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眼探世界
編輯|萌眼探世界
前言
劉歆是宗室身份，王莽是外戚身份，兩人代表不同的政治集團。在西漢後期混亂的政治環境下，先有劉歆之父劉向對抗外戚王氏，後有劉歆受舉薦卻被王氏罷免。宗室和外戚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兩者理應是對抗的。
但事實上，在西漢末年特殊的曆史背景下，兩人卻走上了政治合作之路。
為什麼劉歆要抛棄宗室立場，轉而投靠外戚王莽？劉歆又是通過什麼作為來穩固雙方之間的關系的？而後兩人為何又決裂，劉歆起兵謀反了呢，他們之間經曆了什麼？
朝廷中王莽重新專權
王莽被遣就國後，在南陽封地三年期間，閉門謝客，安分守己。他的兒子王獲殺死了奴仆，依法令王莽尚保有侯爵，主人殺奴，自是可以通過用錢來贖刑。然而王莽卻責讓其子，逼其自殺。
此舉被很多士人和百姓感動，紛紛上書要求皇帝讓王莽官複原職。哀帝元壽元年（前 2 年），發生日蝕現象，按通行的儒家“天人感應”學說，日蝕意味着皇帝用人不當，導緻上天對皇帝不滿，才招緻此等災異。于是有着儒學身份的士大夫紛紛上書頌揚王莽的功德，哀帝于是征召王莽和其他王氏子弟回京師侍奉太皇太後。
王莽傳回朝廷，并沒有立即掌握實權，直到其回到京師一年多後，哀帝駕崩，太皇太後派使者宣召王莽進宮，王莽才重新掌權。掌權的王莽随即彈劾哀帝寵臣大司馬董賢，董賢第二天即自殺。太皇太後舉薦王莽為繼任大司馬。
由于哀帝無子，太後敕群臣與王莽商議立皇嗣的事。後決議召請元帝庶孫中山王劉衎作為哀帝的繼承人，是為平帝。平帝此時隻有九歲，當年還染病，就由太皇太後臨朝聽政，太皇太後又将一應政事委托給王莽統理，公卿大臣也都聽命于王莽，于是王莽權傾朝野。
被召回京師侍奉太皇太後的還有很多王氏子弟，這其中就包括紅陽侯王立和平阿侯王仁。兩人與太皇太後關系密切，又正直剛強，王莽非常害怕他們将自己專權的事情告訴太皇太後，于是私下搜集他們的過錯，将其遣送封地，遠離京師。
王莽輔政期間，有很多四方外族政權開始朝貢漢廷。于是太皇太後封王莽為安漢公。王莽深得太皇太後的信任，除了雙方的親屬關系，還在于王莽善于迎合其心意。如王莽收買太皇太後身邊的侍從，并賞賜他們，使他們日夜在太皇太後身邊稱頌自己的功德。
王莽又從這些侍從口中了解到太皇太後厭煩皇宮的生活，于是奏議太皇太後可以一年四季乘車巡遊京城四郊，撫恤孤兒、婦人。
太皇太後很是喜歡這樣的活動，于是更加信任王莽。深得孝元皇後的信任後，王莽便開始想方設法架空孝元皇後。因為平帝時孝元皇後以女主身份主政，王莽雖掌握朝政，但很多人事的任免權都得經過孝元皇後的同意，這樣不利于自己的專權。
公卿大臣指出，以前地方上所推選的官員多不稱職，應該由安漢公來審察這些人的品行，太後就不必操心如此小事了。
王莽掌握任免權後，不合王莽意願的官員，皆免職；順從依附自己的官員都得到升遷。這其中就包括郁郁不得志的劉歆。
劉歆當然知道朝廷中專權外戚的厲害。先前成帝時，劉歆因宗室背景受到皇帝親信，又因儒學身份受到大臣的舉薦，成帝有意重用劉歆，想任命他為中常侍。但此時王鳳輔政，成帝對王鳳深信不疑。
劉歆即當任，成帝問王鳳意見，王鳳認為不可，于是成帝隻得取消對劉歆的任命。以前因為宗室和外戚的對抗關系，劉歆不受重用。
等到王莽掌權成為大司馬後，根據兩人幼時同為期門郎的經曆，劉歆投靠王莽，自信會深受其重用。
劉歆政治立場的轉移
好儒的元帝繼位後，大量出身儒學身份的大臣進入到朝堂上，他們開始将儒家思想滲透到朝廷政策中。但這些身負治國平天下重任的儒生大臣，他們繼承了經學大師董仲舒的災異思想，而且笃信不疑。
因為谙習災異論，随着西漢後期自然災變的頻發，将災異的原因歸咎于哪個權力階層，這是很有講究的。
然而結局卻是儒生大臣王章被殺，外戚依然掌權。在西漢晚期，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以貢禹、谷永、鮑宣等儒生為代表的正義聲音，對社會的腐敗、政治的黑暗作了尖銳的揭露。政治環境的惡化直接影響着儒生的命運和行為表現。
