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是中國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禮法合一”的理念。在戰國時期的最後五十年，各路志士謀臣分為兩大派别。在函谷關内的秦國，活躍着法家與縱橫家；而在函谷關外的六國，儒家、道家、兵家、陰陽家和刑名家齊聚一堂。在這個時期，齊國的稷下學宮成為東方六國知識分子的聚集地，也是與秦國對抗的精神堡壘。這個堡壘的領袖，正是戰國時期儒家最後的大師、稷下學宮的三任祭酒——荀子。
在公元前269至262年之間，年過花甲的荀子前往秦國進行考察。與傳統儒家不同的是，他沒有譴責秦政為暴政，反而對秦國的法家治理制度表示了贊賞。他認為，秦國的基層官員忠誠勤勉，進階官員賢明公正，朝廷處理政事高效簡潔。然而，他也提出了一個關鍵觀點：秦國盡管在治理上取得優勢，卻未能達到“王者”的境地，原因就在于缺乏“儒”。他認為，要想實作“王者”之道，就應該采用“節威反文”的原則，用君子治理天下。這個觀點為後來“王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奠定了基礎。荀子意識到，儒家雖然擁有統一的道德秩序，卻尚未建立起統一的治理體系。而法家雖然能夠建立起統一的治理體系，卻在精神和道義上有所欠缺。他認為，隻有将秦國的法家制度與儒家的賢能政治和信義仁愛相結合，才能開創未來的天下正道。
然而，秦王并未理睬荀子的建議。幾年後的長平之戰，卻證明了荀子的預言。在趙國軍隊投降後，秦國背信棄義，屠殺了40萬趙軍。即便在那個血流成河的戰國時期，這一行為也突破了道義的底線。秦國向來奉行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不會為了仁義道德而束手束腳。然而，無論是沒有力量的道義還是沒有道義的力量，都無法回答當下的現實問題。“實事求是”精神的提出，實際上是對荀子“中道”思想的一種繼承與發揚。
荀子的學說在中華文明中紮根深厚。長平之戰後，荀子放棄了政治，轉而緻力于著述和教育。他的思想體系與孟子的純粹儒學有所不同。孟子認為“天”是懲惡揚善的正義之天，而荀子的“天”則是持續不斷的，不為帝王存亡所左右的自然規律。是以，他主張“制天命而用之”，這是中國最早的唯物主義觀念。孟子尊崇王道，鄙視霸道，而荀子則認為應該王霸兼顧。孟子隻強調義，不涉及利，而荀子認為義與利應該兼顧。孟子主張效法古代先賢，而荀子則認為應該在古代先賢的基礎上制定制度。
荀子的影響力不僅限于他的時代。他培養了兩位備受推崇的學生——韓非和李斯。這兩位學生在荀子的教導下，進入秦國，成為法家思想的創始者。然而，令荀子深感失望的是，他們并未将儒家與法家融合在一起，反而将法家推向了極端。韓非的法家理論涵蓋了法、術和勢等三大流派；而李斯則設計了法家的整套政策體系，其中包括“焚書坑儒”的建議。這兩位學生似乎忘記了，荀子雖然肯定法家的手段，卻始終堅守儒家的價值觀——包括忠、義、孝、悌等倫理道德觀念，以及士大夫精神和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理念。法家與儒家，實際上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兩者缺一不可。如果沒有法家，儒家無法實作結構化群組織化，也難以在社會基層進行動員。然而，如果沒有儒家，法家将變成無限制的力量，其威權體系隻會成為完全标準化、垂直化、同質化的執行體系。荀子的學說不僅局限于儒法之間。《史記》指出，荀子的思想是對儒、墨、道家成功與失敗的綜合總結。他的學說最好地展現了中華文明在面臨巨大困境和沖突時的包容精神。因為它秉持着“中道”的理念。在中道的标準下，隻有符合事理、有助于實踐的觀念才會被接受。換句話說，就是“實事求是”。對于一切事物，隻有符合事理的，才應該采納，不符合事理的，應該放棄。這種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中道精神，使得中華文明善于包容完全相反的沖突體，善于将看似不可能的沖突體結合起來，最終實作“非此即彼”的事物和諧共生。
荀子去世時年已七旬有餘。他的思想觀點雖然具有沖突性，但這正是中道哲學的展現。在曆史長河中，荀子的學說曾經被邊緣化。然而，在漢武帝和漢宣帝的時代，他的理念得到了認可。随後的曆代王朝也遵循了他的思想，使儒法兩家得以融合。法家創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統，而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在魏晉唐宋時期，儒家還吸納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形成了儒釋道合一的精神體系。這種大一統的國家結構傳播至整個東亞，成為中華文明延綿不斷的秘密。至今，這種結構仍然是許多西方學者未能深入了解的“秘密”。
潘嶽，男，漢族，1960年4月生，江蘇南京人，曆史學博士。他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兼第一副院長（正部級）。他不僅是中共十七大和十九大的代表，也是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