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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時期河西曆史研究

作者:鳳凰集結站

引言

河西地區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為地處絲綢之路咽喉的所在,見證着東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因其獨有的軍事價值,曆來為中原王朝所重視,長期作為兵家必争之地,是中國曆史上西北地區具有重要軍事、政治、文化價值的區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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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對河西地區的攻占與經營

北魏政權與河西地方政權之間的交往時間較長,互動較為頻繁,北魏在不斷向西擴張的過程中已經與沮渠氏北涼政權之間存在諸多往來。從最開始的和親到後期的軍事征服,北魏占領并控制河西是一個複雜而較為漫長的過程。

在攻占河西地區以後,北魏基本統一了中國北方。控制河西地區後也為北魏經營西域、抵禦柔然、打擊吐谷渾勢力等提供了必要基礎。是以這一章節旨在通過細緻梳理史料,詳細論述北魏攻取河西的程序,同時對北魏前期的經營政策進行探讨,以清晰展現這一時期河西地區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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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區地方建置的發展變化

河西地區東接關隴地區、西連西域諸國、北接匈奴所在、南抵羌胡之地,處于諸民族交流的“十字路口”。此外,河西地區還像一個“楔子”,緊緊嵌入西域地區的同時,割裂了南方與北方少數民族部落之間的聯系往來,能夠有效維護中原政權的穩定和其在西域地區的利益,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維護絲路經濟的繁榮發展,是以河西地區素有“天下要沖,國家藩衛”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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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管理并經營河西地區不僅可以維護北魏對于中國北方的統治,還能夠有效防禦來自柔然等草原部落勢力的威脅,北魏在攻占河西地區以後采取的管理措施不僅借鑒前朝經驗,還根據實際變化推行新的地方管理制度,從軍鎮到州郡,北魏時期的河西地區地方行政制度發生多次轉變,這種轉變也是幫助我們了解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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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州是河西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城鎮之一,也是河西地方建置中的重要一環。北魏在攻占河西之初便開始是派遣大将管理涼州事務,後來又設定了涼州鎮,以鎮都大将管理涼州的軍鎮事務,展現了涼州的重要性,伴随北魏政權的穩定和軍鎮弊端的凸顯,涼州鎮也進行了改鎮立州的活動,不過關于涼州鎮的設立與改鎮立州時間在學界仍有較大争端,本節主要通過對史料的梳理與解讀,将涼州鎮的設定與改鎮立州的時間以及不同地方統治者在河西的作為梳理清晰。

北魏敦煌鎮的設立在涼州鎮之後,且經營時間較長。設立敦煌鎮标志着北魏建立起了對于河西地區的整體統治,也标志着北魏在河西地區地方建置的确立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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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宗室經營河西地區及其對外關系

河西地區對于北魏具有重要價值,一方面是抵禦柔然、護衛中原的前沿陣地,河西地區能夠有效維護中原地區的穩定,為中原地區的平穩發展保駕護航;另一方面,河西地區是北魏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區的必經之路,能夠有效管控河西地區,關系着北魏中央政府對于西域地區的經營與管理。

是以北魏在攻占河西地區以後,迅速推行軍鎮制度,在河西地區建立起來了完備的地方行政建制,并長期派遣宗室成員擔任河西地區的軍政長官,以更好的管理河西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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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區對于北魏經略西域、抵禦柔然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敦煌鎮作為北魏在西北邊疆的戰略前沿,在這一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前期借助敦煌天然優勢,不斷出兵西域,逐漸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區;同時敦煌長期為柔然騷擾,敦煌軍民始終堅持抵抗,維護着北魏河西的統治地位,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同時也是中原地區免遭柔然戰火侵襲的堅實堡壘和堅定屏障,為中原地區的長期穩定發展貢獻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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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時期河西的大族與民族

河西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曆來為中原王朝所重視,在經曆了長期發展後,河西地區的世家大族勢力也逐漸興起,即聲名遠揚的“河西著姓” ,又稱“西土著姓” 。他們以涼州地區的高門世族為中心,“漢、魏、晉、涼時期,這樣的家族略見于史傳者不下十數個,在長達二、三百年的時間内,這個社會群曾有過令人矚目的曆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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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漢中葉到北朝之前的五個多世紀的時間,借助涼州刺史部的平台和河西經濟的底蘊,一大批封建官僚勢力不斷增長,其後代通過姻親關系不斷加強不同家族之間的聯系,同時一部分官僚家族在河西連續數代為官,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控制着官僚選舉、推薦的管道,把持地方察舉、征辟的通道,不斷擴充着家族實力,其家族勢力影響到數個州郡,而他們的賓客、部曲、門生故吏等勢力更是盤根錯節,廣泛分布在河西諸地。

這些家族之間以政治、姻親、地域為紐帶緊緊扭結在一起,成為一股強大的地方勢力,是河西地區不可忽視的存在。是以無論時局如何變化,這股勢力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實力牢牢掌控河西地區的局面,他們是河西地區政治的中堅力量。