他們本着挽救統治危機的意願，卻被當作禍亂根源被殺，這不能不挫傷儒生階層拯救劉氏王朝的熱情。劉歆是儒生階層的代表，也因政治環境惡化被排擠出朝廷。争立古文經為學官失敗後，他被遣回鄉。
在哀帝崩後，王莽持政而舉薦劉歆入朝為官時，劉歆想必是經過很多思考的。追随王莽自然意味着其政治立場的轉變，但自己作為儒生，惟此才可以實作自己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此時正值四十歲左右，不像其父劉向那樣免官在家處于晚年殘生。
若是拒絕王莽的征召，依其對王莽性格的了解，以後将很難有機會再回到朝廷參與政事。如毋将隆的例子，“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 。初期，王莽仰慕毋将隆的名氣，想結交他，毋将隆卻不予理睬。
後王莽執政，暗中尋找他的過錯，并彈劾他，于是毋将隆被發配到邊境地區，直至去世也沒再被調回到京師。
對比響應征召和不應征召的後果，劉歆左右盤算，最後決然投靠王莽。這标志着他徹底抛棄原來的宗室立場，其政治立場已然轉變。
劉歆既然已經抛棄了劉氏宗室的立場，為實作自己儒生的政治理想，自然得依靠掌權的王莽。劉歆采取的許多措施和提出的建議，在西漢後期出現劉氏統治危機時，确實在客觀上有助于王莽的代漢。而這些舉措，也穩固了劉歆與王莽的政治合作關系。
創立“新五德終始說”
五德終始說”的創立者是戰國後期的齊國人鄒衍。當時國家尚未統一，鄒衍作為知識階層的一員，希望為将來統一天下者，提出一種新的受命思想，以維護政權的合法性。他在《主運》中指出，君主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而且上天還要顯示其征兆，他就安穩地坐了帝位。
等到他的德運衰了，在“五行”中另有一德就起而代之。這樣照着五行的次序循環下去，有規律地完成了曆史上的改朝換代。
鄒衍當初創立“五德終始說”時，是從黃帝說起，認為黃帝得土德，其後土德衰了，在五行中木是克土的，稱帝的就應該是木德。
此時，古史系統中黃帝之後就是禹，是以禹自然就成為得木德的帝王。鄒衍排好了這個次序，并依從他的想法給各個帝王按了五行中的一德，構成了一部最有規律的曆史。他創立的這種學說，很得當時統治者的喜歡，自然有很多追随者。
至秦始皇兼并天下，就根據鄒衍的這套理論，說自己的秦國幾百年前就有水德的符應，克周火德的正是自己的水德。
禹
通過這樣的說法，以說明秦滅六國是天命所為。漢朝代秦而立，照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克水德的正是土德，那麼漢朝理應是推崇土德的。但漢朝的德運卻屢次改變，先後出現水德、土德、火德三說。
水德是由漢初張蒼首先提出來的，并指出黃河在下遊決口，這就是漢朝為水德的符應。此種說法因照應了漢高祖立黑帝祠于“五畤”的史實，受到官方認可，在漢初的幾十年中都沒有改變。但水德說畢竟不符合人們所認可的天命規律，漢文帝時期，已有争議。
漢武帝太初年間，宣布改制，确定漢為土德，以克秦的水德。但到西漢後期，又流行漢為火德的說法。得到劉歆的力推。
随着西漢後期各地陸續不斷發生自然災異事件，政治地位提高的儒生依據“天人感應”說，将災異事件将預示漢家出現統治危機的意見上書皇帝。起初皇帝以謠言惑亂誅上書者，如前面所講的眭弘事件。但随着各種天災造成下層人民生活困苦，甚至死亡，下層群眾聚集反抗朝廷的事件多次發生。
王莽作為儒生，肯定知道尊君之道，而且作為外戚，也沒有必要對前朝趕盡殺絕，于是決定采用第一種方式來稱帝。此時“漢家堯後”思想已經被廣泛接受，在儒生心裡堯舜的先後次序也是被認可的。王莽在其家譜《自本》中就自以為是黃帝的後裔，說黃帝姓姚氏，八代後生了虞舜。
這樣堯禅讓給舜的帝位，再由堯的後代順利傳到作為舜的後代的自己身上，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為使五德次序符合朝代更替的順序，劉歆在《世經》中，重新編造了一個古史系統。
