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中國公共關系發展大會在北京召開，今年大會的主題為“公共關系服務高品質發展”。
如何了解高品質發展？公共關系如何有效助力高品質發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在主旨演講中表示，推動高品質發展，關鍵在科技創新。在他看來，加快實作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激烈的國際競争中，我們要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從根本上說，還是要依靠科技創新。”
王一鳴表示，高品質發展是一場大考，各地方各行業都要努力考出好成績，公共關系一定會在推廣地方和行業科技創新和高品質發展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
南都記者關注到，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在總體要求中提及“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明年圍繞高品質發展的九大重點工作中，“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位居首位，會議部署的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也突出了對于“科技創新”的支援。
12月16日，中國公共關系發展大會在北京召開。
科技革命讓中國前所未有進入相對前沿地帶
世界大變局“變”了什麼？王一鳴分析，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迅猛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
他認為，目前科技革命的主線是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網絡互聯的移動化、泛在化；資訊處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計算技術的高能化、量子化。
這場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各國競争力的消長和全球競争格局，也在改變中國和世界的互相關系。國際分工有着“中心—外圍”結構，中國從“外圍”到現在前所未有地進入到相對前沿的地帶。
科技革命也對産業生态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先進的傳感技術、數字化設計制造、機器人與智能控制系統等日趨廣泛應用，人機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改變原有産品的規模化、集中化、标準化的生産方式，現在分布式個性化定制，無人工廠、“黑燈工廠”越來越多。
如今，人工智能又掀起新的浪潮，ChatGPT正在以強大的文字處理能力向各個領域滲透。這種人工智能以後是基于網絡互聯的人工智能，會推動自主學習、人機協同、增強智能和基于網絡的群體智能，這對各個領域的影響将會遠超想象。
上海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這是2023年11月29日在上海科技創新成果展上拍攝的機器人展品。 新華社記者 方喆 攝
面對美國“小院高牆”，必須在科技創新上有所突破
國際力量調整方面，最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王一鳴表示，中美博弈競争核心也是科技競争。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争對手，不惜成本和代價對中國進行圍堵和打壓。如今美國意識到全面脫鈎是不現實的，現在拜登政府的基本戰略是“小院高牆”，守住小院砌築高牆，“小院”即關鍵核心技術，“高牆”就是劃定明确的戰略邊界，采取更嚴密、更大力度的舉措對華科技進行封鎖。
過去兩年美國出台的一系列法案都與此相關。其理念是要在關鍵技術上超前兩代。其中，《創新和競争法案》是五年内撥款2000億美元，并專門成立技術和創新理事會（DTI）管理資金，以在十個關鍵領域尋求新的突破。《晶片和科學法案》直接補貼半導體工廠。《通脹削減法案》是補貼電動汽車和清潔能源等領域。
此外，自去年10月開始，美國一直在更新對中國半導體和關鍵裝置出口的限制。近期美國和日本、荷蘭就限制對大陸出口先進晶片制造裝置達成協定，荷蘭的阿斯麥、日本東京電子和尼康等公司。
如何應對美國的“小院高牆”戰略？王一鳴認為，中國必須在科技創新上有新的突破，中央上司曾表示“科技創新不僅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
科技攻“尖” 産業攀高。科大國盾量子技術有限公司展廳内展出的“祖沖之二号”同款超導量子計算機。新華社發
應建構局部領先模式，形成非對稱反制能力
王一鳴坦言，中國的科技創新取得了迅猛發展，但科技創新依然存在短闆弱項，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原始創新能力相對薄弱，基礎研究相對薄弱。資料顯示，2022年大陸基礎研究占R&D的比重為6.32%，遠低于OECD國家15%～25%的水準。
二是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技術源頭在海外，以前能買到，但如今西方不賣了。我們現在重視基礎研究，這需要有過程。”王一鳴說，例如高端晶片、航空發動機、機器人核心部件、儲能技術、高端醫療裝置、生物制藥等領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
