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慧柔供圖。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組織的社群活動
“反對性别暴力 16 天行動”是一項國際民間社會主導的運動，從每年的11月25日“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國際日”開始，到12月10日“人權日”結束，它提請人們關注這樣一個事實：暴力侵害婦女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侵犯人權行為。《聯合國新聞》在今年的“16天行動”期間采訪了美國的一個民間組織，“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請聽特約記者杜佳的報道。
“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 （ATASK）位于美國波士頓，為當地亞裔社群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幫助，防止亞裔家庭和社群發生家庭暴力，讓受害者看到希望。
高慧柔（Joyce Kao）是專業社會工作者，在“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負責庇護所的管理以及推動倡導工作。在接受《聯合國新聞》采訪時，高慧柔首先強調：提供針對文化特殊性、語言特殊性的服務對家庭暴力受害者是非常重要的。
高慧柔：“對于新移民來說，本身就有很多壓力。她們首先要面對的是語言上的隔閡。也就是說，一個亞裔的新移民在碰到家庭暴力的時候，如果她不能夠找到語言可以連結、可以溝通，文化上相近、可以了解的人，她們常常會對于舉報這件事情，或是尋求協助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擔憂。 甚至說她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尋求協助的，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協助是可以提供給她們的。
第二個問題是，你的社會支援網絡的減少、降低。你在本國的時候，可能身邊有家人、有朋友，你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或是受到虐待的時候，你可能是有人可以求助。 即使不是求助，你打電話跟人家聊天或是見面，跟人家吐一下苦水，這些人其實是有的。當你移民過來了以後，你的網絡沒有辦法全部的挪到你現在生活的地方。 是以社會支援體系的降低也會影響到她們，覺得自己的被孤立、無法求助的感覺也會加重。”
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
“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 自1992年成立至今，不僅可以提供近20種亞洲語言的服務，而且帶着對亞裔族群文化背景的深刻了解，給受害者提供支援。
高慧柔：“比較常看到的狀況是：很多的受害人，她們可能是帶着在原本母國的創傷來到這裡的。 這個創傷不僅僅是加害人對她們的施暴，同時也可能是在母國生活的時候也曾經求助過，可是求助後的經驗是不好的，是負面的。 是以她們剛開始跟我們工作的時候，有時候會有很多的警惕，或者是有很多的無助。 她們就會覺得：跟你說有什麼用呢? 你又不能幫到我什麼? 或是說，有什麼好求助的?人的一生就是這樣的過而已。
我們也常常會聽到這樣的陳述：這件事情拿出去說，是給這個家丢臉。不隻是你的另一半，同時你也在讓你的小孩子在人前擡不起頭。這樣的說法其實我們常常聽到。在我們很多的文化裡面有一個共通性，在很多長輩的看法裡，家庭暴力這件事情是很常見、很正常的。 哪一對夫妻不打架，或是哪一個先生偶爾生氣起來控制不了，不會揍人呢? 是以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合理化、正常化的時候，就會讓受害人的求助顯得很荒謬。因為如果這件事情是正常的，如果别人都可以忍, 為什麼、憑什麼你不可以? 我們在服務的過程之中，其實有很多時候也都在處理這樣的概念和想法。”
高慧柔介紹說：除了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緊急庇護和法律支援，“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通過各種管道，在社群進行科普，推廣知識，傳播資訊，為受害者賦權。
高慧柔：“家暴的行為本身是一種權力與控制的關系，就是我用這樣的暴力來控制你，讓你必須要來聽我的話。這個是一個權力的不對等。知識的散布可以讓這樣的權力不對等稍微往回傾斜一些，擁有越多相關的知識，其實就有越多的力量可以保護自己。
另外，很多新移民不知道有哪些可以求助的管道, 也不确定求助可以給她們什麼。 是以我們在做所謂的社群外展工作。我們會參與社群不同形态、大大小小的活動。我們也盡量通過不同的社群中心傳播資訊，也跟幾個主要服務新移民的組織有比較緊密的連接配接，會去他們的會議或活動上介紹我們的服務。
一個家庭暴力受害者可能會對于家庭暴力這件事情求助有顧慮，但她們在尋找其他的生活資源的時候，可能障礙會小一點，如：政府房怎麼申請，兒童托育服務怎麼申請，這些東西對她們來說是比較容易去問的。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把我們的資訊放在這樣的社群中心裡，把我們的資料基本上都翻譯成八種比較常見的亞裔語言。
我們看到這三十年來，社群内不同的人接收訊息的方式有改變。從以前的衆口相傳，到一些不同語言的報紙，到後來的電子報，再到現在更直接的社群網絡。 我們也一直在學習、跟進，争取可以最好、最有效率的把這些訊息傳達出去。”
高慧柔供圖
在新冠大流行期間，許多人幾乎一夜間失去了收入，再加之心理壓力和隔離措施帶來的人際疏離，家庭暴力在世界各地範圍内猛增。
高慧柔指出：疫情給“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 的工作帶來了挑戰，同時也提供了機會。
高慧柔：“在那段時間裡，很多人的工作是受到動蕩，尤其是藍領或是從事服務業的群體。他們的收入不是完全消失，就是降低到非常少的程度。有些人的工作還可以去上班，可是因為孩子的學校不能夠去上課了，是以你必須要待在家裡，要被迫離開你的工作。經濟的影響也會對一個家庭造成很多突如其來的緊張、壓力和沖突。
第一年的時候，我們比較明顯地看到前幾個月我們的求助電話少了很多, 幾個月之後開始激增。後來我們在跟個案了解，才發現有一個共同點是在疫情發生的前期，因為封控的關系，大部分的人都必須要回到家裡工作，或是失去工作隻能待在家裡。是以受害人原本可以有一個空間去求助，現在那個空間不見了，因為加害人可能随時都在附近。甚至她們求助了以後，我們要持續跟他們保持聯系的這件事，變得很有挑戰性，因為她們可能會一個禮拜隻有這一點很短的時間，假借出去買菜的時候跟我們講話。這是一個我們看到很明顯的改變。
但是，新冠疫情發生的時候，它也開啟了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線上服務。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可能性，也創造了很多的服務機會，讓我們的服務能力變得更有彈性。是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正面的改變。”
高慧柔供圖
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緊急庇護住所收到的捐贈。
“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利用當代資訊手段，緻力于彌合亞裔社群的語言和文化差距，幫助家庭暴力和虐待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重建生活。高慧柔希望看到政府和全社會給予亞裔社群更多支援。
高慧柔：“工作上面臨最大的挑戰是資源上的不足。我們當然很希望每一個受害人都可以得到她應該要有的資源，讓她繼續人生的下一步。可是我們看到是，很多社會支援的網絡其實還有欠缺的地方。比如政府房的名額非常的少， 一排要等很久，是以受害人馬上就要面對是她有沒有辦法去負擔外面高額的市場價去租房，或是說可能在得到政府的補助的時候，這些金額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支撐她們過一個有品質的生活的。或是說她們可能需要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務，而特定亞裔語言的心理谘商是非常非常稀缺的，等候名單基本上都非常的長。這樣資源的斷裂是我們在服務的時候碰到最大的挑戰。”
“以上是亞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組”的社會工作者高慧柔接受《聯合國新聞》特約記者杜佳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