繼承天命而首先稱王的，首德始于木。伏羲氏沒落，神農氏興起，以火承木，故為火德。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黃帝土德也符合鄒衍的說法，但是最早的帝王是從伏羲氏開始的，明顯就是為自己的新理論“五德相生說”提供依據。
為使漢家符合堯後火德的符應，劉歆在黃帝和颛顼之間加上少昊，這一說法明顯與前時代的司馬遷所說不同。劉歆創立的“新五德終始說”，明顯就是為王莽的代漢事業服務的。
王莽通過一級一級的文書告知邊塞地區的下層官員，自己“新室”的代漢是天命所為，漢家已經衰亡，你們應該為我這個真命天子效力。
統兵鎮壓翟義起兵
居攝二年（公元 7 年）九月，東郡（治今河南濮陽）太守翟義集結軍隊十多萬，擁立宗室劉信為皇帝，讨伐王莽。但沒過幾月，就被王莽鎮壓下去。 來看翟義的起兵原因。翟義在發表讨伐王莽的檄文上說得很清楚，王莽毒死平帝，代理皇帝職位，是想要斷絕漢朝江山。
其作為宰相翟方進的兒子，有幸能夠為漢朝守衛大郡，父子都深受漢的恩德，在君臣之道上應該為國家讨伐敵人，來安定國家。可以說這些讨伐王莽的理由都太冠冕堂皇了，翟義起兵的深層次原因或許在于翟氏父子倆與外戚王氏的沖突上。
因陳鹹與成帝舅家王氏關系緊密，陳鹹屢次彈劾翟方進，因翟方進深得成帝信任，終未被罷免。然翟放進與外戚王氏關系越來越緊張，後來翟方進又彈劾紅陽侯王立在舉薦賢才時收受賄賂，隐瞞實情而不按品行條件舉薦。
陳鹹
翟方進還因與淳于長關系緊密，而站到了外戚王氏的對立面。翟方進任丞相十幾年，地方災異頻發，依附外戚王氏的大臣遂将原因歸咎于丞相的不作為，成帝于是下令罷免翟方進官職，第二天翟方進被迫自殺。
翟義與王氏的沖突在于：翟義任南陽（治今河南南陽）都尉巡察地方時，宛的縣令劉立對其不敬重，翟義當即痛斥其罪行，用囚車載着劉立繞宛縣示衆後押送進獄。因縣令劉立與曲陽侯王根是婚姻之家，曲陽侯上奏成帝，大吐翟義的苦水，成帝是以詢問丞相，翟方進派遣官吏指令翟義釋放縣令劉立，翟義也是以被免職。
翟義從東郡首先發難，各地紛紛響應。翟義起兵的消息傳到京畿地方，其轄區的二十三個縣的盜賊也一擁而上，他們攻打燒毀官府，搶劫掠奪官民财物。為避免事态的進一步擴大，王莽任劉歆為揚武将軍駐守在宛，任劉立為陳留（治今河南開封東南陳留）太守。
宛是翟義威震天下的地方，而且翟義在此做官多年，很得當地百姓的敬重。王莽任命劉歆為此地的駐軍首領，明顯是為了防止翟義領兵攻打此地。一旦翟義攻占宛地，則可很快率軍抵達長安，對王莽造成緻命威脅。
劉歆
而陳留是東郡到達宛的必經之地，任命與其有沖突的劉立任太守于此，可以有效抵禦翟義的進攻。十二月，王莽所派軍隊先是在圉城（今河南杞縣）大挫翟義精銳部隊，接着在固原境内逮捕翟義，後将其棄市。劉歆在這次屯守宛的過程中是有功績的。起初王駿以強弩将軍出兵攻擊翟義，但因為無功被免職。而劉歆在鎮壓勝利後，官複原職。
一個因無功被免職，一個恢複原職位，正可以說明在此次鎮壓翟義的起兵中，劉歆是積極主動維護王莽政權的。
劉歆
翟義雖說是從東郡首先發難，但翟義曾擔任南陽郡尉，可以說宛是翟義起家的地方。宛是南陽郡的郡守所在地，是以南陽郡對翟義很重要。但南陽郡又有王莽的封地，王莽母親功顯君的封邑也在南陽郡内，此前王莽曾下野在此度過三年，成帝時期，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給王莽。
于是成帝封莽為新都侯，封地就在南陽郡的轄地。哀帝時期，王莽被免職回到封地，将家中錢财散予賓客和當地百姓，是以他在封地三年很受南陽當地郡守以及百姓敬重既然南陽對敵軍很重要。
對自己也很重要，是以王莽選擇一個絕對可靠的人駐守南陽的意義不言而喻。從這裡可以看出，劉歆此時絕對是王莽的重要親信。
此次事件，雖說前後時間很短，但是對于王莽的打擊很大。事件發生後，王莽茶飯不思，日夜抱着孺子到郊祀祭壇和宗廟禱告。他一方面派谏大夫桓譚頒布文告于天下，自己隻是暫時行使皇權，将來會把政權歸還給孺子。
