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清華第一批留美女生，不應被忘記

1907年冬天，一位在上海讀書的17歲少女，沿着長江旅行了57天，跨越一千多公裡，終于回到了四川的家中。在旅程中，她攀過山崖，冒着被激流吞沒的危險在水上航行，在船上與欺負人的船主周旋，也學會了在小旅店裡保護自己。在這趟旅程中，她學習到了自信與無畏。日後，她将憑着這些強大的精神武器，創造出光輝燦爛的成就，并名留史冊。

不久前，一本名為《西洋史》的書再版，讓作者陳衡哲的名字回到了大衆視野中。陳衡哲，正是百年前那位在江上漂流的少女。這本《西洋史》最初出版于1924年，是中國人在西洋曆史方面的開山著述，地位極其重要。但陳衡哲的成就還不僅如此。當時34歲的她，已經創造了曆史上的多個“第一”：她是清華學校經過考試選拔的第一批留美女生；是中國第一位女碩士；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而她與丈夫、中國近代科學創始者任鴻隽，以及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适三人的堅固情誼，更是為人所稱道。

陳衡哲年輕時的照片。圖/受訪者提供

盡管有着如此高的成就，但因為早在1976年就因病去世，陳衡哲的才華還是被多數人遺忘了。好在《西洋史》的廣泛影響力和不斷再版，還能讓讀者一次次地回想起這位才華橫溢的女性。了解她的經曆後，人們更會感歎陳衡哲身上散發的強大能量，也會好奇，她為何能在那個剛剛啟蒙的時代，就能具備超群的學識和獨立的思想，著書立說，還能兼顧家庭，将三位子女都培養成學術人才。

成為陳衡哲這樣的女性并不簡單，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要在每一次人生選擇中都做到遵從本心，打破并不合理的傳統，還要不停努力，自己為自己創造條件。即使到了現在這個時代，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在研究陳衡哲的文章《一隻鳥飛多高才能真正自由》一文中寫道的那樣：“她活成了她自己，一個現代中國女性命運的孤本。”

超乎想象的“女性第一人”

居住在重慶的任爾甯是陳衡哲與丈夫任鴻隽的後人，任鴻隽是任爾甯的三爺爺，是以，他從小喊陳衡哲“三娘母”，也就是“三奶奶”的意思。提到“三娘母”的成就，最讓任爾甯印象深刻的，還是《西洋史》的持續暢銷。改革開放後，《西洋史》在國内的版本一度多如牛毛，甚至出現了各式各樣未經允許的盜版。這件事，也讓任爾甯從側面見識到了這本書的力量。

陳衡哲的能力和魅力，的确可以跨越時間。一百多年之前，也有人見識到了陳衡哲身上這股力量，并被她深深吸引，其中一位就是陳衡哲的丈夫任鴻隽。1915年，在美國留學的任鴻隽主編《留美學生季報》時，被一位女作者的文筆吸引，得知她就是通過清華學校的考試獲得獎學金，來到美國的第一批留美女生之一陳衡哲。兩人由此開始成為筆友。到了1916年，同樣在美國留學的胡适開始與陳衡哲通信。陳衡哲支援胡适主張白話文的新思想，這讓胡适十分欣喜，他們成為無話不談的筆友，并在任鴻隽的介紹下見了一面。

任鴻隽、陳衡哲訂婚日與胡适的合影，1920年8月22日攝于南京。圖/《任鴻隽、陳衡哲家書》

此時正值文學革命前夜，胡适正在努力推行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卻并未得到身邊人的支援，甚至連好友任鴻隽都反對他。陳衡哲雖然沒有加入朋友們的論戰，卻對胡适的想法頗為支援，并開始親自嘗試白話寫作，這讓胡适十分驚喜。

1917年，陳衡哲将白話小說《一日》發表在《留美學生季報》上，雖然文章的構思和文筆都略顯生硬，後世學者也并未将其當作現代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對待，但陳衡哲還是是以成了事實上的第一位發表白話小說的女性作者。實際上，《一日》的出現在文學史上還是有它獨特的意義，它比學術上認定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發表還早了一年，從這件事上，也能看到陳衡哲的魄力。

