流量，沒有人欣賞”。
在他做菜的視訊下面，有人評論，“關注你是因為喝酒，美食部落客取關了”“你絕對在備孕”“贊沒有原來多，不反思一下嗎”“用酒熬的粥吧”。
後來，他的視訊封面又變回不同度數、包裝鮮豔的劣質白酒。
成為“狠人”
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學者董晨宇把直播行業比作“黑洞”，對于主播來說，“不斷地吸引他們，管理他們，規訓他們”。
他曾經在一個平台對多位女主播進行過1年的觀察研究，他認為直播背後的“非道德經濟”傷害的是從業者的價值觀。這種傷害是隐形的，被短期的盈利所掩蓋。
3年前剛開始直播的時候，吳力還會因為緊張結巴。那時他不怎麼懂網絡，常年在新疆的戈壁灘上開貨車，滿眼都是黑色的山丘和沙土，沒有草，也沒有信号，打電話要爬到半山腰。他們跟着工地跑，空閑時就打鬥地主，或者把礦泉水瓶蓋裡塞上紙片，做成象棋。有次他在工地上受了傷，在病床上休養期間接觸了網賭，欠下了七八十萬元的網貸。
他四處打聽賺快錢的方法，朋友讓他試試直播。
吳力開始每天都發一個喝酒的短視訊，混着雞蛋喝，混着料酒和油喝，或者跑到富士康門口、在下班的人流中喝，“想各種方法博流量”。
不到1年，吳力一次能喝下的生雞蛋，已經從20個漲到了250個。
接着是學習“拉仇恨”，PK時兩個主播罵得越兇，“大哥”“大姐”越有上票的欲望。
他還砸壞過空調扇、吊燈、新買的發财樹。他也不想砸，但他沒有話語權。懲罰是“大哥”定的。
他的冰箱裡還堆着幾十個砸開了口的紅牛，他不舍得扔，“一罐6塊錢呢”。除了自己喝，他把破的口子朝上，裝回箱子，送給親戚和朋友。他不好意思說是自己砸的，别人問起就搪塞說，“買來就是這樣”。
在現實生活中，吳力很害怕熟人問起他在做什麼。
他讓女兒在父親的職業那欄寫“農民”。一次他去信用社辦理貸款業務，業務員認出來了他，問他是不是那個很能喝酒的“網紅”，他連忙否認。
他幾乎斬斷了所有社會關系。他白天睡覺，晚上直播，很少出門。
戈壁灘上開貨車那種和世界“脫軌”的感覺又回來了。吳力已經很久沒回過家，連續3年，過年他都一個人在出租屋裡開着直播包餃子。
因網賭欠債後，吳力到處借錢，親戚都對他避而不及，妻子和他離婚。于是他離開家，在縣城租了房子專心做直播。走前，他在父母面前重重磕頭，“不掙到錢，就不回家”。
他躲進了直播，直播也讓他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遠。吳力有時會去以前買的宅基地看看。那是他原本準備蓋房子的地方，現在被拿來種菜，黃瓜、苋菜、小青菜在太陽下炙烤。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他希望直播能把他帶出賭博的陰影。事實證明，直播确實幫他還了一些債，但也讓他的生活陷入了新的陰影。
現在吳力害怕回家，害怕親人問詢的眼神，以及鄰裡間的閑言碎語。有次他開車離開，從後視鏡裡看到鄰居對着他指指點點。侄子曾經在直播間舉報過他，村裡的小孩用他的網名編順口溜，“跟着××混，三天餓九頓”。
吳力的父母都是農民，兩個老人操持15畝地，收完西瓜，淩晨3點就要推着三輪車上村口賣。歇不了幾天，又要收胡蘿蔔了。
吳力的母親是個大嗓門，60多歲了，她回憶，吳力回來總帶着一身傷，有時還要借父母和親戚的身份證注冊小号。即使是這樣，她還是覺得吳力是個“好兒子”，相信他“遲早有天會回頭”。
女兒們也覺得吳力是“好爸爸”，雖然吳力平時邋裡邋遢，白天眼睛總是困得睜不開。吳力周末都會帶着女兒下館子。他從來不在女兒面前罵人。他會坐在女兒旁邊，監督她們寫作業，雖然不一會兒就睡着了。
直播奪走了吳力的睡眠和大部分的精力，很多事情他無力改變。他的小女兒隻有4歲，平時是爺爺奶奶帶。二女兒上國小四年級。
大女兒上初二，最懂事，也最擔心他的身體。有時候吳力賬号被封停播，她會很開心，“至少不用再受傷了，也能好好休息”。
大女兒睡得淺，她知道，一缺錢，父親的直播時間就會拉長。去年有段時間，她的學費很難湊齊，父親淩晨5點才下播。她的目标是努力拿獎學金，雖然隻有幾百塊。
吳力最怕女兒們看到他的直播。剛開始，吳力會在直播間裡叮囑，“在看的不管南南還是甜甜，早點睡”。後來“活兒”越來越狠，他專門檢查過女兒們的關注清單，以防她們看到自己。