另一方面他派遣七位親信将軍進攻翟義部隊，又派遣多人分别駐紮在各處重要關口，守護險要之地。反叛事件被鎮壓後，王莽自認為威望德行一天比一天興盛，自己已經得到天命認可和人心的擁護，于是立即謀劃稱帝之事。
議功顯君死後服喪禮制
居攝三年（公元 8 年）九月，王莽的母親功顯君去世，劉歆與衆儒臣上書，建議王莽采用周代天子對諸侯實行的喪儀禮節。王莽雖作為其母之子，應遵守孝道，但不用服喪三年，而奪情用稍輕的缌麻。
因為王莽作為奉漢大宗之後，在皇帝年幼難以治理天下時，有責任不得為私親服喪，應按古時禮制進行。這實際上是為王莽成為皇帝做輿論準備。
王舜為王莽稱帝的造勢行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王莽的心腹之一劉歆緊接着就提出功顯君死後的服喪禮制問題。王莽其母功顯君死後，劉歆帶頭所上的奏章，一方面是說明王莽自居攝以來，為國家太平作出了巨大貢獻。
選劉歆為四輔之一
始建國元年（公元 9 年）正月，王莽率領大臣捧着皇太後玺绶，進獻給太皇太後，遵從符命，廢掉漢朝的名号。新朝建立，王莽論功行賞，其心腹大臣都封爵授官，劉歆與其家族也在其中。王莽對于劉歆的重用，有利于穩固兩者之間的政治合作關系。
孝平時期，劉歆被封為紅休侯。紅休侯的爵位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穩固了王莽與劉歆之間的關系。前面已經提到楚元王子劉富在景帝元年（前 157 年）被封為休侯，三年後更封為紅侯。因繼承侯爵的劉氏第六代劉章沒有後代，漢武帝于是廢除此爵位。
現在劉歆重又繼承此爵位，可見王莽從内心對于劉歆協助他代漢建新的感激之情。在新朝，四輔的官職比三公地位高，可見王莽對于劉歆的重視。不論是被封為“國師”，還是位于“上公”，我們很清楚，此時的劉歆是深受王莽重用的。
這說明，劉歆幫助王莽代漢，還是收到王莽的回饋。王莽為穩固兩者的合作關系，更是進一步封劉歆家族的下一代為侯爵。
封劉歆之子為伊休侯
王莽稱帝後，為穩固新王朝的統治秩序，并幻想自己的新王朝能像古代五帝那樣興盛發展，于是他尋求賢明帝王的後代，打算延續他們對祖先的祭祀。
這樣劉歆的兒子劉疊被封為伊休侯，算是繼承劉家祖先唐堯的支脈。在尊崇古代帝王之道的同時，王莽也借劉歆始祖來拉攏人心。
劉歆有三個兒子，為什麼是劉疊受王莽重用？原來，劉疊是劉歆的長子，曾擔任中郎将，是王莽的貼身侍衛，是以王莽很喜歡他。劉疊也是深受王莽器重的，這也可以穩固劉歆與王莽之間的合作關系。
王莽的專權欲望強烈，内心想要世代掌權。甄豐、劉歆、王舜等人順從了他的意圖，作為回饋，王莽就再封侯了這些人的直系後代。
新朝初期劉歆為何能得到重用
專權後，王莽實行了很多有利于群眾生活和教化百姓的政策。如元始二年（公元 2年），東方的青州發生嚴重的大旱災、蝗災事件，糧食短缺，百姓隻得四處乞讨。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幫助百姓解決困難而捐獻房屋與土地的有 230人，朝廷又派遣使者負責滅蝗。
接着統計全國百姓的家中的資産，凡不足二萬的百姓，以及受災的郡縣資産不足十萬的，都免交租稅。受災的病人，統一安置在援建的舍館中，并由朝廷進行醫治病情。另外，在災難中死去的百姓都能得到一定的安葬費。
元始三年（公元 3 年），王莽上奏請立有關出行與穿着等名物制度，對于吏民的養生、送終、嫁娶、 奴婢、田宅、用品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等級規定。王莽還建立官稷及學宮。在學生衆多的學堂，設定講授經學的老師一人。
在人煙稀少的學堂，設定一名講授孝經的老師就可以了。禮教制度由上而下的大變化，劉歆應是主要謀劃者之一，因為劉歆在王莽的政治集團中一直擔任着學術文化領袖和進階政治顧問一職。
而王莽這些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群眾的生活與教育，另一方面可以借此籠絡人心，以争取群眾對自己專權的支援。
