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
毛時安 文藝評論家
王雪瑛 進階編輯
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藝術春潮湧動，拍打着曆史堤岸，以《上海文學》為主陣地集合了一批風雲初起的青年評論家，毛時安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員。從新時期、新世紀到新時代，他參與和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發展的壯闊曆程。他從以文學評論為主，兼及美術評論，影視和戲劇評論，音樂和舞蹈等藝術評論，不斷拓展藝術評論的門類，開啟了50年不斷探索精進的文藝評論長旅。通過嘉賓之間的對話，讓讀者了解評論家毛時安如何曆練自我，形成跨界又專業的文藝評論，他豐富的評論寫作中，難以忘懷的經曆，他的上海情結與家國情懷，他如何傾心投入，寫出打動人心的評論力作。
他是上海文化的“在場者”，他從上海走向全國，面對中國當代文藝大潮的浩蕩奔流，他目擊、參與、思考、踐行，成為深入中國當代文藝前沿的評論家。
創新而不偏激，穩健而不保守
王雪瑛：作為50年來深入中國文藝現場的評論家，您有着參與行政上司、策劃組織重大文化活動的工作經驗，又有着多門類文藝評論的實踐，您是如何做到不斷拓展藝術評論門類，形成跨界又專業的文藝評論？是不是有着挑戰與發現、磨砺與欣喜，甘苦兼具的豐富體驗？
毛時安：我從小熱愛藝術，熱愛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上世紀60-70年代中，我抄錄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詩歌和文學作品，還為這些手抄本畫了五彩缤紛的插圖。大學時代，我有幸跟随恩師徐中玉先生專攻中國古代文論。古代文論特有的靈動、文采，給了我終生享用不盡的文化養料，極大地拓寬了我的寫作視野。徐先生也成了我一生的精神導師，30多年來，我每年給他拜年。我是一個生活在當下想些問題，寫點東西的中國人，我的寫作基本圍繞自己的工作。我曾先後在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上海作協任職，主要寫文學評論，後來調往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側重文藝批評，尤其是戲劇評論。我的文藝批評幾乎涉及所有文藝樣式。
很多人對我的多項跨門類評論寫作感到驚訝。我不喜歡人在一棵樹上吊死，更重要的是，萬事萬物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在形而下的層面是特殊性，在形而上的層面，事物就顯出了彼此相關的普遍性，也就是“殊相”和“共相”。藝術，其實是“技、藝、道”三者的綜合。在“技”術的層面，它們是獨立的個别的，獨立的“技”被藝術家的靈氣、創造力、想象力整合就有了“藝”術。一旦進入“道”的層面，評論寫作就有了融會貫通的可能，就有了開闊的視野。1986年獲上海文學藝術獎的《中西表現美學及其影響下的繪畫》和此前寫的《人生哲學和藝術境界》都有我自己比較滿意的視野和氣勢。因為視野寬闊，我寫作的相對自由度就要大些，完成各種稿約空間也大些。
王雪瑛：《攀登者》收集了關于上海文化發展的評論，以宏闊的視野，穩健的筆調評論了上海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稱号、文華獎及中國戲劇獎、茅盾文學獎的文學藝術作品。有作家評價您的評論，文風激情大氣而不失委婉細膩；創新而不偏激，穩健而不保守，好看而不飄浮。您如何養成自己文藝評論的風格與特點？
毛時安：文章甘苦事，得失寸心知。有時寫得行雲流水，有時寫得酣暢淋漓，有時寫得艱澀無奈，有時像國小生寫作文無從下手，甚至有痛不欲生難産的時候。我從沒講過寫文章的事，一是天下寫文章的人多了去了，自己并非頂尖高手，實無經驗可談。二是談寫作，難說對他人有幫助。《金剛經》有雲：法無定法。中國人講“方法”，顯然和西方人不同，講究空靈和彈性；西方講邏輯推理，講歸納演繹，就顯剛性。金代文學家王若虛說，“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在我看來，所謂“無”就如嶽飛打仗“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有”就是中國小國文教的字詞句篇，就是遣詞造句，謀篇布局。但真正要寫得好，光有這些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是以寫作和藝術一樣，說出來的總是一般，難以言表的才是特殊。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康德說，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這是異曲同工。
