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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個人,戳破了内地最大醜聞

作者:獨立魚

不願看到的消息,還是來了。

周海媚因病醫治無效,于12月11日離世,享年57歲。

消息一出,全網紛紛悼念,送别一代女神。

她一個人,戳破了内地最大醜聞

而稍早以前,還有另一則訃聞,讓魚叔感慨良多。

「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醫生,走了。

于當地時間12月10日在紐約去世,享年95歲。

她一個人,戳破了内地最大醜聞

熱搜下方,許多網友表示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此前也從未了解過她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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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個人,戳破了内地最大醜聞

其實,高耀潔是中國最早關注艾滋病人、收養艾滋孤兒、探查艾滋村,揭開中原血禍的醫生之一。

曾獲頒2003年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她的人生,本身便是一部傳奇,也值得被更多人銘記。

今天,借此機會,我們就來一起來懷念——

高耀潔

她一個人,戳破了内地最大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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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的身上有許多光環。

她是全國知名的婦産科醫生、婦科惡性良性腫瘤病專家,是探查艾滋村内幕的英雄,一生緻力于防艾的民間鬥士……

這樣一個超前的女性,常常讓人忘記了她所處的時代背景。

事實上,高耀潔成長于民國時期。

彼時,女性受教育還不普遍。

裹小腳等等封建陋習,仍有遺存。

《邪不壓正》當中,周韻飾演的就是一個民國女性。

一出場,就拄着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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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剛剛進行了「放足」,即解開纏足。

但三寸金蓮的骨骼肌肉早已變形扭曲,不是解開裹腳布就能恢複的。

為了重拾行動能力,她嘗試了各種辦法,吃了很多苦。

放足之痛,也隐喻着一個女性想要掙脫時代束縛的艱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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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的經曆與之十分相似。

1927年,她出生在一個高門望族。

父母想讓她以後能嫁一個好人家,強行給她裹了小腳。

直到6年後才解開。

但這時,她的腳已經無法恢複,常常連路都走不穩。

餘生都隻能用這雙僅有34碼的、畸形的雙腳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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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的小腳

但身體上的痛苦,沒有限制住她。

年輕時,她就選擇走出深宅大院,到外地求學。

因為擔心學校不要小腳女孩,是以專門在鞋子裡塞棉花。

終于在河南大學醫學院畢業,成為知名的婦産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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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傳統思想,也沒有困住她。

高耀潔不願當賢妻良母,一直醉心于自己的事業。

有時,甚至一個星期都不回家。

反而是丈夫擔任了做家務,照顧孩子的活。

這正如她所說,「不是我不管家,是我顧不上管。我覺得自己的事業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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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特殊時期的經曆,還讓她開始同情弱者。

因為出身不好,再加上身為婦科醫生的她做過多次人工流産,是以被扣上了「非法堕胎」的罪名,被抓起來改造。

還被打到胃出血,甚至是以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

還在太平間,跟屍體睡了8個月。

身體遭受的折磨把她逼至極限。

更讓她痛心的是,14歲的兒子也受到牽連,坐了三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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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苦難沒有擊垮她的意志。

正是這次經曆,讓她積聚了堅定的勇氣,決心為弱者奔走發聲。

一次,在收治了一個患癌女病人之後。

她得知女病人父親不願借錢,要留給13歲的兒子當彩禮。

于是,高耀潔直接找到婦聯,和婦聯的從業人員一起去女病人父親家耗着。

這樣的盡心讓一旁的女兒都十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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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她遇到了一位艾滋病人。

而在當時,從業多年,經驗豐富的高耀潔并不了解艾滋病。

還抱有偏見,覺得艾滋病是一種「髒病」。

但很快,她就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專門找資料學習。

這為她之後的防艾之路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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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關于艾滋病的科普知識在網上廣泛傳播。

