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與我們聊如何做好基層工作

習近平和大學生之友（二）

1984年7月29日3時45分.m，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到縣招待所看望來參加社會修煉的中國大學徐南雄、任金芳等師生，在學生住的房間與他們交談了兩個小時。在交流中，針對學生關于"基層如何做好"的提問，習近平同志分享了他在基層工作的經驗和見解，并鼓勵學生畢業後到基層接受實踐練習。習近平同志說，作為基層幹部，隻要有犧牲、有奉獻精神、有創造力，就要有忍耐、有直覺、有行政權力。做好基層工作，要有興趣、有熱情，要有韌性、耐力，要有一點組織能力，要有開明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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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徐南雄，男，1955年9月出生，重慶，1982年畢業于中文大學法學大學，原重慶市高新技術開發區副區長，北方新區管委會督察，2015年退休。任金芳，男，1963年10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中國大學農業經濟系，1982年大學，現為浙江省畜牧農機械發展中心一級研究員，黨委副書記。

采訪組：石新明 特木欽 黃佳敏 林玉芳 王一芬

采訪日期：2018年8月5日，2018年8月7日

采訪地點：浙江省畜牧獸醫局會議室、重慶火車北站區域綜合管理會議室

采訪組：徐主任，秘書，您好！聽說你是1984年7月在正定參加中國民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小組的，請告訴我們當時的具體情況。

徐南雄：時光倒流，回到1984年7月21日。校團委副書記蘇長清、校報記者肖岩領我、任金芳、劉亞、劉瑞、餘芳、李啟章、朱海鷗、李蓉八名學生，從學校開始，開始了為期20天的大學生暑期社會練習活動。這次活動可以說是一次"尋根之旅"，即沿着陝北公學、華北普通大學、華北大學等道路，尋找人民大學前身的曆史遺迹。

我們先去了河北宜平縣、靈壽縣、坪山縣，這三個縣都是革命的基地，也是華北大會、華北大學曾經開辦的一所學校。由于要參觀的點數，我們在靈壽縣分成兩組，約定7月29日下午3點在正定縣政府招待所見面。當天下午3點45分.m，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到招待所見大家，和我們商量。

任金芳：我們正在以"尋根"的名義開展暑期社會實踐活動。我們中國民大學曾被譽為"戰争中的大學"，從陝西大學、華北大會、華北大學到華閩大學，從延安、山西、河北到北京，都是一路追随毛主席走出延安。這次活動的目的是探索當時人民大學的曆史印記，拍攝一些影視資料，拜訪一些老同志，聽他們講述當年辦學的故事。

當年毛主席從延安出來後，指揮了三次重大戰役，在正定邊緣的西柏坡，以及從1948年8月到1949年底，華北大學的前身是中國人民大學，舊址位于正定縣中國人民解放軍256醫院。當時，歌劇《白發姑娘》由人民大學工藝美術兵團在正定國小操場上演出。據說，在情緒激動的地方，一名士兵非常生氣，他拿起步槍，向舞台上的黃世仁開了一槍。這個故事發生在正定縣。是以，正定縣是我們社會實踐活動中非常重要的一站。

采訪組：1984年7月29日下午，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到招待所與練習組成員見面，您能介紹一下當時的會議情況嗎？

徐南雄：當時見面的場景，日程在眼前。那天我們約4點、3：30左右與習書記見面，我們去了縣黨招待所大門進來後，在開放空間等習書記，招待所院子裡有一個遊泳池，遊泳池裡有一座假山，我們站在那裡聊天。我的筆記上有一張紙條：習書記大約在3點45分左右來了。他身材高大，穿着綠色軍褲，是一個人騎自行車，沒有别人陪，把自行車放在一邊進來。我們團隊中的小燕老師，也是陝西志清，他是著名作家肖軍的兒子，當時是學校雜志的攝影記者，他和習書記聊了十多分鐘的時候志清的經曆，然後我們進房間聊了大約兩個小時， 交流氣氛輕松而溫暖。習書記的講話坦率直率，形象生動，充滿哲理，思想深刻，我深受啟發，感受很多。那天晚上，我以日記的形式寫下了習書記講話的要點。這本社會實踐筆記本被我精心儲存下來，作為一段曆史的見證。

