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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醫保參保人數下降,醫保改革走向何方?

居民醫保參保人數下降,醫保改革走向何方?

随着時間變遷,當公平上升為一個重要關鍵詞後,統一碎片化的制度,拉平待遇,會成為民意所向。

居民醫保參保人數下降,醫保改革走向何方?

李漱實(醫療行業觀察者)

全文4300餘字,閱讀約需8分鐘

近期,關于“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數下降的讨論一度占據頭條。統計資料顯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9.83億人,比上年底減少2538萬人,同比下降2.5%。

一些輿論認為,居民醫保的參保人本就是沒有城鎮穩定工作的、收入偏低的人群,保費年年增長,使得一些人不願再繳費參保。還有網民抱怨,即使有醫保,看病的壓力依然很大。

國家醫保局很快出面回複稱,背後的原因是部分原來參加居民醫保的群衆轉為參加職工醫保,基本醫保參保資料呈現“居民降、職工增”的趨勢,越來越多群衆參加職工醫保。許多地方的醫保局也釋出文章,向公衆繼續宣傳參保的好處,以鞏固目前的參保基礎。

醫保毋庸置疑是一個“好東西”,幾乎覆寫全民的醫保能夠将風險共濟的效果發揮到最大,幫助個人抵禦患病帶來的财務風險,鼓勵參保是應有之義。盡管目前資料的變化是由于參保人在不同保險池間的遷移所緻,但輿論中提到的一些擔憂不容忽視,也是“一直在路上”的醫保改革需要聆聽的意見。

▌福利性質的醫保,仍然給個人帶來一定程度的支付壓力

沒有一個國家的醫保是萬能的,有限的投入不可能帶來無限的産出,中國也不例外。在以英國模式為代表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下,費用由稅金支出,群眾幾乎不用自掏腰包,但需要面對漫長的等待時間和效率低下的服務體系。中國施行的醫療保險體系承載着巨大的就診量和處方量,但所有參保者需另外支付保費,且服務并非100%報帳,患者需要承擔一部分就診費用。

對于經濟能力并不充分的居民,需要繳納的保費逐年增長,從2015年的每年120元攀升至2023年的每年380元,但許多居民的經濟能力未必逐年提高,尤其是在疫情爆發後的全球經濟動蕩時期。一些地區發放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為每月160元左右,這意味着這些地區的老人需要拿出近3個月的養老金才能繳納居民醫保。

另一方面,值得關注的是,保費的絕對值并不高,但繳納保費、參與保險以後,一旦罹患重特大疾病,醫保不予報帳的費用可能遠高于此,這未必是一些參保人能承受的。

筆者曾聽聞農村地區的參保人提起,得大病以後的自費費用太多,自身難以承擔,即使有醫保,也不是很願意去看病。在此情景下,醫保無法發揮功用,導向一部分參保人心中不願意繼續參保的念頭。與保費動辄上千上萬的商業保險相比,國家基本醫保的“福利性”已經很強,但還需進一步站在參保人的視角思考制度設計的實際影響。 

從架構上看,國内基本保險采用的是經典的保險報帳體系,對于醫保規定可報帳的産品和服務的總額,劃定起付标準、封頂線,低于起付線的費用和高于封頂線的費用不報帳,對于中間可報帳的費用段,還需乘以一個報帳比例,才是醫保實際報帳的部分。

在這些計算之前,乙類藥品(可供臨床治療選擇使用、療效好、同類藥品中比“甲類目錄”藥品價格高的藥品)還有一部分先行自負比例需患者自行承擔,通常為20%左右。住院待遇(起付線、報帳比例、封頂線)普遍高于門診,最近兩年的門診統籌改革正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許多地區的門診年封頂線都設計在4000元以下,并非很高。

為解決門診産生的費用較高的長期用藥問題(高血壓、糖尿病、惡性良性腫瘤、部分罕見病等),門診慢性病和特殊病也建立了一套單獨的報帳系統,可突破門診的報帳封頂線,但慢特病由各城市遴選,數量往往控制在幾十種,不能盡善盡美,遴選過程往往也不夠公開透明,可能存在不同疾病間的不公平問題,有的疾病封頂線低,也無法充分報帳。

