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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危機打開地獄大門”,洪水讓印度中産一夜返貧,氣候災難加劇社會不公

文 / 徐亦凡

編輯 / 漆菲

“2023年可怕的高溫和曆史性的火災意味着人類已經打開了通往地獄的大門,不作為将引發嚴峻後果。”9月20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2023年氣候雄心峰會上發表開幕緻辭時說道,“我們的重點是解決氣候問題,我們的任務迫在眉睫。”

“氣候危機打開地獄大門”,洪水讓印度中産一夜返貧,氣候災難加劇社會不公

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9月釋出的報告顯示,6-8月是自1940年該機構有記錄以來全球最熱的時期,全球平均氣溫為16.77攝氏度,較1990-2020年的平均氣溫高出0.66攝氏度。尤當厄爾尼諾現象形成,疊加本就在發生的氣候變化,更為氣溫上升創造條件,讓今年夏季比往年更加酷熱。

今年以來,中國多地被高溫熱浪侵襲,華北和東北地區遭遇超強降水;歐洲同為炎熱所困,高溫導緻天氣幹燥、野火肆虐;與之類似,北美多處受野火重創,加拿大上千處山火燃燒,濃煙彌漫到美國,而美國本土也難逃野火,夏威夷的一場恐怖山火造成上百人死亡;南美洲盡管處于隆冬,一股異常的冬季熱浪給部分城市帶來創紀錄高溫……氣候巨變的威脅正籠罩全球,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幸免。

“氣候危機打開地獄大門”,洪水讓印度中産一夜返貧,氣候災難加劇社會不公

◆夏威夷毛伊島西部發生山火後,拉海納的房屋和建築物被燒毀。

極端高溫炙烤全球

生活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阿希克(Ashik Sukumaran)從沒想過,有一天連番茄都要省着吃。

對印度人來說,番茄是不可或缺的日常食材。但從今年5月開始,番茄的價格一騎絕塵,上漲了近6倍。到了8月初,市場上的番茄價格達到每公斤約250盧比,相當于21元人民币,比汽油還貴。以至于,當地的麥當勞和漢堡王不得不放棄在漢堡裡加番茄。直到9月初,番茄的價格才終于回落至30多盧比。

極端天氣要為這一價格巨變承擔很大責任。今年上半年,高溫熱浪提前襲擊印度,緊接着是持續降水,對天氣變化敏感的番茄首當其沖——高溫會讓它顔色不夠鮮豔,雨水太多又會導緻植物缺氧枯萎。

阿希克告訴《鳳凰周刊》,這個夏天為了控制購買食材的支出,他們不得不減少番茄用量,隻在煮咖喱魚的時候放一些。除了番茄,洋芋、辣椒等食材也都在漲價,到了9月,好不容易番茄價格有所回落,洋蔥的價格又開始暴漲,讓吃一頓飯的成本愈發高昂。

49歲的希布(Shibu .K.N.)同樣生活在喀拉拉邦,據他說,往年這裡的溫度在30至33攝氏度左右,但今年4月的某一天,當地經曆了38攝氏度的高溫天氣。希布告訴《鳳凰周刊》,由于濕度很高,實際體感溫度在41度左右,這是喀拉拉邦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溫度。

高溫持續了約一周,希布不得不待在家中工作,避免中午11點到下午3點間出門。往年,他每天隻需開幾小時的風扇,但今年全天都必須開着,導緻電費大漲。

但他深知,自己能居家辦公已是莫大幸運,快遞員之類的工種根本無法逃離炙熱的陽光。當地家庭大都有風扇,可空調并不多見,至于貧民窟,可能連風扇都沒有。

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則更加難熬,喬達裡(Shubhranshu Choudhary)是印度中部恰蒂斯加爾邦的社會活動家,他告訴《鳳凰周刊》,自己在一個叫做班卡(Buka)的地方長大,那裡的泥巴房子非常簡陋,風扇更是稀罕物。

在農村地區,不少孩子甚至在有鐵皮屋頂的棚屋裡上學。但磚瓦建築也好不到哪裡去,喬達裡說,這類房子的通風設施有限。是以,哪怕政府發出警告建議待在室内,也無助于人們在酷暑天過得更好。