平時吳力在客廳直播，他會關上女兒們的卧室門，叮囑她們不要出來。如果她們出來上廁所，吳力就立刻停下直播。
這隻是種心理安慰，嘶吼聲和鞭炮炸開的聲音還是能傳進卧室。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二女兒捂住耳朵，笑嘻嘻的，預報着鞭炮響起的次數。這是她玩過多次的遊戲。
但在父親面前，她們裝作不在意，因為不想給父親壓力。有一次吳力下播後過來看她們，他的胳膊用紙巾纏了一圈，已經被血染透。吳力走後，小女兒才哇的一聲哭出來。
小女兒有次忍不住，哭着對吳力說，“爸爸，你别喝了呗”。吳力的眼淚瞬間落下來。
家人的哀求撕扯着主播的心。董晨宇訪談的主播中，很多是單親媽媽。一位主播告訴董晨宇，她平時在兒子熟睡後，才在客廳支起手機直播跳舞。不到半年她離開了這個行業，因為兒子對她說：“我睡覺的時候，你能不能不在外面跳了，能不能陪我一起睡？”
“當時她說這話我眼淚都下來了，因為我也有孩子。”董晨宇說。
對于主播來說，平衡兩個世界的生活并非易事。董晨宇認為，即使主播将經濟收入作為從事這一職業的原始動機，但當工作和私人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他們很難消解和平衡這種失調帶來的不道德感。
貓鼠遊戲
王兆豐去世後，吳力在某個平台被封了6個号。黃中原去世後，吳力被某個平台“永久封禁”，俗稱“封臉”。 這家平台針對高頻飲酒主播進行人臉黑庫識别，防止封禁後大小号替換等行為。
吳力隻能換一個平台播。不過現在喝酒行為被平台集中治理，不管是哪個平台，隻要有酒瓶出現，或者有人說出“酒”相關的字詞，直播很快會被終止。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研究平台經濟與網紅文化的學者林健發現，目前短視訊/直播平台常見的内容監管模式是，惡性事件出現，政府出台檔案，平台積極執行。
出于“資料就是貨币”的商業邏輯，一些平台初期會遵從“擦邊球政策”，對于一些新興的、帶來一定流量、盡管有潛在問題但尚未“暴雷”的内容，采取默許的态度。一旦問題暴露，政府出台禁令、社會輿論壓力增加，平台則會轉過來打壓此類内容。
吳力也從不斷變化的賬号封禁時長中，感受到了環境微妙的變化：3年前違規隻是封1個月，後來則延長到1年、兩年，現在則是“永久封禁”。
呂鵬在和主播們的訪談過程中，發現幾乎所有主播都叫平台“官方”，這種稱呼非常明顯地将平台視為“官”，将自己視為“民”。
但這種管理并非強制性，雙方圍繞各自利益不斷博弈。注冊成為主播前，使用者都要閱讀《直播行為規範》，吳力也看過，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觸碰這些東西”“經常違規”。
于是主播和平台間的“貓鼠遊戲”成為常态，主播們有各種方法逃過監管，比如花錢買一個營業執照，用來注冊“傳媒号”“企業号”，就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證新增賬號。一些被“封臉”的主播，還會選擇戴着面罩、口罩繼續直播。有人1年被封過30多個号，但還在直播。
也有人因為封号放棄直播。2020年，吳力的師傅顧武粉絲量創新高，結果被永久封禁，“心态直接崩了”。顧武去其他平台拍“正能量視訊”，挨家挨戶送米和油，在視訊下面挂小黃車賣貨，但“不掙錢，開銷太大”。幹了1年，賬号解封，他又繼續回來玩“狠PK”。
多位專家接受采訪時表示，事實上，平台從未停止探索内容稽核的最優解。在某平台，一個播放量超過200萬的視訊，至少經過四層稽核。
政府監管部門也在不斷完善直播行業相關的政策檔案。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至2022年，近7年來國家出台了近20份涉及主播的政策檔案，劃定準入門檻、建立黑名單、築牢合規底線，規則不斷加碼。