從整體上看,2022年,在所有發生的住院費用中,職工醫保住院費用目錄内由基金支付的比例為84.2%,居民醫保住院費用目錄内基金支付比例為68.3%,這已經是經年努力的結果。如果算上還沒有納入醫保目錄的産品和費用,這個數字将更低。是以,在經濟欠發達、醫保基金不充裕的地區,也難免有些居民會感到參保後依然有困難。

針對這一問題,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被建立起來,包括大病醫保和醫療救助等制度,編織出一張“兜底網”。然而,雖然醫療救助惠及了一部分經濟壓力最大的居民,包括特困戶、低保戶等,許多經濟狀況也不良好的農村家庭并不在其列,依然面臨無力承擔醫療費用的困擾。而大病醫保往往也有自己的起付線,起付線以下的部分可能也會成為一部分患者難以承受之重。

例如在某東部城市,居民大病醫保的支付條件是個人自付費用超過2萬元。盡管10萬元以上的費用可報帳70%,并且未明确提出封頂線,但10萬元對很多患者來說,已經是很大一筆、甚至可能導緻家庭返貧的開支。

▌醫保赤字浮現,基金本身的支付與延續有壓力

如果一種自由參保的醫保待遇不夠好,則可能流失參保人。從經濟核算的角度,如果流失的是不健康、可能會産生較大花費的參保人,基金的收支平衡不會受到太大打擊,但如果流失許多健康的參保人,基金自身也會面臨壓力。入不敷出的保險很難再提高待遇,由此陷入惡性循環,待遇越低,人們,尤其是患病風險小的健康人群越不願意參保,基金規模進一步萎縮,更不能吸引人群參保,也無法起到保障作用。

分析醫保基金的運作狀況時有一個重要的名額——可支付月數,即假設沒有新的保費收入,曆年累積的醫保資金結餘能夠支撐基金多久的支出。如超越6個月,便處于安全區間。目前,城鎮職工醫保和居民醫保兩項制度的累計結餘突破4.2萬億元,全國職工醫保統籌基金結餘可支付月數約21.9個月,全國居民醫保基金結餘可支付月數約9.0個月,顯示出基金支撐能力充分。

然而,這是否意味着絕對的安全?拆解居民醫保曆年的收支,可發現2012年至2021年間,有8年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可支付月數也從2012年的13.5個月開始逐漸走低。倘若不加以幹預,基金可能會在未來的10-20年内步入警惕區間。

同時,上述分析建立在全國一盤棋的基礎上,實際上醫保的統籌層級并不在中央,而是在各個城市,各地掌管着資金池,也負責調節醫保待遇的高低,是以不同地區的醫保支撐能力有很大差別。資金尚難在省内從富裕地區流向經濟困難地區進行支援和補充,遑論在東西各省間互相馳援。

根據曆年公布的各地基金資料,2021年天津的居民醫保可支付月數最高,為18.3個月,廣東以14個月次之,有4個省級地區已不足6個月。在新冠疫情未發生的2019年,診療秩序還沒有受到疫情和封控等因素沖擊,已有約10個省級地區不足6個月。如果進一步考慮各省内部經濟發展不均衡的情況,如廣東、河南、重慶等,會有更多地區遇到基金有限的難題。

按照國家醫保局近期的回複來分析,居民醫保減少的參保人主要是從居民醫保這個資金池中離開、前往城鎮職工醫保的人群,他們更多是身體相對健康、能獲得正式工作的人群,而留下的人群中則包括許多農村老人,這種此消彼長的變化對基金運作而言本身也是一種壓力。 

在老齡化趨勢顯著、新藥新技術越來越快進入市場的背景下,為應對逐年增長的就醫需求和診療費用,保障醫保待遇不下降,居民醫保試圖擴大自身資金規模,方式則是每年提高保費。據統計,2003年至2023年這二十年間,參保人個人保費增長了37倍,年均增長19.78%,達到每年400元左右。