然而在當年,這還是一個飽受誤解和污名化的疾病。

在大衆眼中,隻有私生活混亂、吸毒的人才會染上。

而高耀潔對賣血緻病艾滋村的探查,戳破了偏見,開始改變全社會的認知。

她發現,許多農民感染艾滋病的原因,是輸血。

他們無法單純靠種地維持生活,隻能通過賣血換取報酬。

就如紀錄片裡所說,賣一次血就能賺45塊錢,孩子學費、買化肥和種子的錢就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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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現在的捐血過程不同,當時農民的血從體内抽出去之後,又被回輸給人體。

因為血站隻要血漿。

導緻他們不幸感染艾滋病。

而許多農民們往往都是一個村成群結隊去賣血的,最終形成了艾滋村。

電影《最愛》講述的就是艾滋村的故事,改編自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而閻連科正是根據高耀潔的講述,才創作了這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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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

實際的資料更是觸目驚心。

艾滋村的數量多達三十八個。

而在高耀潔調查的一個三千多人的村落裡,有一半的人都去賣過血。

其中,有八百人查出來艾滋病,還有五百人沒檢查。

村裡死人,是常有的事。

高耀潔給病人寄去的春節紅包當中,許多都因「此人已死」被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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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之下,傳染病危急程度曾被形容是「坐在即将爆發的火山口上」。

紀錄片就展現了患病村民們的生存狀況。

一方面,遭到社會偏見。

感染艾滋病的孩子們在學校遭到霸淩,沒辦法繼續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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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也被當地村民孤立和邊緣化。

就連醫生都抱有偏見。

在媽媽想讓醫生來給患有艾滋病的孩子打點滴的時候。

醫生百般推脫,不願意去。

讓媽媽十分無奈。

「我們村本來就歧視,你醫生再歧視,我就沒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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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隻是一個人的悲劇,背後更是一個家庭的破碎。

甚至導緻許多病人家屬承擔了很大的心理壓力,選擇自殺解脫。

另一方面維權艱難。

從輸血到發病,再到确診,往往經曆了六七年的時間。

許多病人都已經把病例扔掉,沒有儲存證據,隻能悄無聲息地死去。

即便下定決心找出證據,但會遭到百般阻撓。

因為醫院權勢滔天,是以驗證過程十分艱難。

一位病人帶着家屬找醫院要病例時,她和婆婆被打倒在地。

丈夫最嚴重,腦袋後面全都是血。

最為關鍵的是,他們還無處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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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之下,艾滋病不隻是病,更是一種「罪」。

問題根源就如一位律師所說,「所有問題就一個難度,她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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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耀潔一直嘗試扭轉艾滋病人的弱勢地位。

她印發宣傳手冊,科普艾滋病防治手段,幫助艾滋孤兒。

還幫助建立基金會,資助八千名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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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許多拍攝和報道艾滋村的記者和紀錄片導演都遭到阻撓,甚至被打。

隻能在村民的掩護下,完成拍攝。

導演陳為軍就是用這種方式冒險拍攝出了聚焦艾滋病的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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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耀潔遭到的阻撓更大。

當時,血漿經濟風頭正盛,再加上艾滋病的普及并不高。

是以她的科普,被認為是斷了别人的财路,遭到監視。

在抓到一個普通記者賞50元的潛規則之下,高耀潔的賞金高達500元。

但高耀潔沒有放棄,堅持尋找潛藏艾滋病人,新的疫區,開始打遊擊。

一邊雇傭司機,沿路扔下艾滋病科普手冊。

另一邊,用一頓飯收買車夫,讓熟知當地情況的車夫把她拉到艾滋病人的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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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不隻考驗智力、體力和心理。

還需要高耀潔用錢硬生生砸出一條路。

當時,她的退休工資隻有2000元左右。

如果隻是維持生活,當然不成問題。

但她還要自費租車,到鄉下給病人義診、發藥,印發艾滋病科普手冊,設立防艾講座......

