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一篇跟《毛選》有沒有關聯呢，當然有關系。
但要是說有多少關系？
這麼說吧。
就像是主席講的：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宣言書：象征了紅軍堅定的革命信念，是革命的宣言書
宣傳隊：一路上，向廣大人民群衆宣傳了共産黨的思想
播種機：正是由于它是宣傳隊，使得群衆成為革命的種子
中央紅軍的戰略大轉移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企圖消滅紅軍的幻想，儲存了紅軍的基幹力量。
是以雖然在《毛選》中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期間中央紅軍長征期間主席沒有選取文章收入自己的《選集》之中，但是不能不重視這一段曆程。
圖1
突破四道封鎖線，血戰湘江
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是嚴格保密的。
國民黨軍隊雖然布置了四道封鎖線，卻不知道紅軍往哪個方向突圍，在中央蘇區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鎖線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強。
1934年10月21日夜間，紅一軍團在贛縣王母渡、信豐縣新田之間突圍。
10月25日，全部通過國民黨軍設定的第一道封鎖線。
11月上旬，中央紅軍順利地在湘南通過第二道封鎖線。
11月中旬，在湘南越過第三道封鎖線，進入潇水、湘水地區。
蔣介石判明紅軍西進的意圖後，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圖将紅軍“殲滅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
11月25日，紅軍決定紅軍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這是國民黨軍隊的第四道封鎖線。
11月27日，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隊伍攜帶的辎重過多，行動過緩，大部隊還未過江，就遭受剛剛趕來的優勢敵軍的夾擊。
至此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封鎖線，跳出了包圍圈，使蔣介石消滅紅軍于湘江東岸的計劃失敗，但紅軍自身卻付出沉重的代價，由出發時的八萬六千餘人，銳減為三萬多人。
遵義會議
經過湘江戰役，紅軍遭到慘重損失，各指戰員們開始思考反五次‘圍剿’以來，數次失利，紅軍甚至被迫離開中央蘇區，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再結合四次反“圍剿”均告勝利的結果來看，廣大幹部紛紛意識到這是排斥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确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緻，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上司的情緒。
這種情緒，随着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在湘江戰役後達到了頂點。
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原定計劃是往北和紅二、六軍團會合，圖1）
這時，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敗而垂頭喪氣，紅軍的指揮任務已轉移到周總理肩上。
總理贊同了主席的主張。
後來從截獲的敵人情報得知，為阻止中央紅軍與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蔣介石集結了六倍于紅軍兵力的部隊，構築起四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
揮戈西指使中央紅軍赢得了主動，不僅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隊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連捷，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新。
連戰連進，此時紅軍士氣極旺，服裝整潔。
部隊中都穿上了新軍裝。
在湘南之疲勞狀态，已一掃而空矣。
1935年1月6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挺進。
遵義，北倚婁山，南臨烏江，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後，在1月7日解放了這個黔北重鎮。
蔣介石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說紅軍進駐遵義地區後方向不明，這在客觀上給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
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會議上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總理準備一個關于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會議，共二十人。（這二十個人，絕大部分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會議由博古主持，并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
博古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讨，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
周總理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上司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
随後，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
總結
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怹指出：導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主席以前四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借口。
同時，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适合中國革命戰争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依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确立了毛主席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上司地位，“走自己的路”，進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紅軍被迫開展的戰略大轉移是十分驚險的，我用寥寥數筆寫完了從中央蘇區到遵義的戰鬥和經曆，不深處當時的情境是幾乎不可能有切身的體會的，湘江岸邊的減員5萬餘，寫在紙上就是一串冰冷的數字，但實際呢，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從此離開了人世，再也不可能回來。
紅軍從瑞金離開時，中央有規定孩子婦女不得随軍轉移，是以毛主席把怹與賀子珍同志的孩子毛毛寄養在中央蘇區，至此下落不明。
長征途中突然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襲擊。賀子珍同志為了掩護傷員而被炸得遍體鱗傷，鮮血直流，昏迷過去，全身受創17處。
我寫賀子珍同志的經曆不是為了歌頌而歌頌，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名女性特别是主席的夫妻，在轉移的過程中，也許她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一些優待的，但就算如此也重傷倒地，那麼更普通的戰士呢？深處戰鬥第一線的同志們呢？
戰争一定是殘酷的，特别是處于絕對劣勢的情況下，把“殘酷”這個詞拆開，“殘”：血肉橫飛、支離破碎；“酷”：極、甚，暴虐到極點。
文字所能展示真實不到現實情境的萬分之一。
我從小的教育告訴我說：中國共産黨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上司紅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反動派，打倒帝國主義，建立了新中國。
然後呢？單純讀上面一行文字會有什麼特殊的感受嗎？
因而文字中間省略的過程才是我們閱讀曆史與體味經典的意義所在吧。
我不禁想起了主席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内外敵人，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曆次鬥争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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