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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秀才劉寶珊有三子，大哥劉半農，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二弟劉天華、三弟劉北茂，在中國近代和現代的音樂領域頗有造詣。
其中，大哥劉半農作為家中長子，承擔的責任可謂從小就是被安排好的。比如年僅11歲，就已經被議了親；
再比如1916年時，劉半農的妻子朱惠生産千金後，卻隻能對外宣稱男孩。其實，劉半農和妻子朱惠并不重男輕女，但時代所迫，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們隻能對外宣稱生産的是男孩。
“公費留學，堅決帶上妻女”
相較于陳獨秀、胡适等人，同時期内，劉半農的名号似乎沒有那麼響亮，不過他确實是貨真價實的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
彼時，劉半農應陳獨秀邀請，進入北京大學擔任國文教授，促進了白話文的教育改革。
由于劉半農是在秀才父親劉寶珊的教育下成長，是以他明白文言文的學習除了修身養性，對亟需改革的當代作用并不大，是以他不遺餘力的以白話文授課，一點一滴的扭轉彼時青少年的思想境界。
對于他新型的教育模式，陳獨秀、胡适、魯迅等人極力推崇，起到很大的影響力。
到1920年時，劉半農獲得了公費留學的資格，需要先後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進行學習交流。
但當時劉半農已有妻女，他深知自己的家庭重男輕女，而這一點，也是他将大女兒對外宣稱男孩的真正原因。
思考再三，還是不願将妻女單獨留在國内。于是索性帶妻女一起奔赴歐洲。
他隻有一個人的留學經費，僅憑此在消費高的歐洲養活一家人，可見有一定難度。
這時，妻子朱惠提出去餐廳打工，雖然掙得少，但聊勝于無。
可，文人有傲骨。即使已經捉襟見肘的生活水準，他依然沒有同意。與此同時，他開始接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以此賺點外快；他也持續給國内雜志投作品，有時是詩歌，有時是小說，不論題材，隻為稿費。
日子雖然勉強過得去，但随着妻子再次懷孕，經濟壓力無形中更大了。
劉半農考慮到法國的消費水準，可能略微低于英國，于是他果斷暫停英國倫敦大學的學習，轉而進入法國巴黎大學。
但不從根本上改變的貧窮，不論轉移到哪裡，都得不到改善。
劉半農很擅長苦中作樂，當時國内的局勢瞬息萬變，他不敢想象如果把妻女獨自留在國内，他會有多揪心。
懷胎十月後，妻子朱惠順利生産一對雙胞胎，兒子取名劉育倫，二女兒取名劉育敦。
一家三口更新至一家五口，妻子朱惠給他提供了無盡的情緒價值，生活雖然貧苦，但有一家人患難與共。
也正是在那段時期，劉半農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其中還創造出了一個字典之外的新字“她”。
彼時的中國，“他”不分男女，但在英文中，男女有别，性别有明顯的區分。
劉半農認為，女性也應該有屬于自己的特指，為此，他特地與胡适、周作人（魯迅的弟弟）寫信商讨，周作人思考一番，提出“伊”來代指，部首是“人”，意義也能表明女性的婉約。
胡适提出的更為通俗“那個女人”，但劉半農都一一否決。
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他預測，“伊”一定不會被大多數女性接受；至于“那個女人”，不符合意境，甚至于有點不尊重。
又翻閱諸多古籍後，劉半農最終一錘定音——造字“她”。不料，“她”一經問世，直接被當時的女性罵了3年！
20世紀初，識字的女性寥寥可數，比如中國第一位女考古學家曾昭燏、建築學大師林徽因、時任《大公報》第一位女編輯的呂碧城等，在當時都以“先生”為尊稱，寫的時候自然也是“他”。
“她”的橫空出世，惹得一衆年輕女學生義憤填膺，畢竟部首為“女”的字，還有“奸”“嫩”“奴婢”等……
對此，劉半農沒用太多的語言辯解，而是創作了一首詩作回應。彼時，劉半農帶領一家人，正站在回國的海輪上，既要充滿文學性，又要兼顧“她”的場景設定，必須完全契合女性的美——《教我如何不想她》應運而生。
詩作已經刊登，一衆女學生們啞了火。而後，被順利編入字典。
後記
可惜，劉半農回國後的第十年，也就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在研究《中國方言地圖》時，深入綏遠、内蒙一帶實地考察，不幸染上“回歸熱”，僅堅持了一個月，就逝世在了北平，年僅44歲。
後來，有人評價劉半農先生是民國最忠貞的男人。但我們同樣要銘記。劉半農先生也為女性崛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