在國家統一的時期,中央政府必須妥善處理這股勢力,為了維護地域穩定,有時候不得不傾斜政策以照顧其利益;當國家處于分裂狀态,河西地區與中央政府之間聯系中斷時,任何一方想在河西地區占據一席之地或者形成割據勢力時,都必須通過籠絡這些大族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依靠他們的力量維護河西地區内部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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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時期河西文化的發展與東傳

河西文化的發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每當中原王朝衰落或發生戰亂之時,河西則可憑借自身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保境自守,割據一方,使河西免遭中原戰争的破壞和沖擊。東漢初的窦融、十六國時期的五涼政權、唐後期至五代的瓜、沙歸義軍政權、甘州回鹘和西涼六谷部政權等,都是如此。”

南北朝時期的河西地區遠離中原戰火,成為中原士子、世族避亂遷徙之地,這為河西地區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充足動力。“五涼時期”更是河西文化發展繁榮的巅峰時期,這一時期的河西俨然已經成為中國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以涼州為中心的獨具地域特色的地域文化逐漸形成,也就是陳寅恪提到的與中原文化、江左文化并列為隋唐文化淵源之一的河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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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區是絲綢之路的咽喉所在,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彙聚之地,是佛教初傳中國的必經之地之一,由于特殊的曆史環境和民族環境,佛教在河西地區發展較為順利,涼州逐漸成為了北方佛教發展中心之一。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河西地區位于中西交流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優越,佛教從西域傳入中原的過程中首先經過河西;第二,西域而來的佛僧教團在河西進行大規模的譯經活動,這使得河西逐漸成為譯經中心之一,而佛教在涼州也得到了長足發展,信衆的規模和僧侶的數量都在穩步提升,佛教得以從河西向中原傳播;第三,河西地區作為多民族聚居區域,文化環境寬松,對于外來事務有着天然的包容性,這使得佛教擁有了生存的空間,得以不斷發展壯大;第四,河西地區環境較為安穩,尤其是在十六國時期,相比于中原的大規模戰亂,河西地區的社會環境較為穩定,成為避亂聖地,多種文化在此交流融合,為佛教融入中國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第五,“五涼時期”河西佛教發展的黃金階段,從張軌開始的曆任地方統治者都有信仰佛教的傾向,重視佛教的發展和佛寺的各類活動,政治力量的推動和影響下,佛教開始在河西地區快速發展,大量佛教經典在此被翻譯,洞窟開鑿和修建佛塔更是涼州佛教發展欣欣向榮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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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時期的河西佛教發展較為迅速,還得益于河西地區社會環境穩定,佛教發展基礎好。“先後曆經東漢王朝與曹魏政權,敦煌在較長時期内保持相對穩定,成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糧食生産基地。

中原文化在這裡生根和發展,儒家思想得到傳播。産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被傳到了敦煌,西晉時号稱‘敦煌菩薩’的譯經大師竺法護及其弟子在此譯經傳教。”以涼州為中心的河西地區,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具有主要的作用,天然的地理優勢和相對安穩的社會環境為佛教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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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多種文化、文明交流碰撞之地,河西地區對于外來事務的排斥力度較小,更加容易吸收借鑒外來文化,佛教在河西寬松的社會環境下,能夠通過吸收借鑒儒學、道教的相關思想,很快便在河西地區紮根,而涼州也在十六國時期逐漸發展為中國北方的佛教中心,成為佛教徒聚集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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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北魏由鮮卑族拓跋部建立,拓跋部原居于東北興安嶺,後來逐漸南遷,于東晉鹹康四年(338)在今山西境内在拓跋什翼健擔任部落首領時期建立代國,後來被前秦攻滅。

東晉太元十一年(386),拓跋珪在今内蒙古境内重建代國,并改國号為魏,史稱北魏。代國時期拓跋氏與河西地方勢力略有交際,此時雙方均為地方割據勢力,地位等同,雙方之間基本沒有共同利益,是以兩者之間沒有爆發沖突。

拓跋珪建立北魏以後,首先借助後燕勢力,逐漸征服北方遊牧民族,迅速擴大自己的力量;然後趁後燕内亂時,出兵攻下後燕,基本平定關東地區。

北魏天興元年(398)拓跋珪遷都平城,此後北魏積極開疆拓土,先後消滅後秦、大夏、北燕、北涼等地方政權,建立起統一北方的封建王朝,結束了中國北方數百年的戰亂,使得北方地區進入短暫的統一局面。

後來北魏政權分裂為東、西魏,直到隋唐時期才中國南北方才重新進入大一統的局面。不過北魏政權對于促進文化交流、民族交流交融具有重要影響,尤其促進了河西文化的東傳,為中原文化注了新的活力,而北魏對于河西地區的統治,也有效促進了西域與中原地區的往來,維護了中原王朝邊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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