林健認為，目前仍延續着“出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處理模式，監管具有滞後性。平台企業往往會迫于公共壓力出台臨時性治理措施，平台成為政府政策的被動執行者，而政府檔案不可能面面俱到、囊括一切管理細則。
另一方面，當平台成長為小型社會，過于龐大的身軀，讓毫無死角的清掃成為幻想。《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訊）行業發展報告（2022-2023）》統計，截至2022年，大陸主播賬号累計開通超1.5億個，大陸網絡直播使用者規模達7.51億，占整體網民的70.3%。有報告估計，全球每日上傳短視訊超4億條。
國外一篇探讨内容審查智能化的論文指出，目前各大平台面臨的内容稽核的困境，是平台“不惜一切代價增長”的發展心态必然帶來的後果。
“一些平台确實是太大了”，作者在論文中強調。
人生理想
進入新平台，吳力花了1個月，也沒漲回原來的粉絲量。
為了吸引流量，他隻能讓懲罰看起來更狠一些。原來磕紅牛罐，要磕七八十下才能磕爛，現在他最快5次就能磕爛。不過他的頭也越來越不經磕，原來磕8個罐子頭才會流血，現在磕1個就會流血。
吳力回憶自己有次因為封号換平台，為了快速積攢人氣，打了一場“從沒有人打過”的“生死局”：一次喝下5斤白酒，250個雞蛋。
當時的對手是個叫倪小天的主播，1年後，吳力聽到了他的死訊。
有次倪小天線下見了在直播間常給他打賞的“大哥”，吃了頓飯，又被帶去酒吧，線上下接了點單，定的任務是喝酒。喝完他躺在卡位上睡覺，徒弟在旁邊直播。過了一會兒，徒弟一摸，人已經沒氣兒了。
那是吳力第一次聽說主播圈裡有人喝死，他雖然感到震驚，但他不認為“大哥”有什麼錯，“現在（幹這行）久了，沒什麼事兒不能了解。每個人的發洩方式不一樣。隻是我沒錢”。
吳力每天一睜開眼，想的就是直播賺錢。他的人生兩大目标是，買套房，然後買一輛奔馳車，“一定要大标的”。
他的手機鈴聲是“沒活成想要的樣子”。他開的舊車是10年前買的，車上震耳欲聾的DJ音樂中，網紅叫嚷着，“輸不起你就不要輸，死不了你就站起來！”
他認為，混出名堂、賺到了錢，才叫“站起來”。
兩個朋友離世後的那個月，他一晚上賺四五百元，少的兩三百元，但上個月好的時候能有三四千元。他認為隻要繼續播，就能複制賺幾千元的那個時刻。他從沒想過回去開貨車，“直播賺快錢賺習慣了”。
董晨宇分析，這種心理就像“抽彩票”，收入不穩定帶來的“願景”，是吸引很多人從事這個行業的原因。對于主播來說，“不穩定”的另一面就是“有希望”。很多主播并不會轉型或學習新技能，而是隻想就這樣賭下去，等待下一個被流量砸中的機會。
吳力曾經做過老家的蔬菜産地代辦，幫着鄉親們聯系外地客商，他也想過做助農主播，但一直不敢踏出第一步。理由有很多，包括“水很深”“我沒有管道”“風險太高”。
在他看來，“狠PK”的技術含量就沒那麼高。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有直播公會、MCN機構或主播孵化機構提供“PK節目效果”“10分鐘PK怎麼打”等教育訓練課程，有的還教“刺激”玩法。還有人釋出“怎麼通過PK要到大票”“直播間PK遊戲懲罰大合集”等經驗帖，并教授主播維護和“大哥”“大姐”的關系。
林健認為，平台作為一個生态集合，使用者、創作者、MCN機構等多元主體目前并沒有積極參與到平台治理中。他希望平台和社會力量可以向“草根”主播提供一些資源，幫助他們通過更積極健康的方式實作盈利和自我表達。
吳力把希望寄托在女兒們身上，準備明年帶她們去北京的大學轉一圈。
“你爸這輩子算廢了，你們要好好學”，他常跟女兒們說。現在他最樸素的願望就是好好睡一覺，“等還完債，我要大睡3天！不直播，不看手機，睡醒就吃，吃完就睡”。
“這個行業是糟糕的，但這些人隻是普通人”，董晨宇在結束調研後這樣總結。
最近，一批年輕的新主播也來到平台，找吳力當對手打“PK”。和當年的吳力一樣，他們愣頭愣腦的、弄不懂規則，又野心勃勃。
面對他們的挑釁，吳力隻是寬容地笑笑，讓自己的粉絲們幫他們點贊、關注。
他知道他們會碰見什麼。他希望他們的路不再那麼難走。
（文中王麗、吳力、顧武、李飛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