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趙孟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自2013年7月上線至今，經過10年擴容，中國裁判文書網累計公開裁判文書1.3億餘篇，不僅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裁判文書庫，也被視為中國司法改革和司法公開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但近年來，随着每年裁判文書公開數量不斷下降，登入方式愈加困難，公衆對中國裁判文書網能否繼續堅持公開釋出裁判文書的疑慮也在加深。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釋出另建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通知以後，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地位愈發尴尬。
10年來，裁判文書公開不僅成為一種慣例，也已經寫入多部法律法規，成為制度。即便如此，這個全國四級法院與普通群眾共享的資訊公開平台，如今也不得不迎來重大制度性調整。中國裁判文書網未來命運如何？值得深度關注。
上線：裁判文書公開提高司法透明度
裁判文書公開是司法公開的重要方式，中國最早提出公開裁判文書可以追溯到1997年。
時任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馬艾地向社會公開宣布，凡年滿18周歲的大陸公民持合法有效證件，可以查閱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已經審結案件的裁判文書。這的中國法院首次嘗試對裁判文書公開。
此後十多年，有關公開裁判文書的改革建議雖然不時出現在司法改革檔案中，一些地方法院也曾嘗試公開，但全國範圍的改革進展緩慢。直到2010年，最高法才第一次通過規範性檔案，對裁判文書公開提出要求。
2010年11月，最高法制定《關于人民法院在網際網路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要求“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可以在網際網路公布”，并規定了4種除外的情形。該規定還明确，人民法院在互網聯公布裁判文書，應當自裁判文書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
當時尚無全國統一的公布平台，各地法院通常在本機關網站、中國法院網裁判文書欄目、媒體等途徑公布一些裁判文書，且公開的數量較小。
2011年，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譚炜傑在人民法院報發文指出，目前裁判文書的公開多是依靠法院自身的推動或者上級法院的要求，并未形成統一的裁判文書公開制度。少數法院制定的相關制度隻是法院的内部規定，内容不統一，有的并沒有強制限制力，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層面。
此外，公開的裁判文書多數經過了篩選，且以中級以上法院公開的裁判文書為主，基層法院和有關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的案例公布較少。譚炜傑建議，從長遠來看，應當由國家設立專業的全國性的大型法律資訊資料庫網站，集中公開法院的裁判文書，以利于同國際接軌。
從世界範圍看，裁判文書公開是現代法治國家的主流。比如，英國《最高法院資訊公開方案》明确了裁判文書公開，英國最高法院案件分為審理中與審結案件，審理結束後将立刻（immediately）在官方網站上公布案例。
2011年12月30日，最高法召開司法公開工作上司小組第一次會議，提出制定建立全國統一裁判文書網的工作規劃。
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推進權力運作公開化、規範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此後，人民法院司法公開工作駛入快車道，司法公開的内容不斷豐富，方式不斷創新。
此後，最高法開始推進審判流程、庭審活動、裁判文書、執行資訊四大公開平台建設，将司法公開覆寫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各領域、各環節。四大公開平台中，裁判文書的公開最為公衆熟知。
2013年3月，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全國兩會上作工作報告時明确提出，要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建立裁判文書公開制度。當年7月1日，面向全國所有法院的統一公開平台——中國裁判文書網正式上線。盡管首批公布的生效裁判文書隻有50份，但這已成為大陸裁判文書公開制度邁出的重要一步。
最高法随後回應媒體關切時稱，裁判文書上網公布有助于提高司法透明度、保障公衆知情權、強化司法監督。其次，這種做法有助于進一步提升辦案法官的業務素質，每一份文書都将接受人民群衆的檢查和評論，法官就必須更加謹慎地對待每一個案件的審判，主動提高業務水準。
最高法還表示，裁判文書上網公布不是一項可有可無的附帶性工作，也不是特定時期的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重要的日常工作，一項重要的法院工作制度。一些社會關注度高的熱點案件，公衆對于公布裁判文書有着更為強烈的要求，裁判文書的及時、有效公布，能夠消除各方質疑，切實提升司法公信力。
四川省一位縣級法院法官告訴界面新聞，中國裁判文書網剛上線時，一些法官對此感到擔憂，“即便沒有其他因素，因為個人認識差異導緻同案不同判的情況也存在”，法官們擔心司法文書公開後造成負面影響。
他表示，最開始時，一些“拿不準”的案件，法官并未上報，而法院對法官個人也沒有公開裁判文書的考核要求。在他的印象中，在公開數量最多的年份，他所在法院公開的裁判文書，大約能占到總數的70-80%。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了“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會議閉幕第三天，最高法就讨論修改了《關于人民法院在網際網路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
