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連菖蒲河的老人

（盧俊傑/圖）

社會大舞台

10月中旬，北京菖蒲河沿岸的古樹依舊蒼郁，墨綠的清流中栖息着成對的野鴨。每周二和周六，陽光最盛的時候，菖蒲河公園中的古典長廊都會坐滿尋覓伴侶的老年人，金色光斑在他們身上增添了浪漫的生氣。皇史宬紅牆隔絕了長安街的車水馬龍，為公園帶來适合談情說愛的幽秘。

“不要期待靠真情配對成功”，這是常來菖蒲河公園聚會的老人對後來者真誠的告誡。

一位身着翡翠色唐裝、梳着精緻辮發的五十多歲女性，在和幾個大爺跳完一下午交際舞後，拒絕和任何一個深入交流，獨自一人靠着長廊的柱子休息。問她為什麼不在菖蒲河公園找伴侶，她說不找是因為“這裡的相親談着各種條件，人像牲畜一樣被售賣”。

一位永遠戴着金框墨鏡的六十多歲北京光頭大爺，在此常駐15年，他可以自在地融入任何一場相親八卦，自然地撮合任何一對有意的男女。但當對方的暧昧信号傳到自己這裡時，他卻總是自嘲：“不找。我沒錢，沒錢就找不到合适的。”14㎡的平房、四千多元的退休工資總是能熄滅對方的熱情。

菖蒲河公園飽受老年人诟病，但它總有魔力拴住他們。

長廊内的一段搭讪裡，互問房子、戶口、工資、醫保資訊，就像是一種預設的禮節。沒有人想被拖累，大家都奔着更優越的條件去。一陣“問候”過後，是更細化的需求比對。隻要在這裡待一天，老人們就會忍不住告訴你，把結婚登記當作目标的人，屈指可數；真心尋找長期老伴的人，不占多數。或許對方想要的，隻是暧昧的異性朋友關系，或是一段婚外情。

互相看不上眼是一個常見又體面的結局，大家還能成為點頭之交——互道“來了”的老熟人。而投入感情的相處，往往要承擔為謊言買單的風險。

正式交往一周後，女友讓周大爺用存款給她買價值兩萬的金戒指，周大爺強調“那是養老的錢，不能動”。随後，一拍兩散，周大爺一直責備自己是個傻子。秦大姐在公園認識了一位六十多歲的男士，一天晚上9點視訊通話時，對方廚房裡隐約出現了其他女人的身影。“他開始根本沒有告訴我，他和不止一個女的有關系。我不喜歡他成天張口閉口談的都是男女肉體之事。”秦大姐把他拉黑了。

一個典型的臨時結合，發生在一位五十多歲的東北女性和一位七十多歲的北京男性之間。一方需要财富和住所，另一方渴望青春和照料。一段時間後，房子的歸屬問題、消費觀差異、男方兒女的反對，總有一個理由能為這段緣分畫上不愉快的句号。不歡而散後，女方認為自己被騙色，男方認為自己被騙财。

在菖蒲河公園，有人能适應這種“交換”的規則，也有人感到寒心。63歲的陳大爺，每月有3萬的房租收入。在結束了和四十多歲女子的露水情緣後，他總是主動補償對方一些東西，或是一頓大餐，或是一個紅包：“人家憑什麼讓你一個老頭占便宜呀？”周大爺會在夜晚的路燈下哀歎，“這裡就好像是社會的微縮。真情有，但太少了。大家失去了信仰，眼裡隻有一個‘利’字。”

抱怨的人、受騙的人、準備分手的人、看似冷眼旁觀的人，最後都會回到菖蒲河。他們勸退了熱心腸想要為老人們當紅娘、做資訊登記的大姐：這裡太混亂，不是一個正經找對象的地方。他們自己，卻甘于陷身混沌，周二和周六總來唠嗑、搭讪、跳舞、打牌。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自稱不是來戀愛的，但在相親集會日，他一定會在公園的東西門之間來回穿梭，四處觀察和打探。他指着曲折的長廊說：“這就是社會大舞台，（我是來）看看這些人戴着面具在這裡怎麼表演的。”