三是科技領軍人才依然偏少。目前各地更注重人才引進數量，輕人才環境建設。
就以上現實局面，王一鳴認為，要從技術追趕模式轉向建構局部領先模式，例如5G、6G，量子計算短期内可能還做不到全部領先，但局部領先能形成非對稱反制能力，才能在被“斷供”時增強主動權。
此外，可以考慮從終端産品創新轉向中間品創新。大陸追趕較為成功的産業技術，包括核電、水輪機、高鐵、工程機械和通訊裝置等，多為終端産品，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和國内采購方的支援，逐漸形成較強的國際競争力，但承載關鍵核心技術的中間品仍是短闆，例如關鍵晶片，元器件，關鍵材料、零部件依然要進口。
這是首屆中國國際供應鍊促進博覽會智能汽車鍊展區的特斯拉展位。 新華社記者 任超 攝
增強供應鍊安全，不可閉門造車，要開放合作
“從鼓勵內建創新轉向鼓勵原始創新，這就是走向未來需要做的。”王一鳴表示，這是為了增強産業鍊供應鍊自主可控能力。在2019年，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供應鍊中心。全球三大産品生産中心是中國、美國、德國。麥肯錫對180種全球主要貿易品統計發現，70%的生産集中在中國。如今西方國家提“去風險”，本質上是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他指出，中國既有優勢也有弱勢，我們是加工組裝，處于價值鍊下遊，面臨被具有自然資源和不可替代技術的上遊國家“卡脖子”的風險。這些年西方推動“去中國化”“去風險”，實際上是推動産業外移，這就使得我們的供應鍊安全問題凸顯。
王一鳴表示，把中國進口目錄清單1萬種産品進行分類，除去能源和資源産品，前五大供貨方都是發達國家經濟體，其全球市場占有率超過60%。中國進口額超1億元。
“我們大體可以篩選出86種短闆産品，其中68種是中間品，18種是資本品。這86種當中，美國占了71種、德國占69種、日本占61種。”王一鳴說，“誰能卡你的脖子，我們就一目了然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能關起門搞供應鍊嗎？全部自己搞就安全了嗎？對此，王一鳴表示，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這是不對的。因為國際上越是有競争力的産業，其對外國進口中間品的貿易就越依賴，脆弱性越強。而某個行業在全球價值鍊地位的喪失，對外依賴度也就喪失了，這就是悖論。是以，要堅持開放合作，不能閉門造車，要加強産業鍊供應鍊的開放合作。
位于安徽合肥的大衆安徽子產品化電驅動平台工廠車身工廠中的房間一角。新華社記者 杜潇逸 攝
科技創新助力蝶變典型案例：合肥從土裡土氣變科裡科氣
如何實作高品質發展？在演講中，王一鳴以一個地方案例和一個新能源汽車産業案例，講述科技創新如何助力蝶變。
“20世紀80年代去合肥，感覺像個縣城，土裡土氣，而如今再去看，已經變得‘科裡科氣’。”王一鳴認為，“科裡科氣”意味着科學要素在迅速增加。目前合肥是全國大科學裝置較為集中的城市之一。國家實驗室數量方面，北京有9個，合肥有3個。“十四五”規劃也把合肥和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并列為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經濟總量上，合肥也跨進“萬億俱樂部”。
科技創新給合肥産業帶來深刻變革。合肥稱之為“芯屏汽合、急終生智”。“芯”就是內建電路，合肥已成為國内內建電路發展最快的一個城市；“屏”就是顯示屏。合肥政府曾為京東方注資90億元為其渡過難關。“汽”，如今合肥已成為新能源汽車的生産中心之一，包括新勢力的蔚來和很多品牌的汽車。“合”是人工智能與制造業的融合。“急”，即城市應急安全産業；“終”，即智能終端産業；“生”，即生物醫藥和大健康産業；“智”，即智能語音及人工智能産業。
在其他地方平台公司搞形象工程時，合肥搞産業、搞高科技産業，王一鳴認為這就是地方高品質發展的案例。
在領克汽車浙江甯波餘姚工廠總裝工廠中的房間，全自動生産線将新能源車運送到下一個環節。 長江經濟帶是汽車産業的重要集聚地，彙聚了大量汽車品牌主機廠及各類汽車零部件廠商，這裡生産制造和出口的新能源汽車日漸成為中國出口的“金名片”。 新華社記者 翁忻旸 攝
西方車企反向購買中企技術，是産業絕妙變化
目前，新能源汽車正成為中國制造業獨特的風景線，是出口“新三樣”。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今年全國汽車銷量将破3000萬輛，創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車的強勁增長是帶動汽車産銷上升的重要動力，新能源汽車産銷也有望接近1000萬輛，而且市場占有率超過30%。
此外，今年國産新能源汽車出口有望達到100萬輛。“目前中國新能源汽車已經進入歐洲市場。下一步能不能打開美國市場，這也需要公共關系。”王一鳴指出，新能源汽車不僅産銷、出口強勁增長，供應鍊技術也處于領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新情況是，擁有幾百年曆史的歐洲汽車企業現在反向購買中國技術，以減少研發成本，縮短電動化的差距。“比如德國大衆與地平線的合作，這是絕妙的變化，反映了産業的基礎進步。”
為何新能源汽車能在汽車賽道上做大做強，王一鳴分析，一方面是西方在傳統技術領域已有兩三百年技術積累，我們很難超越，但新能源汽車賽道上我們都處在同一起跑線，而且西方傳統車企背負傳統包袱很難放開手腳。其次是國家和地方政府也給予了大量支援，合肥的蔚來就是典型案例。此外，是科技創新。中國在5G、人工智能領域走在前列，也為新能源汽車的智能化、電動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采寫：南都記者 陳秋圓 郭若梅 莫倩如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