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攬史說
編輯|星攬史說
東漢墓葬石刻作為社會的交叉點，在國家和鄉村之間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具有重要的媒介意義。
制作者與觀看者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利用石刻傳遞自己的聲音，通過對這些聲音及其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思想進行分析，了解墓葬石刻的制作過程及其對贊助者的現實價值，并進一步揭示觀者群體不同觀看行為背後的文化意義。
雖然我們至今從未真正見過一座完整的漢代墓地，但大量的漢代墓葬考古發現和文獻為我們揭示了漢代一般墓葬的結構。
具體說來，東漢時期中小型墓葬的一般形制為:墓地入口設有門阙，神道兩側或設有辟邪、碑刻，後有祠堂與墓葬，其中墓葬包括處于地下的墓室主體和地面的墳丘。
而本文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地面建築，包括祠堂、門阙和碑刻。因為這部分石刻建築具有類似公共空間的意義，成為家庭之外社會關系的發生地點，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社會活動的中心，透露出複雜的社會關系及社會語境。
墓葬石刻的制作過程及參與制作者
芗他君石祠題記提到墓葬石刻的建造時長為“更逾二年”，按照微山兩城永和六年桓孨祠堂後壁題記推算，建造石刻耗費約兩年時間，可知墓葬的建造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而根據北京石景山山上村幽州書佐秦君阙題記“魯石工巨宜”，安國祠堂題記“名工高平王叔”可知，實際完成石刻的主要人物是工匠。
據楊愛國先生考證，雕刻芗他祠、安國祠和武氏祠的工匠都不是本地人，且此類從較遠地區請“名工”“名匠”的情況十分常見。考慮到工期如此之長，工匠又并非本地人，究竟要在何處完成雕刻呢?
修建墓地建築首先需要擷取石材，安國祠堂題記提到“采石縣西南小山陽山”，芗他君祠堂題記載“取石南山”，可知所需石料往往是就近取得，參考今天出土的石刻多為當地所盛産的石材這一點，也可知為就近取得。
此外，采石的地方與雕刻的地方往往不在一處，通常工匠選擇在墓地不遠處完成雕刻，也有工匠直接選在墓地雕刻，根據《米脂官莊畫像石墓》出土報告分析、
在墓葬外壁與墓坑壁之間的空隙中發現了雕刻石材之後的角料，由此可推知工匠就在墓地完成雕刻，并将雕刻的碎石角料利用起來填充墓葬。
另參照東漢畫像磚墓地的營造工程也可從側面佐證雕刻地點應該就在墓地附近這一推測。那麼，墓地究竟在何處呢?
據《漢書·朱買臣傳》:“朱買臣……常艾薪樵……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又嘉祥宋山安國祠堂題記中提及“牧馬牛羊諸僮…但觀耳，無得琢畫”。
取得薪樵和放牧的空間必定就在居住空間附近，由此可知墓地應離村落不遠。而從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描述漢代喪禮的場面來看，送葬過程中有家人，也有前來吊喪的鄉裡友人，而送葬所用魂車僅用來運送死者，送葬隊伍需要步行至墓地，想必離居住地不會太遠。
最重要的是，從題記和文獻來看，東漢多行墓祭，為了友善，應該也不會離居住地太遠。
從參與修建者來看，工匠在修建過程中的決定權非常大，從芗他君祠堂題記“朝暮侍師，不敢失歡心”中可見其地位很高，以至于家屬始終恭敬侍奉。
然而工匠雕刻多是依據師徒相傳的祖本，結合當下的流行趨勢，少有個人的意志，他們關心的是墓葬圖像的内容及其設計布局。
如蒼山墓題記應工匠主筆完成，他在文末強調“長就幽冥則決絕，閉曠之後不複發。”表現了修建者絲毫不希望與墓主人有任何牽連。
另據楊愛國将任城王墓中“無鹽石工浩大”的題記判斷為廣告詞，可以推測墓葬石刻對于工匠的意義主要為石刻内容本身的工藝價值及其宣傳價值。
總的來看，墓葬的具體建造由工匠和畫師完成，那墓葬的整體設計者與籌劃者又是何人?主要有兩類:一為墓主本人，二為贊助者，包括墓主的親屬、友人、故吏及弟子等。
雖然漢人有生前造墓的傳統，但這一傳統多在帝王和諸侯階層流行，我們今天明确知道官吏參與自己墓室設計的不多，以東漢大儒趙歧為代表，《後漢書·趙歧傳》記載“(岐)先自為壽藏。”
實際上，更多墓主人通過遺囑的方式“參與”自己的喪葬事宜，但其遺囑内容多為要求“簡葬”，少有對墓葬進行詳盡設計規劃者。·
且漢世官吏多終其一生在異地為官，死後方歸葬鄉裡，能親自參與到自身墓葬修建和設計的可能性不大，是以主要是贊助者更多地參與到墓葬的修建事宜。
以墓葬石刻為中心的喪葬活動對贊助者的現實意義
墓葬所寄托的本應該是贊助者對墓主的哀思，以王阿命石刻題記和許阿瞿石刻題記為代表，但同時墓葬石刻對贊助者來說又絕不僅是表達哀思這麼簡單。