遲到的釋放

耿鐵林戴着鴨舌帽和口罩，常在東北人聚集圈遊蕩。他來自哈爾濱。身高1米76，勻稱精瘦，爬上河沿的姿态輕快靈活，看上去很難相信他已經65歲了。

在他的聊天記錄中，有3位五十來歲的女性，被他冠以“妹妹”的稱呼。跟公園中其他老人聊天時，耿鐵林更多把她們叫作“朋友”——可以相約一起吃飯、旅遊、睡一張床，但又不必以固定身份限制彼此的人。妹妹們家底殷實，不曾要求耿鐵林承擔任何費用。他發給其中一位妹妹的兒子新婚紅包，被對方客氣地退了回來。

自從35年前離異後，耿鐵林就再也沒有交過長期的固定女友。

妻子離開時，女兒才5歲。為了撫養女兒，耿鐵林做過司機、廚師，開過早餐店，供她考上北京高校的研究所學生。女兒在北京的銀行找到工作，老父親也随她一起搬到北京，在大興的一家工廠食堂做飯。談起年薪百萬在朝陽區買下面積八十多平米、價值六百多萬住房的女兒，耿鐵林很驕傲。

耿鐵林說，離異後的二十多年，他沒碰過女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想讓“後媽”的陰影阻礙女兒的成長。但他有欲望——無法疏通、生不逢時的生理性欲望。那個年代，發生非婚性行為被視為流氓。耿鐵林不敢向任何人訴說，隻能忍住，或者靠自己解決。“太虧了，我那二十年太虧了。”千禧年後，他逐漸嘗試和不同女性交往。有時是開車途中遇到的酒店服務員，有時是丈夫因腦癱喪失性功能而向他哭訴的熟人。隻是，沒有一段情緣變成穩定的關系。耿鐵林認為，他不可能要求别人來适應他的“惡習”。因為操心女兒和養家的事，他常常整晚睡不着覺，徹夜來回踱步、刷手機。

說到這裡，他突然摘下鴨舌帽向我展示：幾近光滑的腦袋上隻有灰白、稀疏的短發，星星點點布分在耳朵周圍。這時，他變成了65歲的老人。“我們家族基因好，從沒有人脫發的。我爺爺90歲躺在棺材裡都是烏發如雲。就是那幾年失眠，我頭發才變成這樣子。我也想要有老婆疼，有老婆愛。”

節儉又潇灑的單身生活，也是耿鐵林所享受的。他執意不和女兒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在燕郊租了一套二十多平米的房子獨居，每月隻需交400元租金。醬肘子是耿鐵林的拿手菜。原材料在燕郊的價格，僅為女兒小區樓下的一半。耿鐵林覺得，現在是人生最好的時候，女兒有出息，自己不操心帶孫女的事，身體健康，日子舒坦。沒有新伴侶來分割自己的工資，但有柔情蜜語的問候、出遊做伴的快樂。

兩年前的國慶，在四處閑逛時，耿鐵林偶然發現了菖蒲河公園。這裡的老人盡管“各有小心思”，但老年單身的處境和他很相似。即使找不到滿意的“朋友”，耿鐵林也喜歡在這裡閑聊。他說自己一點也不孤單，公園遛彎、在家休養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他還說，女兒成家後太忙，電話比原來打得少了。

我第一次見到耿鐵林時，一位小波浪長發及腰、披着絲巾、身材颀長的女士主動坐在他身邊，二人有說有笑。兩天後我第二次見他，他說想删掉對方。據他說，二人約會遊中山公園，費用都是男方支付。女士理所當然地多點了一份包子，挑剔地讓耿鐵林買“脈動”，還執意要景區50元一頂的帽子。又過了三天，我第三次見他。聊天時，耿鐵林突然托着下巴發呆，喃喃自語：要是有一個比那些妹妹還好的人，相中了，他就死心塌地和她過下去了。

（Imazins/圖）

過日子

對比菖蒲河公園裡其他精心打扮的女士，張明安的衣着顯然是走實用主義路線的。她的超短發染得烏黑，但看上去沒有仔細修剪。上身是溫暖但臃腫的深藍色毛外套，下半身是黑褲黑鞋，沒有式樣的斜挎包随意挂在身前。