印度人素來生活于高溫環境,但不斷上升的氣溫已經挑戰到很多人的生存極限。而對于習慣涼爽的歐洲人來說,酷暑更讓他們無所适從。

“氣候危機打開地獄大門”,洪水讓印度中産一夜返貧,氣候災難加劇社會不公

◆印度加爾各答炎熱且潮濕,人們在路邊洗澡降溫。

羅莎琳·史密斯(Rosalyn Smith)今年67歲,在意大利生活了35年。和她30多年前搬來時相比,高溫出現得越來越早,持續時間越來越長。“意大利人總說夏天是‘美麗的季節’,但現在已不再如此,我總是盼着夏天早點結束。”羅莎琳感慨道。

為了躲避炎熱,羅莎琳會前往附近高海拔的山間小屋居住,卻于事無補。她告訴英國《衛報》,“熱浪和蚊子随之而至,我被咬得很厲害。這很不正常,5年前這個海拔不會有蚊子。”

去年夏天,酷熱曾導緻歐洲超過6萬人死亡,今年比去年還要令人煎熬。盡管歐洲已是全球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但應對酷暑的準備依然不足。這裡的房子建造之初是為了抵禦寒冷,外部遮陽較少,通風水準也不佳。而且同美國家庭90%的空調安裝率相比,歐洲普通居民家中安裝空調的比例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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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持續幹旱,荷蘭瓦爾河水位不斷下降,河流一側的船屋幾乎都處于裸露的陸地上。

美國《華盛頓郵報》去年引用的資料表明,德國隻有3%的家庭裝有空調,法國則不到5%。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歐洲的夏天隻能用溫暖來形容,不會像美國南部那樣經曆持續高溫,與東亞國家相比,也沒有那麼潮濕,體感上會更涼爽。

歐洲曾對美國人的“空調上瘾”嗤之以鼻,如今也不得不加入其中。近幾年來,空調銷量在歐洲地區大增,今年的增長趨勢更為明顯。意大利的空調零售商發現,到今年7月下旬,空調銷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西班牙的空調銷量相比去年也增加了15%。

濕度高的東亞地區更離不開空調。程霖(化名)生活在日本首都東京周邊,8月初的一周,他從沒關過空調。從北京來到東京的這六七年,他感覺“一年比一年熱,這兩年裡,高溫天氣越來越常見”。

這個7月,日本每周都有上千人因中暑被送醫急救,7月最後一周,這個數字達到1.1萬人。日本總務省消防廳資料顯示,一個月内,有35人因中暑死亡。

梅雨季節過後,8月的氣溫依然居高不下,每天都是大太陽暴曬。程霖告訴《鳳凰周刊》,高溫直接影響到遛狗的安排。“上午9點出門時,地上已經相當燙了,我隻能找陰涼地方遛十幾分鐘。晚上要等到10點後徹底涼下來,才能帶它多走一會兒。即便深夜出門走一圈,也會出一身汗。”

往年,程霖還會琢磨怎麼省電,比如定時關空調或是僅僅打開除濕功能,讓屋子不要太熱即可,“但現在,我已經不考慮省電這個事了,舒服就行”。由于用電基礎價格上漲,程霖預計今年夏天的電費會暴增,“估計會比以往翻一番,每個月差不多六七百元人民币。”

熱浪不止包圍東京,日本避暑勝地北海道也未能幸免。8月下旬,劄幌市觀測到36.3攝氏度,創下當地曆史紀錄,日本氣象廳首次針對北海道全境發出中暑警報。

在劄幌某大學教書的魯诤告訴《鳳凰周刊》,定居北海道九年來,她第一次經曆如此炎熱的夏天。“往年夏天,30攝氏度以上的日子加起來也就一周左右,從來不會連續出現高溫。是以,當地人家裡很少安裝空調。”

她介紹說,其實7月末的北海道就比往常要熱,教室内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扇,老師上課很辛苦,學生也覺得難熬。被措手不及的高溫襲擊後,風扇成為當地今夏最熱銷的電器。魯诤說,畢竟安裝空調需要等待,此外,當地人還會去咖啡廳等公共場所納涼。