贊助者主要包括與墓主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和沒有血緣關系的友人、故吏、弟子及故民等兩類，本節以作為親屬的贊助者為主要探讨對象。往往親屬修建墓葬除了表達哀思之外，還有着重要的現實目的。
反倒是沒有血緣關系的贊助者反而更多地借此表達對墓主某些品行的贊賞與追思，當然也可能含有某些現實的目的，但多為公義，不似前者多為私利。
從已有研究來看，親屬常常利用墓葬石刻來凸顯自己的孝行、炫耀資産并展示墓主的為官經曆，而其實這三個方面皆指向求得現實名利的目的，包括受到地方官員或中央政府的獎賞、免除租賦、舉孝廉，其中“舉孝廉”是其最終的目标。
據考證，漢墓石刻題記越到後期，關注點越集中在修建所耗費的時間和金錢上，他認為這與孝文化的普及相關。
的确，東漢以《孝經》作為識字課本在社會上普及孝道觀念，實行“舉孝廉”的政策引導人們行孝，孝子的故事更是廣為流傳，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
而“葬之以禮”成為了表達孝心的重要方式，墓葬的修建和喪葬儀式成為了表現孝行的重要場合，如東漢陳紀更因為在父親葬禮上的孝行獲得了嘉獎。
可見，孝行的展示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能夠帶來實際的利益，絕不僅是單純的道德責任。
在展現自己孝行的同時，親屬也會利用石刻炫耀家資，這是因為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是漢代為官的必要條件之一。
邢義田在《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一文中分析了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發現二百六十五人中僅有十八人貧困，另和林格爾漢墓圖像對墓主人生前舉孝廉的經曆與莊園經濟的描繪。
也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了經濟實力和為官之間的緊密聯系，可見即使是舉孝廉，其背後也隐含着不少的經濟因素。此外，墓主生前的為官經曆對其子孫的仕途也有重要影響。
如山東嘉祥武梁祠東壁下層所見“縣功曹”延請“處士”，而長清孝堂山的“大王”(諸侯王)出行圖都注重表現墓主生前最為榮光的事迹。
鄭岩指出贊助者(主要是其親屬)将墓主生前為官經曆刻畫出來，“這類圖像的意義很可能在于向公衆宣揚墓主本人的功績，而這些功績往往又是其子孫取得社會地位的重要資本。”
墓主過去的榮光常常是能夠影響其後人仕途的重要因素，同時也起着鞏固和擴大家族影響的作用。
同樣，邢義田對東漢孝廉的家庭背景做了分析，指出二百六十五名孝廉中有一百三十九位家裡父、祖、兄弟或其他成員有為官的經曆，可以證明家族仕宦背景的重要性。
對于有閱讀能力的觀者，墓葬石刻題記中對修建過程和耗費金錢的描述足以成為衡量孝行的依據，但“舉孝廉”所面對的也有不識字的鄉民，而“鄉間有孝名”往往是得以舉薦的重要條件，是以“孝行”需要依靠墓葬修建的艱辛過程來展現。
如上文所述，墓葬石刻的修建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其修建地點又在居住空間附近，且聲勢浩大，邢義田先生曾做過推測:“石刻墓的石材在被送進墓穴内組裝之前，往往就在墓地旁的地上打造，雇請名工，造作連月。
在造作的過程裡，會吸引鄉裡之士前來觀看，這似乎就是一個‘作秀’的機會，可博名聲。他認為修建過程本身是有觀者的表演行為，對鄉民來說，修建的艱辛程度和時長左右着對孝行的衡量和肯定程度。
贊助者采用不同的方式向觀者展示自己的“孝行”，但其最終的目的是一緻的，服務其功利索求。
總的來看，贊助者以為自己利用了國家對“孝行”的獎勵政策謀取私利，實則不然，國家對地方和個人孝行的褒獎行為本身就是在不斷強化着對地方文化的統治和控制。
而地方或個人對這一政策采取任何形式的回應都在不斷強化二者之間的互動，正是這種愈演愈烈的互相促進的過程，最終導緻了貧困的人願傾家蕩産來換取一個機會，而國家對這種行為的不加限制，導緻其最終走向了崩潰。
結語
制作者、贊助者及觀看者所具有的主觀性與多重性，使他們在參與到石刻制作與觀看的過程中也不斷重構着石刻的意義:工匠在制作過程中達到了完善工藝并宣傳的目的。
贊助者通過石刻維系着特定的社會關系，其中親屬實作了謀求名利的現實需求，而觀者參與深化對國家主流文化或士人儒生文化的宣揚與認同。
在此基礎上，石刻作為一種靈活的媒介，同時成為了制作者、贊助者及觀看者參與并維護主流文化傳統的行為，以及部分觀看者表達對國家治統的背離，堅守儒家道統的方式。
換言之，石刻作為多種社會話語的媒介或夥伴，為不同社會文化提供了共生的空間，甚至成為了一種表達不同于主流文化的觀點并擷取社會了解的場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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