隻需乘公車一小時，張明安就能從天通苑附近的家來到公園。周六上午9點半，家住更遠的老人們還沒來得及抵達，公園的長廊有些清淨，來的都是張明安這樣住在市内的北京本地人。

是的，張明安也想找一個家住市内的本地人做老伴，但顯然她沒有遇到滿意的人。

一位北京大爺和她背對背交流了一會兒，就轉身離開了。她撅着嘴望向對方的背影，在接受采訪時對我說：“你有老婆了上這兒來幹嘛？不是霍霍兒（注：北京話，糟蹋、破壞事物）嗎？我成什麼啦？”大爺有法律關系的妻子長期生活在國外，而他已經參加過三次北京老年相親節目《選擇》。

在張明安口中，這些都是“花裡胡哨”的關系。62歲的她，隻有一個樸素的要求，那就是找一個能“過日子”的老伴，一起過完人生最後二十幾年。

張明安沒有孩子。三十多歲時因子宮病變做了切除手術，之後，她和第一任丈夫離婚。50歲，她找到了可以一起環遊世界的伴侶，老方。張明安笑着告訴我，10年間，他們曾一起參加實惠的旅行團，去過美、泰、日、韓。在她60歲時，老方因胰腺癌去世。

花了一年多時間走出抑郁，張明安想通了，要為自己而活。和機關的退休姐妹跳舞打球，追追抗日劇，家裡收拾得利索整齊。“動不了再去敬老院，確定有人替自己收屍就行，沒有想找老伴的事。”

2022年12月，張明安意識到孤身一人的脆弱。感染新冠後，她一個人躺在家裡的沙發上，茶幾和水杯離她很近，但全身無力，夠不到這口水，在沙發上渴了一天。她真希望，身邊有一個人，能遞個藥，熬口粥。“我不行了，你伺候伺候我。你不行了，我照顧照顧你。付出真心，互相攙扶。”

“我是過日子的一把好手。”張明安這樣認為。炸油餅、烙餡餅、蒸花卷，都不在話下。鄰居說她有潔癖，家裡總是很幹淨，地上有一絲頭發都要撿起來。鄰居還說，老方真有福氣，生病後動不了，每天洗腳、剪指甲都是張明安在伺候。

張明安總是找不到能好好過日子的人。去中介所相親時，對方開口閉口都在談自己有十幾套房子。張明安指出，她不信，也不圖這個。聯誼會上，有許多外地人，也不符合她的擇偶期待。來菖蒲河公園後，來問她的，或者是有老伴的人，或者是跳跳舞、純玩的人。

線下相親平台的匮乏，也是一個問題。張明安回憶，在昌平某婚慶中介所登記介紹，需要交1000元。在東城區，價格則在1萬以上。昌平那家登記後，第一次和第二次為她比對對象的時間，隔了一年。線下集會效率更高，但日常的集會地點，她隻知道周二、周六的菖蒲河公園和周日的天壇公園。張明安更希望，線上下活動中，戶口、婚姻、财産等狀況都能得到實名認證，減少不必要的溝通成本。

（Imazins/圖）

執念

在菖蒲河公園的相親圈内，外地人，尤其是外地女人的口碑并不算太好。

在一些人口中，她們五十多歲背井離鄉，希望在北京立足，剛從火車站下車就拖着行李來到公園，有老頭給錢給房子就願意和他生活，條件是承擔所有家務。有一位北京大爺告訴我，他曾遇見一位39歲的美麗的外省女人。女人知道他是北京人後，立馬表示要嫁給他——這是為了給兒子争取北京戶口，她說北京聯考更容易考上清華北大。在另一位大爺口中，一位外省女性老是把彩禮的條件擺在嘴邊，這讓他感到觀念上的巨大鴻溝。

在本地人心中，即便不是所有來這裡的外地女性都這樣，但這張地域名片背後也暗暗刻上了“無情重利”這4個字。

來自外地的王鴻桢似乎能坦蕩地接受這個标簽。她的内蒙朋友孟纾影，卻希望在菖蒲河找到有愛情基礎的長期伴侶。王鴻桢恨鐵不成鋼：“她這個想法，在這兒根本找不着。趁我身體還好，能抓錢就抓錢，在這兒找長期過日子的，那是不可能的。”