這類福利性質的保險制度,按純市場邏輯運作有困難,部分參保人繳費有壓力,能否由國家提供補貼?實際上從居民醫保誕生起,各級财政就被要求向保費提供補貼,在個人需要繳納的近400元外,2023年财政補助達到每人640元。這一待遇已每年剛性地提高30元左右。

▌二進制化導緻的待遇不公平,讓弱勢群體更弱

在個人負擔高,整個基金盤子有壓力的情況下,醫保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二進制差異”,這也正是文首所述“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數下降的原因。

基本醫療保障主要包括職工醫保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後者此前還分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即城鄉有别。目前二者合并為居民醫保,但它與職工醫保的待遇,依然差别巨大。

職工醫保的政策内基金支付比例比居民醫保高,可支付月數也明顯更多,基金明顯更為安全,這一居民醫保的“弱勢”、職工醫保的“強勢”對比反映出國内常見的保障、福利碎片化問題,城鄉有别。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扭曲的。最需要醫療保障的城市底層居民、農村老人,能夠得到的反而是相對弱勢的居民醫保。雖然他們确實獲得了以較低保費參保的機會,并且在參保時獲得财政補貼的支援,但實際獲得的保障程度依然不高。 

與之對比,一些國家開始學着利用政策手段來使弱勢群體更容易擷取幫助。如在西班牙,收入相對低的人員可以獲得更優惠的報帳待遇。在門診報帳藥品時,年收入高于10萬歐元的人員可報帳40%,年收入低于1.8萬歐元的人員可報帳60%,退休人員則可報帳90%。

國内的醫療保障作為國民收入二次配置設定的一部分,目前主要在城鎮職工内部起到了調節作用,以個人工資為繳費基礎,繳費費率一緻,收入高者繳費多,收入低者繳費低,醫保報帳待遇同等,幫助了低收入的城鎮職工。但對于彌合城鎮職工和城鄉居民之間的差異并沒有發揮影響。統籌城鄉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長期關鍵詞之一,但在各領域都依然面臨較大的挑戰。

追溯制度建立伊始,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出現碎片化的設計:平地起高樓不易,很難在千差萬别的利益相關方之間達成共識,當年也隻能依照不同群體的條件和訴求設計出不同的制度。然而随着時間變遷,當公平上升為一個重要關鍵詞後,統一碎片化的制度,拉平待遇,會成為民意所向。

不少地區走過類似的路,比如大陸台灣,全民健保經曆了逐漸完善的過程。最早的醫保制度始于1950年的勞工保險辦法,之後陸續實施了公務人員健康保險、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等13種醫療保險。在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後,各項醫保被整合,全民強制參加,群眾根據身份、經濟能力被分為不同的大類,繳費方式和負擔比例不同,照顧中低收入等群體,低收入者、軍人等群體的保費完全由政府承擔,但就診時擷取的醫保待遇完全一緻。

大陸地區的醫保面對着更廣泛的地域、更不平衡的省間、省内經濟狀況,要統一制度絕非易事,且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管理障礙。

然而,這并非意味着堅冰無法融化,現階段可以采取很多措施,來彌合差距,逐漸實作城鄉銜接。如按照一些學者建議,開拓更多财源來充實居民醫保基金,如對含糖飲料等不健康食品征稅,用以補充醫保資金,穩定個人繳費部分不大幅增長,穩固全部居民的持續參保意願。

同時,可采取一些差異化的補貼方式,根據居民的财務狀況,進一步減免他們的保費,如退休年齡的農村老人,減輕其參保壓力。此外,探索一些新型的、用于補充提高醫保待遇的保險設計。許多城市都在推廣的、有政府背書的惠民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區分居民和職工的身份,所有人以普惠的價格統一參保,保障基本醫保報帳部分以外的費用,切實減輕患者經濟負擔,也保障了不同人群之間的公平性。

對一個生活了十四億人口,地域差别巨大、群體利益多元化的國家,從無到有建立一個讓所有人都得到應有保障的、廣泛公平的醫保制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這也不是放棄改革的理由,改革需要智慧和信心,既然大家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完善互濟保障,使我們中的不幸者不會因患病陷入困難甚至毀滅的境地,是建設良善社會的應有之義。

居民醫保參保人數下降,醫保改革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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