該“規定”要求，除了涉及國家機密、未成年人犯罪等4類情況外，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應當在網際網路公布。最高法要求，除了例外情形外，其餘裁判文書應當在生效後七日内統一上傳至中國裁判文書網。這被解讀為，“公開是常态，不公開是例外”，獲得輿論廣泛好評。
雖然新規從2014年1月1日實施，但2013年12月31日，上自最高法，下至基層法院，全國各地法院都紛紛向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傳裁判文書，甚至一度造成網絡擁堵。許多法院在上傳裁判文書後，還通過微網誌告知公衆，提醒查閱。
現狀：近三年文書公開資料下降明顯
上線後，中國裁判文書網的資料庫迅速擴容。界面新聞梳理2013-2023年每年全國兩會上最高法的工作報告發現，前5年，有關裁判文書公開和裁判文書網的建設情況，一直是工作報告頻頻提及的内容。比如，2015年的工作報告提到，“加大在網際網路公布裁判文書力度，建成世界最大的裁判文書網”。
公開資訊顯示，2014年，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超過20萬份裁判文書，2015年更是突破了100萬份。2016年，中國裁判文書網改版，增加公開5種民族語言裁判文書，提供全網智能化檢索服務。此外，中國裁判文書網手機用戶端也于2016年8月30日上線。
2016年，《人民法院在網際網路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三次修訂。時任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學文介紹，此次修訂本着“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精神，确立了“依法、全面、及時、規範”的裁判文書公開原則。除确實不宜公開的内容外，人民法院作出的所有裁判文書均應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這從制度層面確定了“上網為原則、不上網為例外”。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最高法釋出工作報告顯示，裁判文書網的開通，被認為是過去5年司法公開取得重大進展的成就之一。這份報告提到，最高法堅持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将司法公開覆寫法院工作各領域、各環節。當時，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文書已達4278.3萬份，通路量達133.4億人次，使用者覆寫21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書資源庫。
2018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釋出“全國法院司法公開第三方評估報告”，這是最高法首次委托第三方機構開展司法公開評估。本次評估對受評法院2017年1月1日至6月30日結案的總計924859件案件的文書上網情況進行了跟蹤分析。發現裁判文書上網率總體較好，截至2018年10月24日，上述案件有19家法院的案件上網率超過80%。
不過，問題依然存在。該評估報告指出，部分法院裁判文書不上網審批管理仍需進一步規範，部分法院不上網裁判文書資訊項的公開工作有待加強，部分裁判文書公開及時性有待提升等。此後不久，最高法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的意見》，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不斷拓展司法公開的廣度和深度，健全完善司法公開制度機制體系。
多年來，中國裁判文書網司法資料庫為法律、新聞等相關專業領域人士提供了重要幫助，也逐漸成為公衆查詢和參與司法監督的重要工具。
“幾乎每一個案件都會先檢索當地法院的同類判決。”北京某律師事務所一位律師告訴界面新聞，律師界對裁判文書網的依賴度非常高，由于法條是“抽象的”，同一個案子，在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的判決下，結果可能有很大不同，因而當律師接到一個案件，通常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管轄法院對同類案件的判決，并據此撰寫訴狀和代理意見等。
在新聞界，每次遇到突發事件，通過檢索涉事機關和人員的涉訴情形，已經成為記者的“正常操作”。對于某類案件的深度報道，記者往往也需要依靠在裁判文書網檢索大量同類判決進行分析。此外，裁判文書網公開的某些典型個案，也經常被媒體捕捉到，經二次傳播後引發公衆熱議。
但是，界面新聞發現，從2019年開始，最高法工作報告中對“裁判文書”公開的提及次數逐漸減少。2020-2023年的三年中，最高法工作報告僅在說明裁判文書公開資料時，提及一次“裁判文書”。
最高法并未公布每年公開的裁判文書準确份數，但在每年兩會工作報告中，會提及截至當年2月（注：2020年因兩會延期，資料截止當年4月）累計公開的裁判文書份數。界面新聞統計了2014-2023年十年間最高法工作報告公布的裁判文書資料發現，每年新增公開裁判文書呈現先增長，後逐漸下降的趨勢，尤其是2020年以後，新增公開裁判文書份數下降趨勢明顯。
統計資料顯示，從2014年到2019年，每年新增公開的裁判文書數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特别是從2016年開始，每年新增公開的份數超過了900萬份。在2020年，新增公開的份數達到了峰值，為2813萬份。然而，從2021年開始，每年新增公開的裁判文書數出現了下降的趨勢，特别是從2021年到2023年，每年新增公開已降至1000萬份左右。
對于裁判文書公開數量的下降，外界分析或與近年來某些判例公開後，頻繁讓有關方面陷入被動有關。2021年3月，一份“江蘇女輔警對7名公職人員‘性敲詐’被判13年”的判決書出現在網絡，這份判決由江蘇省灌南縣人民法院作出，被公布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經過媒體報道和進一步挖掘，引發輿論熱議。幾天後，灌南縣人民法院以“一審判決未生效”為由，将這份判決書從裁判文書網撤下。
對此，前述縣級法院法官認為，某些判例被公開後引發輿情，屬于公衆參與司法監督的正常現象，也是建立裁判文書公開制度的初衷，不應該将其視為負面影響或“洪水猛獸”。面對輿論質疑，涉事機關依法依規回應即可，而不應該退回到司法公開制度建立之前。
改革：裁判文書公開制度向何處去？
202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資訊中心主任許建峰在新聞釋出會上介紹，截至2022年9月，中國裁判文書網已累計公開裁判文書1.3億餘篇，通路量超過900億次。