她口中的抓錢，是領着三千多元的工資在男方家中做保姆。2023年8月之前，她住在88歲的北京老教授家中，直到對方的女兒把他接到美國去。除了做家務，王鴻桢陪他買菜、鍛煉、去公園，聽他講曆史，幫他洗澡搓背。他們在同一個屋檐下單獨待了兩年，王鴻桢分不清這算不算有情感，自己算不算當了對方的老伴。但她認為這個已經不重要了，“掙錢為主，對象其次。”

15年前，王鴻桢和她的朋友一樣，渴望通過這個菖蒲河公園的平台重獲婚姻和幸福。這個夢想後來破碎了。

2000年，41歲、離異的王鴻桢帶着兩個兒子來到北京打拼。她開過美容店，也在中介公司和旅行社打過工。2007年，當王鴻桢還是菖蒲河公園一枝花的時候，在這裡遇到了一位喪偶的自來水廠經理。對方和她年齡相當，高大俊朗，兩人墜入愛河。但在對方兒女的強烈反對下，他們沒能再走下去。每年王鴻桢從老家回北京，都會給曾經的戀人帶上一份土特産以示感謝。在她最困難的時候，他曾資助她租房和看病。和第二個對象的情感不如第一個那麼熾烈，但戀情同樣終止于對方女兒的忌憚。之後的故事并不甜蜜，王鴻桢和一位男士登記結婚一年後，對方把她甩了。

現在，菖蒲河公園的大爺們，在王鴻桢眼中都是騙人睡覺、玩夠就踹掉女方的人。

她的執念變成了在北京擁有獨立住所。以自己的實力，王鴻桢沒法在北京買到房子。和大兒子住在大廠（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她不得不包攬照顧全家五口人的家務。“他們工作太忙，帶倆小孩遛彎、做飯、洗衣服都是我在做。住3個月就得生病。”出來當保姆，反倒是一種休息。王鴻桢的另一種考量是，“現在我身體好，不想住在兒子家麻煩他們。如果時間長了有沖突，老了以後怎麼找人家幫你呢？多不仗義呀。”

如果非要結成有男女之實的伴侶，王鴻桢的要求是：第一要在北京有能住的地方。第二，要麼登記結婚，滿兩年後讓她把戶口遷到北京；要麼不登記，但每月給她一筆錢。她說，擁有北京戶口，離婚了也可以申請經濟适用房，可以在北京報帳醫藥費。

有大爺向王鴻桢發出溫情脈脈的吃飯邀約，她總是預感對方要騙色，于是吓唬回去：“你現在跟我登記結婚，房本寫下我的名字，我就和你吃飯，否則拉倒。”一旁的大爺責怪她太霸道：“你得先有情感基礎再談這些經濟付出，要不怎麼叫戀愛呢？”王鴻桢笑了笑，沒回應。

周六晚上的人總比周二的多，老人們不用趕着接放學的孫輩回家。6點以後，天空轉成暗藍色，長廊盡頭的舞曲還在播放，宴會還沒進入尾聲。

我遇見了一位在陳曉楠的節目《和陌生人說話》中出現過的受訪者。正是這個節目挖掘了菖蒲河公園的老年相親角，讓它暴露在媒體的聚光燈下。

這位受訪者并不像節目中那麼昂揚。他坦言，節目播出後的6年，自己一直在這裡尋尋覓覓，有過幾段感情，但仍未找到理想伴侶。他說，“周二、周六菖蒲河，周四中山公園和陶然亭，周日天壇公園。每一個地方，去的都是這同一撥人。”這裡已經變成老人們上班打卡的地方。即使找不到對象，抱團聚一聚總好過一個人悶在家裡。

“大家都是老年人。也許哪一天，其中一個就不能再來了呢。”談話期間，一位大爺上梯子時突然絆倒，受訪者和周圍幾位相對年輕一點的老年人，急忙跑上去把他攙扶起來。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楊旻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