我不會寫詩，但喜歡詩。我在青春時代曾經手抄了拜倫、海涅、泰戈爾、唐詩宋詞，非常喜歡詩的那種獨特氣質，輸入心脾的溫馨而憂傷的氣息。我個人特别喜歡走夜路，走荒僻無人的荒野之路，慢慢就養成了評論語言的詩化風格和詩性氣質。我們年輕時，評論家王曉明曾說我是“美文批評”。在這點上，我受錢谷融先生的影響，盡力在行雲流水的論述過程中，有些華彩的段落和章節。
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我深受導師徐中玉先生的影響。一是強烈的家國情懷。每每看到有好作品出現，我會像孩子一樣欣喜如狂。我願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摯愛的文學藝術。我也滿懷着憂患意識，願意為文學藝術的每一個小小的進步喝彩，同時，也正視我們文學藝術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二是方法論的中庸之道，我總體傾向于中庸平和，很少走極端、絕對化的路子。新世紀初，我讀《伯林對話錄》，他說，人生問題的某種終極解決，沒有普遍适用的始終不變的普遍标準。多元主義的立場使他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充滿了彈性和智慧。在半個世紀的評論寫作中，我逐漸形成了創新而不偏激，穩健而不保守，理性但不冷淡，感性但不沖動，既正視現實也不躲避崇高，感性體驗與理性思維的結合，把評論作為創作對待，讓文字富有美感的基本特征。
王雪瑛：“《關于文化發展和文藝創作的四個問題及其思考》是《我們的戲劇缺失了什麼》的續篇，2008年8月30日初稿，2010年9月7日改定。”“2017年9月為寫交響合唱《啟航》的歌詞，從上海、北京、敦煌、蘭州再到上海，我一路帶着電腦和書籍，寫了近萬字的草稿。”前一篇文章是寫作延續時間長，後一首歌詞是寫作跨越空間大，我在讀《攀登者》時，留下了深刻印象。請分享您的評論寫作中，難以忘懷的經曆。
毛時安：文藝評論是一個清貧的屬于精神的事業，是藝術大地上精神的守望。有時候寫評論不亞于打仗，需要勇氣、智慧和意志。上世紀80年代，我撰寫的關于程乃珊小說的評論很新銳，發表于《上海文學》後，作品廣受讀者的青睐。我的許多評論是在緊張的出差途中完成。寫《“微光”的力量》時，高鐵穿越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導演徐俊的微信、電話時斷時續。我住在瑞金醫院時，完成老友著名國畫家陳家泠的畫評。2012年10月30日，我接受心髒手術，上手術台前兩小時，把剛寫完的手稿電傳到上海國際藝術節宣傳部辦公室。等手術創口稍微愈合，我休息片刻後，就校對電傳回來的列印稿，發還他們。今年3月的一天，我預約了醫牙。那天我在醫院拔了6顆斷牙，又植入8個種植牙基座，最後裝上臨時牙。手術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5點半。回家後，我忍着創口疼痛，堅持寫作三、四天，最終完成了關于電視劇《破曉東方》的4000字評論，發給《光明日報》的約稿編輯。我腦海裡時常浮現着着魯迅先生的一句話，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隻要願擠，總還是有的。文字是老實的，隻有生命的投入，文章才會有打動人心的感染力。
願為讀者捧出，一顆赤子之心
王雪瑛：“我人生列車駛過大地後，留在我記憶裡的一幅幅生命的風景，我耳朵裡聽到的時代和上海的呼吸，是我獻給上海的一首戀歌”。您在《秋天的天氣是最可愛的》自序中的深情自述，讓我聯想到時代、城市與人生的互相交織，您的人文情懷的養成，散文和文藝評論的創作的動力與立場，是不是與上海情結和家國情懷緊密相連？您對“星鬥其文，赤子其人，”如何了解？
毛時安：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對這座城市充滿了熱烈的感情。去過世界的許多地方，我始終認為，她可以比肩全球那些最著名的國際大都市，是一座真正偉大的城市。她的魁偉、寬廣，有着不動聲色藏而不露的英雄氣概。确實，我有着與家國情懷相連濃得化不開的“上海情結”。《秋天的天氣是最可愛的》的讀者，會從中了解上海、上海人，而且還會熱愛上海、上海人，如果結合我寫上海人的前一本散文集《結伴而行》，将體會更深。星鬥其文，我不敢企及，赤子其人，我願意接受。我沒有其他能耐，願意為讀者捧出一顆赤子之心。散文的寫作，豐富了我的情感世界，也使我的評論更有文彩。落花不是無情物，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射出槍膛的子彈，閃着激情的火光，抵達心靈，感動自己也感動别人。
王雪瑛：藝術家和評論家如何面對和認識自己的時代，如何在自己的創作和批評實踐中呈現自己對時代的認識，對于藝術家和評論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您認同這樣的看法嗎？請說說評論家的個人成長、格局與時代的關系，文藝評論與時代的關系。