這次異常高溫,導緻北海道伊達市一位國小生中暑身亡。魯诤說,這件事對大家震動很大,很多學校是以停課,因為當地配置降暑裝置的教室很少。她帶領學生去校外研修期間,有些戶外活動不得不臨時取消,以防學生中暑或遭遇食物中毒。

到了9月初,雖說高溫天氣不再,但也沒有往年那種爽快的感覺,氣溫仍在27攝氏度上下。魯诤擔憂,“如此炎熱的夏天過去之後,會不會迎來一個極其寒冷的冬天?”

洪水讓印度中産一夜返貧

高溫之外,暴雨是極端天氣的另一個面孔。

2018年8月,阿希克和希布的家園沒有逃過洪水肆虐。由于異常嚴重的季風降雨席卷南亞大陸,喀拉拉邦8月的降水量比正常水準高出96%,盡管水壩幾乎全部啟用,水位卻持續上升,許多低窪地區都被淹沒。

“氣候危機打開地獄大門”,洪水讓印度中産一夜返貧,氣候災難加劇社會不公

◆2018年8月17日,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一位印度婦女看着居民們趟過被洪水淹沒的街道,旁邊是被大水困住的房屋。

這導緻喀拉拉邦經曆了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洪水,造成近500人死亡,140萬人流離失所,數千座房屋受損。

作為社工,希布當時參與了洪水後的救援行動,他的工作包括協調志願者、聯系商界人士捐贈救災物資、對房屋進行清潔等。希布告訴《鳳凰周刊》,他曾前往喀拉拉邦一個名叫羅尼(Ronnie)的地方參與救災。這裡是中産階級的聚居地,當地人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會返貧,但洪災過後,所有人都愁眉苦臉。

“有人在乞讨水或食物,他們失去了一切。看到房子(被洪水侵襲)後,人們不哭不笑也不說話,陷入了麻木。一場自然災害能在一兩天内摧毀你的生活,奪走你的快樂。”希布說。

在喀拉拉邦,強降雨引發洪水和山體滑坡的情況并不少見。因城市化的推進,原本作為抵禦洪水的天然保護措施的濕地和湖泊不斷消失。印度中央政府2018年的一項評估發現,有44條河流流經喀拉拉邦,這裡是印度最容易遭受洪水侵襲的10個邦之一。

有關這場毀滅性洪水的讨論中,邦政府對大壩管理不善遭到外界指責,但向前追溯可發現,極端降水與熱帶太平洋的天氣擾動有關聯,是以它依然脫離不開氣候變化。

與之類似的,中國華北地區今年7月末也被水患襲擊,經曆過超強降雨後,北京周邊山洪暴發,天津、河北兩地損失慘烈。北京市政府的資料顯示,截至8月8日,洪水造成北京129萬人受災,5.9萬棟房屋倒塌,33人因災緻死,受損農作物面積達到22.5萬畝,此外有部分水利及山區基礎設施受損嚴重。

創紀錄的大雨因台風“杜蘇芮”導緻,另一股台風“卡努”也為大規模降水創造了條件。談到這場大雨,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劉君言向《鳳凰周刊》解釋說,今年的台風比較特殊,強度非常之大,帶來大量水汽後在特定地區降水,比如在京津冀遇到山區後爬坡,是以山區降水嚴重。

“這樣的超強台風可以從氣候上進行歸因。”劉君言說,台風如此之強,一個動力源就是海水溫度,溫度足夠高的海水能使台風前進的力量更大,向北走得更遠。

海洋占到地球表面的70%,對于氣候調節至關重要。美國佛羅裡達州立大學地球海洋大氣學院博士候選人梁洲向《鳳凰周刊》解釋說,海洋對于二氧化碳有着顯著的控制能力,一方面二氧化碳可以溶解在海洋裡,另一方面,海洋中的植物,比如藻類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