「一個新疫點沒有一兩千塊錢是根本打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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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節省開銷,高耀潔自己的生活費每天隻有10元。

甚至連幾根繩子都不舍得買。

而是出去跟丈夫一塊撿繩子,然後洗幹淨。

是以,包科普手冊的繩子才打滿了大大小小的結,顔色還不統一,紅的、綠的、白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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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從沒有沮喪發愁,反而很高興。

「這些錢花完了是勝利,花不出去是失敗。」

她在家裡的牆上,挂了兩行大字:

「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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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為防治艾滋病做出巨大貢獻,得了許多獎項。

當選2003年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十年時間裡,她花費了近100萬元救助患者、艾滋孤兒,印發宣傳資料。

這花光了她所得的獎金,和全部個人積蓄。

截至2005年11月,她自費編印的艾滋病科普宣傳小報已印發102萬份,「遠遠超過任何一級衛生防疫部門的宣傳量」。

村民提起她,會激動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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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悲哀的是,高耀潔的晚年卻被争議籠罩。

2009年,丈夫去世後,她遠走他鄉,定居美國,遭到許多人的質疑。

她的做法也沒得到子女了解,導緻家庭破碎。

和兒子斷絕關系,和女兒也很久不聯系了。

還被親戚指責。

「你在走讓國人謾罵的路。你繼續這樣折騰下去吧。你将在孤獨和寂寞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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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高耀潔為什麼一定要出走呢?

這歸根結底是她覺得自己失敗了。

首先,艾滋病人的生活還是沒得到保障。

歧視已經根深蒂固。

一些人不敢接觸艾滋病人,也不敢在艾滋村裡住下。

所謂的調查、救助就無從談起了。

而且,因為怕丢面子,是以高耀潔依然遭到阻礙,要打遊擊,偷偷救助艾滋病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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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兒的問題不能簡單的通過救助解決。

電影《最愛》就講述一群艾滋病人一起住在廢棄學校,抱團取暖的故事。

但即便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之中還是有人自私自利,勾心鬥角。

而且完全被情緒左右。

為了洩憤,他們毒死了号召村民們賣血的血頭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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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高耀潔資助的許多艾滋孤兒也沒有珍惜這份救助。

在學校裡,不會好好讀書,還很虛榮,愛攀比。

還覺得高耀潔是在利用他們沽名釣譽。

在她推薦一位資助過的大學生去四川慰問的時候,就遭到指責。

「我不應該去,你沒有我就沒有今天。」

甚至有的人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開始搶劫偷盜強奸。

而割裂的是,與此同時,還有很多艾滋孤兒沒有得到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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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村裡的一名孤兒在墳前悼念病逝父母 攝影:盧廣

最後,還出現許多亂象。

随着艾滋病的普及,出現了許多号稱能治好艾滋病,賣祖傳秘方的遊醫騙子。

讓很多艾滋病人信以為真。

但喝了藥之後,不僅沒有好轉,還不幸離世。

這都讓高耀潔傷透了心,選擇出走。

就如她在《我的風燭殘年》裡,寫的「我要保住晚節,不能和假貨們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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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高耀潔認為自己失敗了。

但她對弱者的關懷仍然一如既往,持續到晚年。

拼命寫書,揭開艾滋村内幕。

為了順利出版,還不要版權費。

還把印發的科普手冊整理好,捐給邊區的圖書館。

免得死後這些科普手冊變成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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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防艾事業,她幾乎成了一個「衆叛親離」的人。

而支撐她走下去的念頭很簡單:

「但是艾滋病人太苦了,我不能對他人的痛苦無動于衷。」

這讓魚叔想起了張桂梅校長。

她之是以決心建立一所全免費的女子中學,其中重要的原因也是,她看過了太多被迫辍學的女孩,她不能對她們的痛苦無動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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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從來就沒想當什麼英雄。但是,誰把那第一個病人送到了我的面前?

誰使我第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誰讓我是個醫生,誰讓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

誰讓我從小就在聖賢的教育下長大;

誰讓我見了受苦難折磨的人就難以心安;

誰讓我見了黑暗和罪惡就怒發沖冠……」

她們在命運的洪流中搏鬥,努力掙脫時代的局限。

用高潔的靈魂,呼喚良知和正義歸位。

而在昏暗的夜晚中,她們留下的火種始終會為我們指引方向。

這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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