毛時安：我是這個時代的幸運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大轉折，讓我通過聯考，走進校園，接受高等教育，獲得成為知識分子的千載難逢的人生機遇。我清清楚楚記得，第一天坐在亮堂堂的大教室裡聽課的情景，一直在懷疑，我這不是在做夢吧？一代人的中國夢就是從上世紀80年代啟幕的。如朋友所言，這形成了我們“做人的自覺之心”。15年前，劇作家羅懷臻就說我，“有青年時代的前衛思想與蒼茫感歎，有中年時代的縱橫捭阖與美麗憂傷，有盛年乃至盛年後的憂患思緒與浪漫想象”。他說得像台詞一樣優美。确實，評論家離不開時代，我們的人生都和時代休戚相關。魯迅先生說過，脫離時代，就像拔着頭發離開地球。文學、藝術的潮汐起伏，給我提供了評論的不竭素材和靈感。文學藝術和評論要呈現時代發展的軌迹，留下超越時代，指向未來的思考。評論家要用心去體驗作品的人性内涵，人物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評論要揭示作品蘊含的人性深度。我寫評論首先是笨鳥先飛，就是老老實實地讀作品。我寫戲劇評論，不但現場看戲，而且事後看視訊，讀劇本。白天晚上，有空就想，想透動筆，一氣呵成。所謂“超越”就是對人性的剖析與了解，對藝術形式的審美感覺，終極指向就是真善美。
80年代，我的評論注重把獨立的思想注入文字，思考的力度滲透、統攝評論。90年代，我建立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室。進入新世紀、新時代以來，自己的内心更加沉穩，面對動态變化氣象萬千的文藝現象和文藝作品，我盡可能為文藝院團和藝術家，呼籲更加和諧的文化環境。為當代文藝的更好發展，我潛心分析文藝現象與文藝創作得失，寫作了《我們的戲劇缺失了什麼》和姐妹篇《關于文化發展和文藝創作的四個問題及其思考》，兩篇文章說理論道，有觀點有立場，先後獲得第五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一等獎、第四屆中國戲劇獎理論評論獎，在全國文藝界産生了較大影響。
王雪瑛：《攀登者》的後記中，我讀到一個細節，在上海報業大廈46樓開研讨會的時候，望着敞亮落地窗外上海的“城市動圖”，您心中感慨着“幾十年來，我的生命相伴着這座城市和她的文化。”《文彙報》在您以文藝評論相伴上海文化的人生中，也成為日常的弦歌。
毛時安：《文彙報》是大陸覆寫廣闊的人文大報，也是一張有風骨的報紙，能成為《文彙報》的作者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1983年《文彙報》發表了我為湖北畫家周韶華組畫《大河尋源》寫的近3000字的美術評論，我用人化自然的美學原理論述畫家，廣受好評。80年代《文彙報》發表了我寫的關于史鐵生短篇小說《奶奶的星星》的評論。第二年，小說獲得了全國短篇小說獎。近年來，我的許多重要文章發表在《文彙報》。收在《秋天的天氣是最可愛的》兩篇寫上海思南路和邬達克的長文，還有寫導師徐中玉百年誕辰的長文，都是整版發表于《文彙報》。排版編輯告訴我，閱讀那篇寫趙長天的《好人的心跳》，不少年輕記者為之動容落淚。40年來，我和《文彙報》結下了不解的筆墨之緣，是永遠的朋友。
王雪瑛：回望50年的文藝評論實踐，您堅守不變的是什麼？與時俱進融合創新的是什麼？
毛時安：古人說，修辭立其誠。好文章既要有形式美的“修”，又要有情感的“誠”。“誠”是根本，修辭，不是為了花哨，是為了“誠”得感人。作為評論家，我要求自己，以虔誠對待寫作，以坦誠對待内心，以熱誠對待生活，以真誠對待世界。我肯定會說錯話，但我絕不說假話謊話。評論文章是有生命的，可以觸摸到寫作者的體溫和寫作時的心情。我們這代評論家，大都先天不足，少時沒有舊學修養，後來缺乏西學修養。自己摸索着舞文弄墨，是時代造就了我們。文學藝術為文造情，但不能為賦新詩強說愁。我常年看戲看畫看電影，我感覺真誠可貴，隻有創作者真正走心，動情，作品才能感動觀衆和讀者。
我呼喚真誠！回望半個世紀的評論生涯，不變的是我基本的文化立場，藝術的精神性和審美性，對過度市場化、産業化、現代化的冷靜與清醒；變化的是評論對象、評論話語，自己不斷學習接受消化的新的文藝理論和研究方法，也包括對古代文論的當代活用，讓自己保持與時代同步，運用清新的評論話語，一語天然萬古新。
王雪瑛：您寫有的文章很快，一方面是因為新聞性強的急稿需要快速出稿，您寫有的文章又很慢，比如《用生命大聲喊出有力量的思想》三千多字的文章斷斷續續寫了将近三年。請談談您寫作中的快與慢。
毛時安：快慢是個相對命題。我年輕時，的确是出手很快。有時一天能寫7、8千字。催稿人經常坐在辦公室等稿，當場寫完，當場取走，但我想的時間遠超過寫的時間。《用生命大聲喊出有力的思想》，主要是想自己的文字能對得起我從内心欽佩的藝術家濮存昕，還有那些來自雪域高原的藏族孩子們。還有評畫家田黎明的《透過霧氣看》，我也寫了很長時間，兩年才完成。主要是将自己原創的觀點“藝術的可生長性”講得透徹一點，而且文風要和他的畫風般配。還有2018年開寫的《賞櫻記》，到現在還撂着，想寫一篇有點人生蒼涼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