如今,全球升溫已經影響到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系統。梁洲指出,這種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海洋變暖,另一個是吸收的二氧化碳變多後,導緻海洋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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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變暖的一個直覺影響是導緻珊瑚礁白化或死亡,白化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态,雖然有可能恢複正常,但如果多次經曆白化,珊瑚礁很容易死亡。而且白化後的珊瑚礁不再具有觀賞性,也是旅遊資源的損失。”梁洲說。

今年7月下旬,美國佛羅裡達州附近的表面海洋溫度升至38.4攝氏度,導緻多個珊瑚礁完全白化甚至死亡。珊瑚礁既是許多海洋生物的生存依賴,也通過漁業和旅遊業為該州創造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梁洲補充說,海水升溫對漁業資源的影響也很大。當海洋上層的水變暖,底層的水相對更冷,上下層的海水是以難以進行交換,這會讓底層營養物質輸送到海洋表層的效率降低,導緻植物和微生物數量減少,并通過食物鍊将影響傳導到魚類。

野火與幹旱肆虐

極端高溫和極端降雨之後,還有更多由此生發的災難。比如當高溫和幹旱持續,為野火出現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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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城市蘭喬米拉日,由于熱帶風暴“希拉裡”帶來暴雨,10号州際公路被洪水和淤泥淹沒,導緻交通中斷。

今年6月7日,當紐約人拉開窗簾時,發現整座城市被黃色濃煙籠罩,當天的空氣品質達到自美國開啟監測資料以來的最差水準。

此前,創紀錄的高溫和降水的減少引發加拿大森林大火,至今山火仍在肆虐。到9月初,加拿大仍有1000多處山火在燃燒,其中7成山火處于失控狀态。

加拿大跨部門林火中心9月3日的資料顯示,今年以來加拿大已發生6100多起森林火災,累計過火面積達16.4萬平方公裡。據估算,加拿大今年的森林火災已導緻2.9億噸碳的排放量,超過2014年創下的1.38億噸紀錄。這一數字占據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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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西北地區海河附近,加拿大步兵軍團第二十二皇家軍團的部分成員在進行消防行動。

而在8月,美國夏威夷州的毛伊島經曆了該國現代史上最緻命的野火,将這片休假勝地變成人間煉獄。大火不僅是毛伊島居民的夢魇,也是一場生态災難。盡管夏威夷隻占美國土地面積的不到1%,卻擁有該國44%的瀕危植物。大火過後,有多少植物能夠煥發生機難以預估。

當山火在毛伊島蔓延之際,伊比利亞半島也在經曆同類災難,讓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政府焦頭爛額。

葡萄牙的火勢起源于南部城鎮奧德米拉,強風将其吹向旅遊區阿爾加維。阿拉斯泰爾·萊特黑德(Alastair Leithead)曾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者,居住在奧德米拉附近。他說,去年這裡就遭遇過大火,自己的房屋被燒毀了一部分。當時他接到通知後,隻有一個小時的時間逃離,他匆匆打包了一些行李,帶着狗趕緊驅車離開。

如今災難重演。當火勢在離家幾分鐘車程的地方肆虐,“所有人都感到恐慌”。萊特黑德眼見着大風如何助長野火,“風速極快,炎熱且幹燥的風吹過來,短短幾個小時就讓火勢擴大了一倍”。

高溫是絕對的始作俑者。發生野火的這一周,伊比利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氣溫都超過40攝氏度,一些地方甚至高達46.4攝氏度。西班牙氣象局表示,來自北非的大量幹熱空氣帶來了熱浪,比7月“更強勁、更廣泛、持續時間更長”。

往前不到一個月,羅德島也被山火重創。這裡是希臘最有人氣的度假勝地之一,卻連續多日籠罩在高溫之下,氣溫升至45攝氏度。野火接踵而至,迫使上萬人緊急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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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22日,希臘羅得島林多斯附近發生野火,遊客被大量撤離。

除了羅德島,希臘北部埃夫羅斯地區的山火也帶來前所未有的破壞。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分析了該地區的衛星圖像,發現埃夫羅斯肆虐的野火是歐盟國家史上規模最大的野火。大火吞噬了至少770平方公裡的土地,不少學校和房屋受損,許多救援人員在救火時受了傷。