任金芳：習近平同志曾任北京市至正定縣縣委書記，獨自一人住于縣政府招待所。我的印象是，我們住在同一樓層，他似乎住在飯店的最西邊，我們住在中間的幾個房間。當時，不僅有一次座談會，我們在正定縣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實踐活動，習近平同志來我們的宿舍聊了兩三次，有一張拍照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以我印象更深刻，也記得更詳細。這張照片，是習書記在我們卧室裡，他坐在窗邊，拿着一把扇子，我在遠處做筆記。

回想起來，我對習書記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個英俊的人。他早年，穿着軍裝，非常年輕英俊。第二印象是他非常随和，非常平易近人。看到縣委書記，我們的學生不敢想，但當時他和我們坐在一起，也不止一次來拜訪我們，我們都覺得他很平易近人。第三印象是他很健談，他告訴我們的觀點很有見地，很周到，很有正能量，我一直在想他。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和你坐下的時候談了些什麼話題？

任金芳：我們談了很多。習書記畢業于清華大學，不久後來到正定工作，我們的實習小組成員也是大二、大三、大四——我是大二，我們都來自北京，基本上屬于同一年齡組，他覺得我們就像他的母親和家人。是以，他和我們談論的話題自然更多。

最受關注的是如何做好基層話題。習書記說，大學生進行社會實踐調查的方式很好，他認為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對基層有所了解。習書記也用自己的親身經曆，把很多他自己的工作講得對了。

徐南雄：習書記告訴我們，他于1969年初加入陝西省延川縣的團隊，當時他隻有15歲，因為吃苦耐勞，1973年被準許加入中國共産黨，不久後成為團隊支援書。1975年被清華大學推薦。畢業後，他被配置設定到國防工作辦公室，然後調到國務院軍委辦公廳。1982年，他主動向基層詢問，被派往河北省正定縣，先任縣委副書記，後任書記。

那一次，學校給練習組的每個人發了一個筆記本，不友善記錄，是以我把一些寫在上面，另一部分寫在其他紙上，然後抄了出來。從我筆記本上的記錄中，我們還談到了如何結合中央1号檔案政策的實際實施情況，談論為什麼要鼓勵農民進入流通區從事商品交換等等。

最受關注的，還是圍繞如何做好基層話題。習書記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告訴我們做好基層工作的重要性，如何做好基層的經驗，鼓勵大學生深入基層，到生産第一線鍛煉，提高自己。

任金芳：我們也有幾個學生即将畢業到社會，是以很自然地問習書記"如何盡快擺脫書怒，盡快适應社會，縮短基層大學生的适應時間。"習書記的着重告訴我們，要實作從大學生到基層行政幹部的轉變，必須具備三個素質，即要有忍耐、有直覺、有行政權力。作為基層行政幹部，必須有犧牲精神、奉獻精神和創造力。這些話非常真誠，深深地影響了我後來的生活。習書記當時的談話，可以說是我人生的新起點。

采訪組：剛才講了習近平同志鼓勵大家在基層工作，跟你聊了很多基層工作經驗，能不能詳細說說？

徐南雄：好的，我當時筆記本上有記錄。

談到為什麼要在基層工作，習書記說，他對農村工作有感情，雖然大機關的工作條件很好，但要真正做一些實事，豐富自己的生活，實作自己的價值，或者從基層開始到第一線。

習書記告訴我們，做好基層工作要到四點鐘。一是要有興趣和熱情，這是基礎。他說，他到達的時間恰到，雖然忙得不可開交，沖突層出不窮，但感覺很飽滿，樂于與各種沖突作鬥争，沒有不可逾越的困難。這種忙碌已經成為生活的樂趣。第二，要有韌性、耐力，要為長期的艱苦奮鬥做好準備。第三，要有一點組織能力，這種能力主要取決于日複一日的鍛煉。第四，要有開放的心态，不僅要每天花很多時間工作，還要敢于負責，大膽創新，不怕失去官。