元始四年（公元 4 年）春，王莽“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此舉的目的是考察各地的民風習俗，更重要的是要顯示王莽當政以來，通過教化百姓使社會風氣煥然一新。
元始五年（公元 5 年）秋，風俗使者八人還，皆言天下民風淳樸，說自安漢公當政以來，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的改善，而且搜集上奏了很多民間歌頌王莽的歌謠。
作為文化的重臣，劉歆也在這八人當中。此後，“劉歆與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哀帝時期，劉歆争立古文經為學官之事而失敗。平帝時期，王莽當政，開始推崇古文經，遂将《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周官經》等古文經皆立了博士。
此後王莽改制興化的很多措施都來源于劉歆所争立的古文經。如王莽關于土地的改革政策，實行“王田制”，所依據的就是古文經書。
王莽自己認為，堯舜之是以經久不衰，就是因為執行了古代的“井田制”，即現在的“王田制”，土地由國家掌管，集中配置設定。
而關于經濟方面的另一改革措施，即“五均賒貸”，劉歆則是直接策劃者。劉歆在新朝初期确實很受重用，這一方面是他與王莽政治同盟關系很緊密，另一方面或許與新朝建立初期，王莽有意拉攏前朝劉氏宗室有關。
因為不僅劉歆受重用，當時其他的劉氏宗室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優待。
漢王朝統治末期，社會混亂，地方上皇族宗室後代所享有的免除兵役和賦役的權利，很難得到完全實作。雖有中央法令保護，但地方郡守依然不顧诏令，打壓宗室。
王莽如此重視劉氏宗室，保護他們的特權，對穩定其初建立的新王朝，确實有很大的作用，這也是王莽之是以重用劉歆的根本原因。但等到政權穩固，接連發生劉氏宗室叛亂事件後，王莽便開始打壓劉氏宗室了。
新朝中後期劉歆為何不再受重用
劉歆幾乎沒有給王莽獻過關于符命的文書，王莽卻很推崇符命，而劉歆後來的不被重用卻和符命有很大的關系。
甄豐、王舜、劉歆最初都是王莽的心腹大臣，王莽的稱帝，得到這幾個人的幫助很大。
但王莽稱帝後，依舊推崇符命，一些遠離朝廷又企圖攀援權位的人，卻往往通過制作符命便能成為朝廷的重臣。甄豐父子對于那些通過簡單的進獻符命就達到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官員，很是氣憤。
正是由于士大夫之間的嫉妒、猜疑，才造成新朝政權内部不斷的消耗事件。始建國二年（公元 10 年）末，甄豐之子甄尋制作符命，聲稱新室應以陝縣（今河南三門峽）為界進行分封，以甄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像周公、召公時那樣“分陝而治”。
王莽馬上聽從照辦，但當甄豐将要述職時，甄尋又制作符命，稱原貴為皇後的王莽女兒是他的妻子。
王莽是一個很推崇信奉符命的人，照理應該馬上接受符命的安排。但事實上王莽不是一個什麼符命都願意接受的人，而是選擇對其有益的才接受。
此次甄尋符命事件，王莽懷疑大臣是因為怨恨而诽謗他，也想借此殺雞儆猴，于是立即下令對甄尋進行抓捕，甄尋逃亡，甄豐自殺。
一年後，甄尋被捕，審訊下來，事件牽連到劉歆的兩個兒子和門客。結果參與此次事件的官員，皆被賜死。
始建國元年（公元 9 年），劉歆還在擔任京兆尹的官職。但此次事件後的始建國三年，京兆尹就由王莽外戚王嘉擔任。這就能很明顯的看出，自“甄尋事件”發生後，劉歆被罷免了實職，王莽開始有意打壓這位前政治盟友。
劉歆不被重用而被罷免職務，可以看作是他自食惡果，因為他已經間接參與到“甄尋符命”事件中。但打壓劉氏宗室，也完全是王莽有意為之。因王莽稱帝後，受到其恩惠的劉氏子弟不僅不依附中央，反而屢次發生反叛皇帝的事件。
王莽此舉罷免了所有還擔任官職的劉氏宗室，開始剝奪這些人的公權力。他又廢止了所有在京師的漢朝祠廟的祭祀活動，目的當然是打擊劉氏宗室的凝聚力。新莽中後期劉歆不被重用，還與王莽的性格有很大的關系。