過于幹燥不僅助長野火,還會導緻幹旱。因為氣溫升高,植物和土壤中的水分蒸發顯著上升,使得許多地區糧食産量驟減、牲畜死亡乃至水資源短缺。

氣候危機“灰犀牛”加速走來

在中國,“極端天氣”這個詞組直到今年才被輿論頻繁提及,但它早已威脅到人類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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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斯托尼波因特,暴雨導緻哈德遜河谷發生洪水,緊急救援人員駕駛船隻營救房屋被洪水圍困的居民。

劉君言梳理了近三年内國内外經曆的顯著極端天氣事件:2020年,長江流域出現大洪水——當時這被稱作“暴力梅”或“超長梅雨季”,而在同年秋天,不少省份卻面臨嚴峻的幹旱挑戰;2021年,河南省遭遇強降雨且延續很久,當年10月,山西省也同樣如此;2022年,副熱帶高壓和蒙古高壓相連,高溫貫穿北半球,歐洲、北美、中國長江中下遊地區都被高溫籠罩。

可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這些災難多被視為獨立事件,鮮少被放置在“氣候變化導緻極端天氣增多”的語境下讨論。

與此同時,在很多地方,氣候變化始終被認為是遙遠的話題——離我們身處的時代遙遠,離我們的發展階段遙遠。除了身處大海的島國憂心忡忡失去家園,這似乎是專屬于發達國家的議題。

然而,氣候變化導緻極端天氣頻發已是科學界的共識。北半球多地經曆酷暑後,世界天氣歸因組織(WWA)對中國、歐洲南部、美國部分地區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沒有氣候變化,“基本不可能”在多地同時出現這樣的高溫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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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8日,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出現創紀錄熱浪,廣告牌顯示氣溫達到118華氏度(48攝氏度)。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早就說過,極端天氣已是“新常态”。他在今年7月發表的演講中警告,全球暖化時代已被取代,地球已進入“沸騰時代”。

這絕非誇張修辭。極端天氣不是“黑天鵝”,而是毫無疑問的“新常态”,威脅到每個個體的生命安全與生存環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警告,全球升溫一旦突破“氣候臨界點”,氣候災害發生頻率和強度将大幅上升。全球15個“氣候臨界點”已有9個被激活,氣候危機“灰犀牛”正加速向人類走來。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随着氣候危機加劇,每年會有額外25萬人因氣候變化而死亡,四分之一的死亡可歸因于“可預防的環境原因”。世界銀行預計,到了2030年,由于氣候相關的健康影響,多達1.32億人将陷入貧困,到2050年,多達12億人将流離失所。

但是,我們的緊迫感還遠遠不足。劉君言坦言,“‘氣候變化’不是一個在中文世界得到很好傳播的詞彙,其所代表的不僅是氣候和變化,也應包含災害事件的發生及其極端性,是一個系統性問題。”

她提出,應當把氣候變化從技術和政策為主的話語體系轉向以人為核心進行讨論。

“當我們讨論氣候變化,要麼在談論綠色低碳發展、能源系統變革,要麼在談論氣候變化在科學層面的影響,但這兩種叙事都不足以打動普通個體,很難讓個體感受到自身行動的有效性。”劉君言說,“有效的叙事是什麼?是将人放到現實危機的核心,談論氣候變化。”

綠色和平2018年首次就氣候議題釋出風險報告——《冰凍圈告急:2018氣候變化影響下中國冰川研究》,這份報告不僅談論了冰凍圈的變化,還讨論了它與城市中生活的人有何關聯,會如何影響水資源的變化。而在2021年,綠色和平釋出的另一份城市風險報告亦提到,極端天氣災害與每個人都密切相關,不要将其視為100年後才會發生的事情。

梁洲從科學層面指出,對地球本身來說,氣候變化沒那麼可怕,地球曆史上也曾有過大幅升溫,真正受影響的是生活在當下的生物。“即便未來氣溫再高,地球也依然會存在,但大多數物種卻無法适應如此快速的氣候變化,那麼這些物種或許就會滅絕。”

