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離一線城市的年輕人，在二線城市（又或者叫“新一線城市”）過得還好嗎？
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抛出這個問題，估計會收到很多否定的答案。以前都說一線城市太難，要逃離北上廣深，現在二線城市似乎也跟着卷起來了，滿是打勞工的哀怨。
就連以安逸著稱的成都，也正在失去了它的從容。比如，有位作者這樣寫道：
一周工作六天，淩晨繼續加班，早高峰要等三趟地鐵……成了普通打勞工眼裡成都更真切的形象。
繼一線城市之後，新一線城市也正在失去成本效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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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所有的卷，最直接的原因，往往是因為人多。
當考公考編的人多了，進體制這條路，就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當一座城市有源源不斷的外來人口流入，流動人口和本地土著，外來畢業生和職場老人搶飯碗，這座城市想不卷都難。
這兩年，很多人吐槽二線城市也難待，這并不是一種矯情或者錯覺。事實上，在一線城市開始功能疏解的背景下，二線城市已經成為吸納新人的主戰場，它們的人口流入速度，正在打敗一線城市。
2022年，四大一線城市常住人口曆史性地集體負增長，合計減少約27.5萬人。而長沙、杭州、合肥等二線城市，都實作了17萬左右的增長。2021年的人口增長前三是成都、杭州和南昌。而在發達的長三角，六普到七普十年間，人口增幅最多的是杭州、蘇州、合肥，然後才是上海。
▲杭州新城（圖/冰川）
相較于抽象的數字，一線城漂的感受會更直覺。沒完沒了的加班，遙不可及的房價，動辄掏空錢包的消費水準，它讓大城市機會更多、更公平的優勢，顯得無比蒼白。
為了尋求更舒适的活法，很多年輕人從一線逃到了二線。杭州官方人士曾透露，“杭州新引進的跨城流動人才中，有超過20%來自北京和上海”。
他們的降維生存想法，源于一種樸素的邏輯：有一線城市的能力和資源，去二線城市房價更低、節奏更慢，還怕生存不下去？
但現實似乎很紮心。一線到二線的流動，現在成為一種集體選擇，這條降維生存路線，如今也變得擁擠不堪了。
“出逃”的年輕人忽然發現，二線城市的房價雖然更低，但好的工作機會也一樣不容易找。
以成都為例，你知道成都最火的就業崗位是什麼嗎？銷售。一份被引用多次的機構調查資料提到，“2020年4月，成都銷售類職位的企業招聘需求超過一線城市，躍居各重點城市之首”。
不是因為銷售崗位工資高、吸引人，而是因為它的門檻很低，可以容納更多找不到好工作的年輕人。
對一些“大廠”而言，将研發、營運等核心崗位放在一線城市，将銷售、客服等勞動密集的崗位放在成都，低價招攬成本效益的人才，可以節省更多成本。
于是，“在最貴的寫字樓，打最猛的推銷電話”，成了很多“蓉漂”的工作狀态。
二線城市帶來的内卷感受，還會因為濾鏡被打破而放大。
大家去一線城市，通常會說是去打拼，但像成都、杭州、西安這樣的城市，社交媒體上的美食、美景，總給人以惬意、休閑的感受。
而當它給不了松弛的狀态時，打勞工的倦怠、内耗感，往往會因為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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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紮堆往二線城市跑？這當然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濾鏡太強大了。
二線城市吸納的流動人口，主要還是來自三四線中小城市。相較于中小城市，二線城市雖然也卷，但畢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更高的個人發展上限。（參閱《搶人！萬億城市，也繃不住了》）
到2021年末，全國城市數量達691個，一二線城市數量不到零頭。盡管一二線城市的能見度更高，但中國人口的基本盤還是在中小城市，在下沉市場，而非一二線城市或者五環内。
當很多人帶着一線城市的資源，去二線城市降維謀發展時，更多的流動人口，是在背井離鄉，從小城市跨越到大城市讨生活。
以成都為例，網上很多年輕人吐槽成都卷，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要低于佛山、東莞等地級市。三四千元的工作，一堆人投履歷，研究所學生的學曆，還得被企業HR一頓強勢地PUA。
但你想想，如果回到小城市，那些學曆貶值的年輕人，又能夠幹些什麼工作？
成都背後的四川，常住人口8000多萬，2022年有超10個市州的GDP在2000億元以下。
出身普通的小鎮做題家，如果想外出闖蕩，但又有離家就近就業的訴求，那麼除了成都，幾乎别無他選，省會城市已經是最後的退路了。
七普資料顯示，成都的流動人口為845.96萬人，其中跨省流入人口為149.36萬人，而省内流動人口為696.60萬人。
一線城市虹吸全國，二線城市虹吸全省。這種現象在中西部地區相當突出，因為在強省會的格局下，基本上是一城獨大，省會城市承接了海量低線城市就業者的緻富夢。
是以在廣大二線城市，才會出現一種沖突的景觀：在舒适、安逸的濾鏡被打破後，一邊是大量打勞工喊難，一邊是外來人口不斷湧入，形成一種“圍城”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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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城市盡管保持着強大的人口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選擇單一的結果——既然一線城市待不下去，那麼不去省會，還能去哪裡呢？
在大城市紮根，當然不是所有人的宿命。事實上，哪怕二線城市比一線壓力更小，絕大多數打勞工，不過是将它當成掙錢的中轉站罷了。面對高房價和子女教育問題，最終他們還是要回到家鄉，回到小城市。
或者，至少把買房這件最重要的事兒，放在小城市。
七普資料顯示，杭州的人口平均年齡是38.77歲，而外地人占大半的東莞更誇張，平均年齡隻有33.4歲，超過這個歲數就要拖後腿了。
為什麼如此年輕化？出生人口下降的背景下，這些城市的平均年齡，還是被外來年輕人拉平均了，同時，還有很多打拼者最後回到了故鄉。
源源不斷的年輕人進來，可能會讓一些城市管理者感到無比樂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口流入的速度，搶人大戰的成績，是被當成政績來宣傳的。
這種想法不算錯，但很容易忽視人口流入的真實動因。
就像前面說的，一個四川縣城的人去成都打工，或者一個河南地市的人去鄭州就業，往往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不一定是這座城市有多好，更可能是相對于困守在故鄉，這座城市提供的機會至少不那麼壞。
圖/冰川
是以，認為人口增長速度領先，就意味着一座城市的成功，那可能是過于膚淺了。這背後，也反映了一城獨大之下年輕人選擇面的狹窄。它是一種搶人競争優勢，但也可能演變成一種發展局限。
如果卷成為常态，寄托着安逸和奮鬥雙重想象的二線城市，遲早會進入折疊狀态，難免會有耗光打勞工耐心的一天。
是以，我們可能要思考一個問題，當二線城市被貼上新一線城市的标簽，當新一線城市的概念被反複炒作營銷時，它的“新”，到底應該展現在哪裡？
年輕人多當然是好事，但如果新一線城市營造的宜居形象，隻是一種網際網路式的想象，那麼被戳破隻是時間問題。
一座城市的“成功學”，應該将重心放在留人，而不僅僅是搶人上。而做好産業建設，提供更多的優質就業崗位，同時讓房價更友好，讓配套更完善，讓營商和法治環境更健全，才是留人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