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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曆史的長河中，康生是一個身影令人深感壓抑的角色。他在中國共産黨内半個世紀的陰謀活動，以及對許多革命者的迫害，使他成為衆多人心中的黑暗符号。然而，在他臨終之際，他卻向主席的侄孫女王海容透露了一些令人震驚的資訊，關于江青和張春橋的叛變問題。這一切看似令人費解，但康生的一生，卻充滿了曲折和複雜的故事。
康生和江青都是山東諸城人，他們的相識早早發生在延安。江青來到延安後，通過康生的安排，得以出入主席的院子，這成為她與主席的婚姻的一個起點。康生一直是兩人關系的撮合者，他借此機會獲得了江青的信任。康生曾對人說，中國搞好社會關系有兩個法寶，一是教書，二是當月老。通過當月老，康生和江青的關系愈發穩固，同時康生也開始接觸他日後的主業——迫害和批鬥。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興起，康生将大批黨員打成特務和内奸，受到黨内的強烈反感，迫于壓力，康生逐漸轉向基層土改工作。在解放戰争期間，康生在山東搞土改，由于他極左路線的推動，導緻許多地主在土改中喪生。這引起了主席的極大不滿，但康生卻毫不悔改。
新中國成立後，康生不滿自己的職務任命，借口生病前往青島休養，随後轉至北京醫院。人們原以為他将一直保持低調，但到了1956年，康生主動複出，卷入意識形态工作中。他表示自己隻懂階級鬥争，隻有搞階級鬥争才能治愈他的病。康生在廬山會議上将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正式開始了自己的搞階級鬥争的生涯。
随着中蘇關系的惡化，康生不放過任何機會來加強自己的地位。他甚至将手伸向了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王稼祥雖然早已聽聞康生的惡名，但仍堅決不讓康生插手中央聯絡部的工作。康生一直在等待機會的到來。
1962年，莫斯科世界裁軍大會上，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引發了非洲國家的不滿。康生抓住這個機會，大力攻擊王稼祥，聲稱他右傾思想嚴重，是投降主義分子。王稼祥最終辭去工作崗位。
康生并未止步于此。1962年，他指責小說《劉志丹》是反黨活動的開始，為十年動亂埋下了伏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擔任文革小組顧問，與林江密切合作。他們的下一個目标是性格堅定的賀龍，康生羅織罪名，最終導緻賀龍含冤離世。同時，康生還協助林江攻擊劉少奇。
然而，康生的家人也未能幸免于這場動亂。他的妻妹蘇枚被造反派指控投敵叛變，無辜自殺。康生得知此事後，怒氣沖沖，要求嚴查真兇，但毫無結果。甚至對參與搶救的醫務人員也懷疑，結果數十名醫務人員在監獄中受到嚴刑拷打長達六年之久。
康生的行為異常多疑，有人猜測他可能患有心理疾病，喜歡迫害他人。他經常采取先下手為強的政策，對所有知情人不放過。康生還将特務的帽子扣到了曾擔任他秘書的沙韬頭上，将其押入監獄。
康生雖然作惡多端，卻也有着自己的計劃。他擅長書法、繪畫和戲曲，外表看似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但這并不能掩蓋他的邪惡本質。盡管他是革命元老，但最終也難逃國家的審判。康生的一生充滿了曲折，他最終未能如願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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