關于如何打開工作局面，習書記說，首先，總的問題不要随便說說，而是要多聽多看，甯願讓人暫時覺得你"傻"。即使你做了一件小事，你也必須看得對，把一件事做成一件。幾個月後，頭腦有了數字，工作就好了，人們的評價自然會改變。同時，他也認為，縣級幹部不要盲目指揮，要多看、多學、多想，這樣就會有長遠的洞察力，不斷完善自己，不死闆，思想枯竭。

習書記說，基層幹部工作很辛苦，很辛苦，但要求很少，有時隻要上級給予肯定和表揚，就很滿意。是以，讓他對基層幹部有一種尊重。當時，基層幹部很難做好自己的工作：幹部的工資很少，與農民打交道，經常跑到外面去;因為基層幹部不僅能讓他們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要關心他們、愛他們、鼓勵他們。

采訪組：剛才你談到一位同學問習近平同志"如何盡快脫書，盡快适應社會，縮短基層大學生适應時間"，請詳細回憶一下這段對話。

任金芳：是的，當我們問他，我們最多畢業一兩年，即将走向社會，如何從學生轉變為基層機關的幹部，如何縮短轉型的過渡期？關于這一核心問題，習書記提出了三個要點。

首先，要有耐心。習書記說，在行政機關中，一個人可能一輩子在崗位上，做一份工作，工作的内容來來回回，很無聊，是以一定要有忍耐。他說，他欽佩這些縣周邊的幹部，雖然他們的學曆不高，在工作中甚至要考慮到家庭合同土地，一年四季都很忙，沒有取得驚人的成績，但隻要能得到上司和群衆的認可，他們就能忍受一切的艱辛， 覺得他們的工作是值得的。當時，他被縣委和縣政府從業人員包圍，據說被稱為"三五卡"的幹部：50歲參加工作，50歲左右，工資約50元。習書記說，他身邊的幹部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在一個崗位上不退縮，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這種實實在在的、腳踏實地的品質，才是基本的忍耐力。

第二，要直覺。習書記說，做行政工作是很困難的，尤其是當你是上司的時候，當你在會議講完的時候，你希望能夠馬上總結出來，這不像在研室裡理論可以讨論或者什麼模式等等，這是需要當場做出決定的， 當衆。面對這種情況，一個人需要依靠自己的直覺。他補充說，雖然這種直覺有"固有的"因素，但它主要是"後天培養的"。後天學習對行政直覺的發展非常重要。我的筆記本上記下了習書記的話：行政幹部首先要有廣博的知識，文科要懂，不僅要懂曆史、文學，還要能說，能寫，也就是老百姓說的"金油"。

第三，必須有行政權力。我們走得正是時候，正好趕上我國實施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當時實行了雙軌制和家庭合同責任制。1984年，國家放開以前是計劃經濟的食品貿易，統一購買，可以在市場上交易。但對交易仍有一些限制，其中一些仍然是國家控制的，其餘的則交給了市場。這時，意識形态的了解、利益沖突較多。"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革命，一場革命，會有犧牲，"習近平說。做行政幹部，要有開放精神。要做到一定的風險，特别是要造就一個有抱負的人的事業，要取得成果，就不可能平淡、容易、容易得到。要有勇于犧牲，不怕吃苦，不怕犯錯的精神，心胸開闊，不能猶豫。"

采訪組：在正定社會實踐中，你從群衆中聽說過習近平同志的哪些故事？

任金芳：我們到正定後，聽過很多關于習書記的故事，還有四件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習書記非常重視研究。他剛來的時候，據說隊員們已經三個月沒怎麼見過他了，其實在這三個月裡，他跑遍了正定村，進村裡進行調研。在他的研究過程中，他真的學到了很多關于縣裡的問題。在這三個月裡，他默默地研究，不說，研究回來後召開了縣委員會，他在會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和計劃，縣委員會成立後就決策落實。

第二，習書記在正定非常低調。據說他從北京到正定工作既不帶秘書，也不跟司機什麼的，在日常工作中也要保持這種特點，出門輕便車，跟秘書或當地導遊開。他說他不需要帶那麼多人去上班，他去上班了，他不需要帶那麼多人來看起來像那樣。

第三，習書記非常重視人才。聽說當時縣裡有一家化工廠，有幾位進口人才正在享受特殊的優惠政策，有的自己好工作不願意去，還把妻子也放了過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那一年取得了成果，并得到了回報。