王莽剛愎自用，他自己是通過一步步專權才代漢的，是以處處提防手下大臣的攬權之舉。“甄尋事件”發生的起因，就是王莽通過符命尋找到賣餅的王盛，讓王盛貴為重臣而與其他心腹平起平坐，然後再通過這種方式起到打壓心腹大臣的作用。
對于大臣的越權行為，王莽則給以嚴厲處罰。如四輔中的太傅平晏出入皇宮，因為随員超出定額，就被皇宮守衛嚴厲地責問，并言行不遜。平晏的随員就将守衛逮捕并拘押起來。王莽聽說後，立即派兵包圍了太傅府，逮捕了這個随員，并當即将他處死。
王莽的性格缺陷，很快挫傷了大臣擁戴新朝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他卻重用一些谄媚無恥的官員，這些官員多是一些不學無術之人，由此加速了新朝政權的滅亡。
新朝政權岌岌可危
自始建國二年發生“甄尋”事件，劉歆并被牽涉其中，劉歆是抱着儒生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投靠王莽的，但長時間不受重用，這自然會使劉歆對王莽離心離德，況且兩人對符命也持有不同的态度。
終于在地皇四年，劉歆欲劫持王莽然後東降劉秀，但劫持計劃被人告發給王莽，結果計劃失敗，劉歆自殺。劉歆謀反不是他本人欲挽救劉氏王朝的一種“曲線救國”的方式，而是各種因素導緻的綜合結果。
劉歆謀反事件發生在地皇四年七月，此時新朝政權已經岌岌可危。
新朝政權的岌岌可危展現在兩個方面，即新朝内部和新朝外部。新朝内部原西漢朝廷之中擁護王莽稱帝的人，王莽多許諾以封侯賞賜，但新朝建立後，王莽言而無信，不守承諾，對于官員的賞賜也隻是開“空頭支票”。
是以班固指責王莽喜歡說空話，雖然遵照古法辦事，多賞賜屬下，但實際上是很小氣的。官員得不到賞賜自然增加對下層群眾的剝削，這就加重了新朝社會的混亂。地方自然災害多，官員的封地減産，朝廷又減少俸祿，官員不能生活，隻得剝削百姓。自然災害多，又造成農作物被敗壞，産量下降。
“物以稀為貴”，谷類農作物價格上漲，底層百姓消費不起，隻能起為盜賊。盜賊糾集起來，公然對抗中央政權，更使新朝混亂不堪。王莽實行的嚴刑峻法不但不能止亂，反使群眾失去對其政權的信心。
王莽指出，軍隊出去作戰期間，敢有觸犯法律的，不用等到秋冬時令執行，任何時刻都能執行。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百姓恐懼，路上遇見都不敢說話。但更多群眾也集結起來，對抗新朝政權。
在新朝内部，由于群眾的反抗，盜賊并發，需要大量派兵鎮壓。
雪上加霜的是新朝外部，由于與四方外族交戰，消耗了中原軍隊的作戰能力，分散了新朝的有限兵力。
由于新朝軍隊的士兵多是來自中原地區，遠距離的長時間作戰，自然會滋生疾病的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地皇四年正月，漢兵得到下遊王常等部的支援，進攻前來鎮壓他們的王莽軍隊，結果交戰中王莽的部隊全被漢兵殺死。
漢兵挫殺王莽的精銳部隊後，跟随劉伯升起事的，都自稱将軍，攻打城市，占領地盤，并沿線釋出文告，宣傳自己的主張，聲讨王莽的罪惡。
三月，“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聖公（劉玄）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此舉正式建立起與王莽對抗的敵對政權，開始與王莽争奪天下。更始政權建立後，就加緊了攻占城池的計劃。四月，劉秀與王常等進攻颍川，“下昆陽、郾、定陵” 。之後在雙方多次的交戰中，昆陽之戰是決定誰将奪取國家政權的決定性戰役。
地皇四年六月，新朝的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尋得令從洛陽出發，想要到宛縣（今河南南陽）去，計劃取道穎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州），經過昆陽城（今河南平頂山葉縣）。