當珊瑚礁因海水升溫大片死亡時,梁洲說,有些海洋微生物的适應能力比想象中要更強,“特别是浮遊植物耐性很強,沒那麼脆弱”。

然而,人類的适應能力恐怕不及這些物種。極端天氣的殺傷力已經相當具象,高溫導緻熱射病乃至死亡,擴大蚊蟲和疾病傳播範圍,洪水沖毀家園和作物,暴雨則讓城市居民為房屋漏水而措手不及。

極端天氣甚至不知不覺影響到一國的文化傳承。中國北方地區本來幹燥少雨,近來降水罕見增多且濕度上升,極端降水或将導緻石窟壁畫以及古建築受損。在2021年的山西暴雨中,有1700多處不可移動的文物出現屋頂漏雨、牆體開裂坍塌、地基塌陷、建築倒塌等險情。

是以,劉君言希望向公衆呈現的事實是:“第一,氣候危機是正在發生的現象;第二,氣候危機與我們的生産生活、與我們的精神寄托息息相關。”

此外,極端天氣還會幹擾社會運轉,它不僅威脅到糧食安全,還考驗着能源系統穩定性,尤其是水電、風電等。

當歐洲人越來越多安裝起空調,對于電力供應的擔憂也日益加劇。2021年,歐洲經曆過缺電少氣的狀态,次年俄烏開戰,更令歐洲急于擺脫對油氣進口的依賴。

2021年遭遇能源危機時,歐洲的清潔能源一度受到天氣影響,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由于早早着眼于能源轉型,水電風電已在歐洲占到相當比例,隻是傳統能源退出過快,導緻能源供給備受考驗。

中國面臨着相似困境,一方面為了減緩全球變暖加速控制碳排放,中國已大規模部署清潔能源,另一方面由于“富煤貧油少氣”的現實國情,如果煤炭等化石能源過早被棄用,清潔能源仍不夠支撐中國人生産生活的穩定性。

面對能源轉型的挑戰,歐盟委員會環境、海洋和漁業委員辛克維丘斯(Virginijus Sinkevičius)在9月26日的記者會上說,“這更需要歐盟和中國加強合作,因為履行《巴黎協定》和應對氣候變化是一項全球性任務,各國上司人必須承擔責任,發揮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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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克維丘斯是歐委會環境、海洋和漁業委員(圖源歐盟駐華使館)。

他在回答《鳳凰周刊》提問時表示,要在2035年之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2050年實作經濟脫碳,最好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減少和全面淘汰化石燃料,這無法繞過。

辛克維丘斯認為,即将在迪拜舉辦的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是一個關鍵時刻,即便無法讓全球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内,也需要了解全球各國的立場。歐盟也會更新其排放計劃,扮演好全球上司者角色,并呼籲其他各方加入其行列,在科學和責任架構内采取行動。“隻有在全球共同努力的情況下,這些努力才有意義。一個國家或者集團無法獨自實作目标。”

隻是在極端天氣頻發的當下,留給各國應對變化的視窗期變得越來越短。

劉君言指出,氣候變化的最大危險在于其不确定性,但我們至今還沒意識到要為未來做何種準備。“其中一個原因在于,我們不确定未來面臨的風險是什麼。而為了應對極端天氣改善基礎設施時,一定要有目的性,要在合理範圍内做準備。”

她為此給出建議,“一方面要進行風險評估,進而适當提升城市建設标準;另一方面做好應急響應,用人力和機制彌補基礎設施的不足,包括從預警信号的發出到各部門關聯,進而在最大程度上減少災害影響。”

梁洲也提到,預警系統的完善非常重要,并且要讓家家戶戶以及個體對異常天氣有認知,“比如,佛羅裡達州每周會釋出未來五天的氣候災害展望,美國國家飓風中心也會實時釋出最新的飓風情況報告。我個人非常關心這些資訊,并會針對不同情形做好預案。有一次收到了飓風預警,我提前将車停在空曠地帶,防止周邊樹木因大風倒下砸到汽車,并儲備了應急食品,尤其買了很多礦泉水。一旦發生天氣災難,首先還是要靠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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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風伊達利亞引發的洪水淹沒了美國佛州的居民房屋。