第四，習書記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工作，特别是農業結構調整問題。當時，正定縣農業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是全國第一個糧食生産"跨長江""跨黃河"的縣，但經濟結構非常單一。在他的調查之後，他面臨着加快農業結構轉型和鼓勵多樣化的壓力，當時許多人不同意。

在我們整個社會實踐團隊中，隻有一個人是農業經濟系的學生，是以他的農業改革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大膽地創新和改革，鼓勵多樣化和開發花苗。當時，沒有"一、二、三産業關聯""城鄉一體化"這樣的聲明，而是稱"農業、工商業一體化管理"為"農業、工商、貿易、工農業一體化"，但綜合管理改革遇到的阻力也很大。正定是老區，老百姓的思想比較傳統，覺得種糧是自然的，種花草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很多人都無法了解。當時，習書記通過調查調研，發現有良好的自然條件，農業基礎設施條件和條件都不錯，但農民收入不高。于是，習書記做出了大膽的決定，成立了多業務管理辦公室，并出台了鼓勵花苗經營、農業和工業經營的政策。在這方面，當時正在進行的改革非常強大。

習書記和我們坐下來後，我告訴他我想去實地考察，習書記當時說："就你學農學，調查對你有好處。他還指着我說："下次你們人民大學農學專業的學生，如果想練、學，想去農村，到正定來找我，我給你們安排。"他說話非常親切。一個學生可以讓縣委書記親自為您安排，對于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有多興奮到什麼程度。

習書記訓示農工部安排我，還特意派馬秀峰官員陪同，并借給我一輛自行車。我記得在研究後寫了兩篇調查報告，但現在我隻找到了"花"。《花香》是我調查正定郊區一位名叫甘國天的花農寫的。他曾獲得全縣"富先賢先得"獎，從一面證明習書記提出的農業結構調整是非常正确的。

徐南雄：關于農村經濟的結構調整，習書記認為，一些傳統的東西和我們的發展方向前後沖突、不一緻，必須積極改革。例如，傳統的重農重農和重商觀念，并沒有适應時代的發展。當時，農民從事商品交易，出售蔬菜、糧食，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但他認為農民進入流通中的商品交換，做一些生意是一件好事。有人認為在外面做生意的農民不是正派的人，不種田的人不是好人，習書記認為這是不對的。是以，通過他的研究，他強烈主張農民要敢于做生意，進入流通領域。

任金芳：我個人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對"三個農村"工作的積極考驗和實踐作出重要發言非常重要。他"三農"的思想可能一開始在梁家河萌芽，但他最早的修行和實驗是在正定。在梁家河，他有過當農的經曆，對農民的感受很深，而對正定來說，他有一個階段，可以在這個試驗場上檢驗，在這個地方，他的"三農"工作重要話語和"三農"理論初步形成。于是他去浙江擔任省委書記，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比如"八八戰略"——即"八利八"，從他開始到現在，浙江省政府接二連三，直到今天還非常有用，就是因為他在正定實踐的很多事情， 在福建、浙江不斷深化寶貴經驗和深刻思考。從一個縣——河北正定，到一個城市——廈門、甯德、福州、福建，再到一個省——福建、浙江，一步一步探索總結，他的想法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從基層社會實踐中想象的。

特别有創意的是，習書記在正定也從事一家農村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位于一個村落，為農村發展的許多具體問題開辟了"試驗場"，全面尋找我國農村未來發展道路。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個農村"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形成，離不開該研究所的研究實踐。

采訪組：與習近平同志的密切交流對你的晚年生活和職業發展有什麼影響？

任金芳：這種社會實踐非常有價值，是以我受益匪淺。習近平書記長說的"開展行政工作必須有忍耐、有直覺和行政權力，必須有犧牲精神、敬業精神和創造精神，必須注重調查研究"等原因，深深地影響了我以後的工作實踐。