昆陽城這時已經投降漢軍，由漢軍守衛。新朝的其他部隊也跟着會合了，王邑、王尋等幾位統帥指揮大軍包圍了昆陽城，雙方兵力懸殊，照理他們可以很輕松地攻下昆陽城。
但因為幾位統帥對進攻方案不統一，導緻遲遲未下令攻城，贻誤了戰機。此時劉秀調動郾縣（今河南漯河郾城區）和定陵縣（今漯河郾城西北約五十裡）的軍隊幾千人來援救昆陽城。
支援的軍隊與昆陽城的漢兵，将新朝軍隊反合圍，并迅速取得戰争勝利。關中依附王莽政權的官員聽到這個消息，莫不心驚膽戰，社會下層的盜賊也紛紛起事。
王莽看到群眾加入盜賊隊伍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他也想迅速擺脫危機。他首先下诏布告天下：自己明曉天命，以後每六年改一次年号，就可以確定天下安定。王莽此舉想通過符命的把戲，重新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後他又說自己得有天命，定會鏟除盜賊。
最後看出符命也無濟于事，王莽就直接派遣大夫和谒者分道教授人民把草木熬成膠，幫助受災群眾度過難關。然而這一切的挽救措施，于當時群眾脫離苦難生活完全無益。王莽政權，對内失去大臣的支援，又失去民心的心向；對外在與更始政權的交戰中，也屢次失敗，其覆滅的命運早已注定，劉歆不想殉葬，于是謀求自贖之道。
報複王莽殺害其子
秦漢時期盛行複仇之風，當時即使是女子，也有為父親複仇的。此外，還有為兄弟、舅家、朋友複仇的。劉歆痛恨王莽，當然存在複仇的因素。
劉歆在與王莽幾十年的交往中，王莽雖然重用和不斷賞賜劉歆及其家族成員，但對于劉歆家族對自己的背叛一點也不心慈手軟，劉歆的三個兒女就因牽涉背叛王莽之事而先後被王莽殺害。
始建國二年發生“甄尋事件”，牽涉到王莽政權中的很多大臣，不僅是以劉歆不被重用，劉歆的兩個兒子也被殺害。
劉歆的女兒劉愔也因參與王莽兒子王臨殺害王莽的計劃，而被逼自殺。起初，王莽的妻子失明，王莽令其子王臨侍奉她。
王臨和王莽的侍者通奸，王臨害怕此事洩露，于是謀劃殺害王莽。王臨的妻子是劉歆的女兒劉愔，劉愔會觀察星象，支援王臨的謀反計劃，并告訴他事件會成功。後來王臨被貶到外地做官，恐怕謀反計劃被洩露，自己更加恐懼。
于是他給母親寫信，抱怨皇上對兒子太過嚴厲。王莽去探望夫人病情的時候，發現了此書信，懷疑王臨有惡意，于是逮捕原碧等人審問。
原碧完全承認了王臨與之通奸、預謀殺父等情況，事後，王臨被逼自殺。王臨之妻劉愔，劉歆的女兒也因為通星象、支援謀反計劃而被逼自殺。劉歆很愛自己的子女，數位子女卻被王莽無情殺害，這無疑點燃了劉歆的複仇烈火。
王涉劫持王莽計劃得到劉歆的支援
劉歆對新朝政權的失望，對王莽的殺子之恨，卻不足以立即促使他冒險謀反，而最先提出謀反計劃的卻是衛将軍王涉的門人道士西門君惠。劉氏當複興，并不是西門君惠首先附會出來的口号，在這裡隻是他們背叛王莽計劃的一個借口。
“劉氏當複興”首次出現，來自于地皇二年（公元 21 年）地方上一個占蔔的人，史載“魏成大尹李焉與蔔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征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盜賊并起，漢家當複興。”
王況還書寫谶書，指出王莽新朝不久将會覆滅，劉氏後人當繼承祖宗事業，再度複興。李焉讓屬下抄寫那份谶書，以便流傳，但還沒有流傳，就被屬下告發。王莽立即派人逮捕李焉，并處死了他。
谶書雖然是王況附會出來的，但也說明當時下層群眾對于新朝政權的不滿，他們渴望一個新的王朝可以取代王莽政權，而此時最可寄托希望的隻有前朝劉姓宗室。
“國師公姓名”指的是劉歆，他當時已經改名叫劉秀，而此時南陽的劉秀已經大有成就，據說谶書所指實為他。南陽劉秀本人也好谶緯，這些劉秀當複興劉氏的谶緯預言，可能為他自己所制作，然後在全國各地廣泛傳布有關。
西門君惠的“劉氏當複興”的言論，王涉深信不疑地也支援。