有了好友的支援和啟發，陳衡哲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寫作者。1918年以後，她不斷在《新青年》上發表新詩和白話文作品。在那個時代，能夠走出國門的人都很少見，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更是鳳毛麟角。聰明、優雅的陳衡哲是以成為一位備受矚目和尊敬的女性。她可以自如地列席于學界的諸多男人之間。任鴻隽和胡适都被她的能力和眼光折服。任鴻隽評價她的文章：“文辭斐然，在國内已不數觏，求之國外女同學中尤為難得。”胡适則将陳衡哲稱為“最早的一個同志”，對她的思想和文筆有着高度評價。

1920年，陳衡哲取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畢業回國，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任，到該校擔任教授，成為中國第一位女教授。這是女性在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巨大突破。與此同時，她還完成了人生另一件大事，就是與自己最好的朋友任鴻隽結婚。因為曾逃離過包辦婚姻，陳衡哲一直對婚姻比較抵觸，她堅持獨身主義，拒絕身邊男性的表白。但任鴻隽的不懈追求，以及二人對理想和學術的共同理想終于打動了她。

在交往過程中，陳衡哲和胡适、任鴻隽的友誼也逐漸鞏固。任鴻隽一開始雖然并不支援胡适的白話文運動，但兩人之間的感情和關系絲毫不受影響，依舊可以談天說地。胡适和陳衡哲也頻繁通信，談論文學和學術。這種友誼太過親密，以至于在後人的傳聞八卦中，陳衡哲被形容成胡适精神上的戀人，愛而不得的女性朋友。實際上，這些傳說都沒有确鑿的證據。之是以會有這樣的傳聞，主要是因為，當時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從蒙昧中走出來，不認為男女之間能夠有如此單純的友情。

當時，中華民國剛剛成立，陳衡哲卻已經完成了一個中國女性的層層蛻變：在更多的女性還隻能依附于父母或夫家的意願生活時，她已經轉身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先驅，學術界的第一女性。她有勇氣選擇不婚主義的生活方式，也能通過自由戀愛，毅然決然地與相知多年的好友結婚。當任鴻隽和陳衡哲結婚時，胡适則發出了同樣幸福的感歎，他在詩歌《我們三個朋友》中深情地寫道：“此景無雙，此日最難忘，———讓我的新詩祝你們長壽！”

不安命，不怨命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這樣評價陳衡哲：“出生于晚清末年的女孩子，人生中總會面對很多事關命運的選擇。比如是否裹腳，是否進學堂，是否按父母之命結婚。每一次，陳衡哲都能給出意義重大的答案。”因為天生的聰明和早熟，陳衡哲在小時候就學會了自己做決定，而她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朝着最進步的方向邁進的。而這，也是她早早把自己送上學術高峰，完成那些驚人蛻變的原因。

這些成績的取得，既是陳衡哲個人努力的結果，也離不開她優越的家庭環境，以及家中親人的無條件幫助。生于江蘇常州一個舊式書香門第家庭的她，本來已經被父親安排好未來的道路，就是在家念幾年書，然後盡早嫁人，成為“官太太”，極富個性的陳衡哲自然不希望自己的歸宿是這樣的，很快，她遇到了人生中的兩位伯樂，徹底獲得了精神解放，這兩個人就是她的三舅和姑媽。多年後，陳衡哲對這兩位親人念念不忘，會充滿情感地為他們撰寫紀念文章，在她心中，這兩位親人帶着新思想啟蒙了她，改造了她，讓她的個性得到發揮。