我把這種向右的社會實踐視為我人生旅程的新起點。經過這種社會實踐，我每年報名參加當時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寒暑回國社會調查活動。回到家後，我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先到省食品局拿一些資料，還要到蕭山縣統計局傳遞統計等等。當我回到家時，父親總是不時地邀請一些人來我家，按照我的調查要求，我請他們回答。或者按照調查的要求，找村裡最富、最窮、生意等，一戶調查，詢問情況，填寫表格，非常認真。我寫的許多調查報告都獲得了獎項，獎金，火車票報帳等等。記得有一年寒假，村裡店來了國務院給我的一封信，由村裡人寄來多年，其實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寒假調查提綱。

1986年我畢業時，就業開始實行雙軌制，大約80%的大學畢業生從國家配置設定的工作中畢業，大約20%的畢業生找到自己的工作。當時，老師說浙江沒有配置設定名額。1986年初，我司在浙江省黃岩縣實習時，負責班級後勤生活，沒有派到鄉鎮村調查，于是趁機到縣内任職，查閱全縣相關資料，并利用這個機會給學生寄信送報， 給一些鄉鎮和村子的學生參加他們的調研講座，最後我寫了兩篇關于黃岩農業農村經濟的研究報告。當時，派到黃岩縣的縣委書記恰好是浙江省農業廳廳長孫萬鵬，他看到我寫了兩份調研報告，覺得這個實習生很好，我們的老師告訴他我來自浙江，主任說浙江人留在我們浙江。就這樣，我留在了浙江省農業廳，進入了政策研究室，專攻攻關。我認為這是我在學習研究後不久得到的最大驚喜之一。

在農業部工作後，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與研究有關，這與我在正确實踐中的經驗密不可分。我曾經在全國一個小商品城市義烏呆了兩個星期，一個接一個地深入基層進行研究，寫了一篇《強農富民的城市化程序之路——義烏地區農業經濟發展調查》。該研究在《浙江日報》上刊登了四期，并發表在《浙江經濟》雜志上，據說也引發了讨論。他們主要讨論了兩個問題：一是原始研究報告可以這樣寫。研究報告一般是按照狀态、問題、想法和對策的順序寫的，但我的研究報告突破了通常的模式。其次，關于"富人應該首先減少農民"的想法存在一些争議。後來，我撰寫并起草了《都市農業：新時期浙江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表示，這份報告"非常好"。我現在覺得，把"都市農業"的概念縮小一點，推廣今天的"都市陽台農業"，或者延伸一些，完善傳統管理的千戶"兼職農業"，走"小農與現代農業融合發展道路"，推動小規模農業轉型更新，其實也很有希望。正定的經曆，尤其是時任縣委書記習近平同志的影響，總結為"難忘的旅程，前進的動力，人生的沖擊"。

如果我再見到習總書記，我想真誠地對他說："謝謝你，近平書記"！他對我們的态度，他的言行都有一個榜樣，影響着我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也影響着我的人生。一個人的一生真的想要有這樣的上司者，是以我想說聲謝謝他。

徐南雄：習書記本來可以選擇在條件好的大機構工作，但是他說，為了實作自己的理想抱負，不能一直呆在大機關裡，從零開始，增加實踐經驗，在實踐中不斷學習。習書記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向我們講述了基層工作的意義和如何做好基層的經驗，鼓勵大學生深入基層，去生産一線鍛煉，提高自己，讓我們深受教育，深受啟發。

我也受到習書記的影響，畢業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北京機構工作，有自己的聯絡機關回到重慶，在經濟改革委員會工作了五年。1990年底，我報名參加了重慶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從此一直在開發區工作，從零開始，努力工作。每次遇到困難，我都會想起習書記說過的話，作為基層的行政幹部，我們必須有忍耐、有直覺、有行政權力，要有犧牲精神、有奉獻精神和創造力。20多年過去了，每當他們看到自己參與開發的新區域成為城市的高科技産業基地、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城市風情的展示區時，心中的喜悅和自豪都會應運而生。雖然每個人的成長道路和方式不同，但基層的經曆和實踐絕對是生活中的寶貴資産。

2012年6月19日，習近平同志在聽取母校老師的講話，到正定縣學校曆史博物館，在會見全國人大師生時，到全國人大會長處，考察看了1984年的照片，并關切地詢問師生們現在在哪裡。聽到這個消息，我們感到溫暖，仿佛又回到了那一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