照理王涉是王莽的親屬，不應該站在王莽的對立面，可他為什麼支援這一說法呢？原因在于王涉與王莽原來就有很深的沖突。
成帝時期，王根曾舉薦王莽接替自己的大司馬位置，王涉的父親對王莽實有恩，王莽卻以曲陽谥号不美為借口而擅改其谥号，王涉對此不滿。這從王涉在争取劉歆參與謀反計劃時，不無貶低王莽的言論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參與謀反計劃的還有大司馬董忠，那董忠為什麼也參與其中呢？首先說說大司馬的職權，大司馬官職是漢武帝元狩年間對太尉官職的改名。
安作璋、熊鐵基指出，關于太尉的職權，所謂的“掌武事”、“主兵”，“實際上在西漢時隻不過是皇帝的軍事顧問，太尉本身并無發兵、領兵之權，軍令行使之權完全操于皇帝”。
而關于王鳳、王莽等王氏子弟為大司馬官職，卻一直掌握實權，實際上是兼大将軍領尚書事，其權重與這裡新朝的大司馬官職已經相去甚遠。董忠為改變自己無實權的狀況，參與謀反計劃也完全可以了解。
新朝自建立以來，止于董忠，王莽共任命了七位大司馬，有甄邯、孔永、逯并、苗欣、陳茂、嚴尤和董忠。
影視劇中 王鳳
除甄邯病死和孔永是主動辭職外，其他人皆被王莽所罷免。如天風六年（公元 19 年），正直嚴明的嚴尤因攻打不攻打匈奴問題與王莽有分歧意見，王莽大怒，遂免嚴尤大司馬官職，由董忠接替。
王莽對正直官員的打擊，肯定會對朝臣有所啟示，這或許直接促成了董忠對于王莽的離心離德。王涉、董忠策劃謀反後，數次去劉歆住處，想與之合謀，起初劉歆并未答應。但當王涉進一步指出，不該與新朝政權一同覆滅，首先應保家族的安全時，劉歆才松口，遂與王涉、董忠合謀反叛。
劉歆谙習災異之術，告訴他們東方軍隊必定成功。王、董二人急于發動，但深信災異天象的劉歆卻說，應當等待太白星出現，才可以行動。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 。劉歆希望耐心等待太白星的出現，此昭示王莽是昏君，不聽臣言，上天不保佑新朝，新朝已經注定滅亡。
董忠為確定劫持王莽計劃的成功，極力拉攏此時主管軍隊的孫伋。孫伋為人膽小怕事，回家後就把合謀的事情告訴其妻。
他的妻子守不住秘密，又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她的弟弟陳邯，陳邯想要向王莽告發他們。
為免大禍臨頭，孫伋和陳邯一同就去告發了董忠，王莽派遣使者分别召喚董忠、劉歆、王涉等人。此時，董忠正在操練軍隊，完全可以殺掉使者，然後列數王莽罪狀，率領嫡系軍隊進宮殺莽。但不知是董忠太信天象，還是猶豫不決，他對于護軍王鹹提出此時馬上進攻皇宮的建議沒有在意。
董忠于是與劉歆、王涉一同進宮見王莽，王莽指令他們回話，全都招供，于是中黃門持劍殺董忠。
董忠死後，其嫡系士兵紛紛湧到宮廷口，都是刀出鞘、箭上弓。更始将軍史谌巡視到宮廷口，告訴董忠的手下說，大司馬精神失常，妄圖造反，已被處死。軍隊見大勢已去，紛紛放下武器。此後劉歆、王涉皆自殺。
王莽因為劉歆和王涉是至親和舊臣，恐怕給天下人留下他的内部不穩而走向崩潰的印象，是以不公開宣布對他們的懲罰。
劉歆、王涉、董忠劫持王莽，然後投降東方漢軍的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沒過幾個月，王莽政權即覆滅，甚是令人扼腕歎息。
作者觀點
從哀帝崩後、王莽重任大司馬、第二次舉薦劉歆開始，到地皇四年劉歆參與謀反，劉歆與王莽一共合作了二十幾年。
兩人之間從開始時的密切合作，即劉歆是王莽集團的核心成員和心腹，到劉歆成為新朝政權的元老功臣，再到劉歆與王莽的關系決裂，以至誓不兩立，你死我活。
造成兩人關系始合後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兩人自身的主觀原因，也有社會思潮的客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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