即便成績如此耀眼，也難掩近年來中國裁判文書網面臨的新增公開資料下降局面。與此同時，查詢裁判文書網也越來越“麻煩”。按照網站架構，最初注冊登入即可查閱，到後來增加了核驗身份證的要求，最後又發展到需要人臉識别才能通路。同時，網站無法複制，下載下傳困難，經常卡頓等問題，也給公衆查詢和使用裁判文書憑添了諸多困難。
“既然是公開，就不應該設定查詢障礙，”上述北京某律師事務所評論稱。
更大改變随即到來。據财經雜志報道，近日，一份《關于建設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通知》在網上流傳。該通知顯示，最高法拟于2024年1月上線運作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并明确了其應用範圍，僅支援全國法院幹警在内部專網查詢檢索裁判文書。記者從不同層級法官處證明，最近接收到了該通知。
此外，《财經》還從多位不同省份的進階人民法院人士處了解到，最高法也在同步籌建“人民法院案例庫”，供各級法院、廣大法官使用，并适時、以适當方式對外公開，供社會公衆使用。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已經運作10年的情況下，為何要另建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人民法院案例庫”又是何種定位？三個資料庫之間是分工不同、互為補充？還是将形成替代關系？
截至目前，最高法尚未公開回應此事。界面新聞多次緻電最高法，其電話無人接通。
而據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發文透露，從2023年8月開始，各地法院已開始要求判決文書原則上不公開不上網，之前在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判決書等也開始大量下線。
最高法另建裁判文書庫的消息引發了法律界熱議。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近日，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是以“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制度研讨”為主題舉辦了一場圓桌會議，多位專家學者就中國裁判文書網相關問題積極建言獻策。
與會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回憶，2000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在法制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豆腐塊”的文章，題目叫《裁判文書上網》，當時是網際網路的第一波熱潮，他的想法是，最高法應建一個網站，各級法院把文書都上傳到這個網站，分門别類，統一公布。
後來，他也帶着學生專門就裁判文書上網情況作了兩個比較深入的研究和調查，調查報告發表在《中國法律評論》上。“2019年，當裁判文書上網面臨越來越多壓力的時候，我還寫過文章為最高法院加油，文章的标題就是《裁判文書上網，一件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事情》。”何海波表示。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公開發文表示，裁判文書公開，在短期内的确是帶來一些問題，包括被發現衆多同案不同判的現象，進而影響司法的公信力，“但此類問題難道不應該通過直面的方式去解決嗎？我不相信，通過不讓人看到此類現象，就可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這不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
勞東燕認為，司法本身屬于裁斷性的權力，除特殊情形外，對案件事實、裁判結果及相應理由加以公開，原是司法的必有之意。隻有這樣，才能通過個案的處理，向公衆傳達法規範作為行為規範的一般資訊，進而避免類似的糾紛反複出現并不斷湧入司法系統。換言之，通過法律的社會治理，隻有通過法條與相應裁判的公開，才能有效地實作。
近年來，裁判文書公開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慣例，也逐漸融入相關立法工作中。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中，都有提及公開裁判文書的條文。
比如，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公開審理或者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一律公開宣告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
此前在2015年12月，周強在最高法英文網站暨新版中國裁判文書網開通儀式上表示，中國裁判文書網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一項重大工程，在樹立司法權威、規範審判工作、加強法治宣傳、建設國家誠信體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周強指出，要以此次改版為契機，進一步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充分發揮好裁判文書網各項功能，服務法官審判執行工作，統一裁判尺度，提高司法質效。要依法及時公開應當公開的裁判文書，讓社會公衆客觀全面了解案情，切實維護司法權威，提升司法公信力。
12月19日，勞工日報旗下中工網發表評論員文章《裁判文書網何去何從，最好有個公開回應》稱，最高法作為維系社會公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國家審判機關，對于社會輿論熱點的反應冷淡一些，遲緩一些，是可以了解的。或許，有關方面正在等待一個成熟的适當的時機，再來公開回應人們對裁判文書網的關切。
“支援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與加強司法公開和司法制約監督，一體兩面，并不沖突。是以，面對輿論聚焦和公衆檢視，不可一味輕視無視，更不可放任輿情發酵。唯有适時公開回應，積極解疑釋惑，主動赢得支援，形成良性互動，方為明智之舉、上善之策。”該評論文章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