第一個改造陳衡哲思想，改變了她人生軌迹的人，就是她的三舅莊蘊寬。莊蘊寬是晚清官員，曾奉命在廣西、廣東等地辦新學，接觸了很多外國人和外來思想，幾乎是當時思想最開放的一批中國人。莊蘊寬很早就發現陳衡哲聰明過人，好奇心很強，這讓他頗為欣喜。于是，莊蘊寬建議，陳衡哲可以跟他到廣東去讀書。陳衡哲的父親自然相當反對。于是，年僅13歲的陳衡哲第一次獨自做出了決定，她趁着父親職位變動，全家從江蘇搬遷到四川的機會，與家人分開，來到位于廣州的莊蘊寬家生活，并等待上學的機會。

求學之路并沒有那麼一帆風順。因為陳衡哲當時遠未達到入學年齡，無法進入醫學院。近一年後，莊蘊寬拗不過陳衡哲的一再懇求，将她一個人送到了上海。輾轉之下，陳衡哲被親戚介紹到上海中英女子醫學院入學。很快，她發現這家醫學院的教學并不正規，她在實習出診中第一次見到了難産現象和死嬰，那些可怕的場面也像噩夢一樣糾纏着她。即便如此，為了不回家嫁人，她還是堅持在這裡忍受着孤獨以及并不喜歡的課程，一待就是三年。她一直記得三舅對她說的話，希望她像個大人一樣堅強忍耐，少哭泣，少沖動。直到17歲時，父親下令讓她回家商讨訂婚事宜，她才踏上了那段讓她難忘的、長江上的旅程，在多日的艱難旅程過後，回到位于四川的家中。

這些冒險，對于任何一個少女而言都是不可思議的，更何況，陳衡哲生于一個殷實富裕的家庭，在物質上從未吃過苦，艱苦的旅程對她而言就顯得更難。但是，第一次面對這些困難的陳衡哲選擇了忍耐和獨自處理一切。好在，旅途中大部分的時間裡，她靠着書籍的慰藉度日，心理上并未感到太難受。這段經曆，也堅定了她未來的選擇，就是早晚還要離開家庭繼續出走。她堅決拒絕了父親為她定親的要求，一年多以後，她再度離家前往上海，回到醫學院就讀。

在人生的重要關頭，陳衡哲再一次遇到了貴人。不久後，陳衡哲離開上海去江蘇常熟，跟自己的姑媽一起生活。姑媽有着良好的教育功底，年輕時也有理想抱負，卻被家庭事務分心多年，是以，姑媽對可以和她進行精神交流的陳衡哲非常喜愛。以後的幾年裡，她們一起吟詩、讀書，姑媽還幫她找了家庭教師的工作，讓她可以自立賺錢。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年，直到1914年，清華學校首次面向全國招募女留學生，考場設在上海，陳衡哲看到了機會，卻擔心自己的英語不夠好，也擔心父親對此有意見，不敢報名。此時，姑媽大力鼓勵她去參加考試，結果，陳衡哲在十個錄取者中排名第二，獲得了獎學金，可以公費赴美留學。

很快，陳衡哲又一次踏上了旅程，登上開往美國的蒸汽船。此刻，年紀稍長的她已經有了生活曆練，早就不擔心出國生活可能會遭遇的危險，反而感到相當平靜。敏感聰慧的她，似乎已經有了一種直覺：她終于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離開父親的束縛，在大洋彼岸尋找到自由的事業、友情和愛情。她在國内最舍不得離開，也最感激的人，甚至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姑媽和三舅這兩位領路人。此後，她終身踐行着三舅告誡過她的那句話：不安命，不怨命，要為自己“造命”。

一生不屈，仗義執言

1966年起，陳衡哲的侄孫任爾甯每年固定到陳衡哲位于上海的家中探親，居住一段時間，這樣的生活大概持續了十年。他看到的“三娘母”不再是那個神采奕奕的名門才女，而是已經衰老，需要他幫助和照顧的親人。見到陳衡哲時，她的眼睛幾乎已經看不見了，因為病痛，她長期待在家中，很少出門。不過也是因為疾病，陳衡哲“幸運”地躲過了特殊時期的一些混亂局面。即便如此，在任爾甯心中，深居簡出的“三娘母”依舊是一位極富個性的女子，他記得她曾說過的一句話：曆史總有它的規律。她一直相信，這段時期持續不了太久。這些明智、理性的話語，一直在任爾甯的心中回響。

陳衡哲也會跟任爾甯回憶起她的丈夫任鴻隽，在任爾甯看來，他們夫妻倆沒有沖突，感情一直很好。他曾在回憶文字中提到，在三娘母心裡，他的三爺爺就是“完美的”。看來，陳衡哲和任鴻隽之間這段頗為理想主義的婚姻，是相當成功的。多年前，陳衡哲在給親友信件中講述，任鴻隽說過，他深信陳衡哲有一些文學天才，想為她預備一個清淨安逸的家庭。而無論現實情況如何，這個目标是否能完成，她也知道，他們的努力方向永遠是一緻的。共同的志向，或許正是他們婚姻成功的原因。

任鴻隽、陳衡哲與其子女合影，1929 年攝于北京寓所。圖/《任鴻隽、陳衡哲家書》

可貴的是，身為辛亥革命元老，民國時期舉足輕重的教育家，具有極高社會地位的任鴻隽在家庭生活中也能信守諾言，真正做到與陳衡哲共同進退。1935年年底，陳衡哲受聘擔任四川大學教授，與受聘擔任四川大學校長的任鴻隽前往成都。很快，陳衡哲因為耿直的個性引來了一些麻煩。她在系列文章《川行瑣記》文章中，對當地吸鴉片、納妾等陋習表達了不滿，結果，陳衡哲大膽的言行開始遭遇當地人的攻擊。她對此十分失望，憤而辭職，任鴻隽也不顧老友胡适的勸阻，和妻子一起離開了四川大學。

因為直接的言行，在一些人看來，陳衡哲顯得個性挑剔，不好惹，但她也能展現出溫柔的姿态。在北京時，她曾為青年女性舉辦過茶會活動，促進女性之間的交流，在四川時，不少女青年因為生活問題找她咨詢，她也從未拒絕過。在著作《西洋史》中，她也特意提出主張，希望人們關注女性的曆史，也提到了工業革命對男女平等的促進。她在《獨立評論》發表的文章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關于婦女、育兒等問題的。她也是以成為最早一批為女性問題發聲的學者。陳衡哲和任鴻隽的幾個子女都很有成就，兩個女兒，一位是美國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曾首次把中國明代科技名著《天工開物》譯成英文，另一位畢業于美國瓦薩大學，1950年代為照顧父母回到上海，1980年代重返美國，小兒子則曾擔任美國地質學會會長，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可惜的是，陳衡哲心中那些高遠的抱負，在晚年隻能束之高閣。1961年，丈夫任鴻隽去世，1962年，摯友胡适去世的消息也從對岸傳來，知音漸少，身體也日漸衰弱，陳衡哲開始學習靜默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她會每天打開收音機，準時收聽天氣預報，感受外界的晴雨，有時候興緻來了，她也會給小輩們背誦她喜歡的唐詩。有段時間，她每天都叫任爾甯幫她買熱騰騰的雞肉餡包子，陪她一起吃。她告訴任爾甯，對這種包子的喜愛，是當年錢鐘書、楊绛夫婦來訪時，培養出來的。那時，錢、楊夫婦，她和任鴻隽，還有胡适，五個人常在家中相聚，談天說地，相當快活。

晚年，眼疾嚴重的陳衡哲，就這樣依靠聽覺、味覺和過去的記憶度日。或許，在她已經昏暗的腦海之中，還會出現多年前在長江上的那次漂流的場景。當她戰勝了企圖欺負她的惡人時，她一定感到了一種快樂，感到自己正在撕碎已經寫好的人生劇本，創造全新的生活。那時的陳衡哲就已經明白，她總有一天會站在更高的、超越性的視角去審視自己的一生，從此，她将昂首航行在人生之路上，無論困境逆境，都不再感到恐懼。回顧自己的一生，她可以驕傲地宣稱，她真正成為了三舅口中那個“造命的人”。

記者：仇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