氣候災難加劇社會不公

極端天氣無差别襲擊全球時,不同地區和群體所承受的後果可能天差地别。

劉君言分析稱,損害和風險評估要從三個次元進行,首先是災害本身,極端天氣發生機率和強度是否在增加,另兩個次元叫做脆弱性和暴露度。“脆弱性是指,某個區域或特定群體承受災害和災後修複的能力;暴露度則是說,暴露在風險中的人、基礎設施、經濟資源等。”

這種差異在一國内部也會得到展現。劉君言以北京暴雨為例指出,相比2012年,北京城區的應急管理水準得到明顯提升,這一次主城區沒有太大損害,但周邊區域基礎設施水準較差,應急響應和管理不太跟得上。而且這些區域的青壯年人口大多移居到城區,留下的老人、兒童居多,自救能力較差。

在美國,極端天氣對社會最脆弱的社群造成更大影響。《華盛頓郵報》8月16日的報道指出,大多數風暴緻死事件發生在2004年之後的飓風中,所有死亡案例中,90%發生在美國社會較為脆弱的縣級群體中,包括老年人、原住民、非裔和棕色人種。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生物統計學家勞爾·克魯茲(Raul Cruz)指出,對于來自曆史上弱勢和貧困社群的人來說,當一場風暴來襲時,可能會讓你無法獲得所需的預防性治療。此外,飓風還可能破壞電力、交通以及獲得食物或住所的能力,進而加劇潛在疾病。

在印度,這種差異更為顯著。大城市的醫療機構和資源較為豐富,當地政府會針對極端天氣做好預案,并提供電話問診,進而讓居民第一時間獲得幫助。喬達裡說,相比之下,農村地區的醫療資源稀缺,面對中暑,生活在這裡的人根本不會去正規機構看病,“大多數人依靠村裡的庸醫”。而當政府要求人們留在室内躲避酷暑,貧民窟依然如蒸籠一般,反而進一步推高了死亡率。

這種差距也展現在國家之間。梁洲舉例說,即便幹旱來襲,對發達國家的影響也會較小,“這些國家有更健全的預警系統,更好的基礎設施來應對可能的幹旱”。

當幹旱在東非地區帶來饑荒,兒童成為最脆弱的群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9月1日釋出的報告指出,非洲兒童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群體之一,他們比成年人更難以抵禦氣候災害影響,卻得不到足夠的社會服務,氣候資金對這個群體的照顧也遠遠不夠。

“氣候危機打開地獄大門”,洪水讓印度中産一夜返貧,氣候災難加劇社會不公

◆在肯亞的達達布難民營——非洲最大的難民營之一,索馬裡難民拿着容器取水。

農民也是一樣,無論暴雨還是幹旱襲來,都會摧毀他們一年的心血與勞作。今年中國東北同樣受到台風杜蘇芮沖擊,這片遼闊的黑土地飽受重創。連日降雨後,大量稻田被淹沒,素來以大米出名的五常面臨減産的結局。

當談論氣候危機時,性别次元也不可或缺,因為女性通常處于更脆弱的境地。劉君言解釋說,“性别不平等是社會結構中不平等問題的代表,氣候危機作為一種結果,也會進一步加大既有的不平等。”

她提到,女性在很多傳統産業結構中占據主力,尤其在一些農村地區和農業生産中也是主要勞動力,比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女性是家庭生産生活主要承擔者,當氣候災害來臨,她們會首先受到沖擊,這加劇了固有的不平等。另外有研究表明,持續高溫會讓情緒變得焦躁,進而加劇家庭暴力的發生。

“未來在讨論氣候變化、能源轉型時,女性也應該更多參與其中。”劉君言呼籲道,“目前全球各類産業經濟決策機制、能源系統中,女性都處于邊緣化的位置。隻有當女性參與其中,才能改變其被邊緣化的職業角色,也能帶來更多視角。”此外,劉君言提到,開發中國家在國際上的經濟、政治話語權常常被發達國家所綁架,裹挾在現有體制和國際金融體系内,而沒有能力為自己伸張。是以,最脆弱的國家和地區不能一味等待,當災害到來,必須依靠自救與互助。

面對氣候危機“灰犀牛”的到來,對廣大開發中國家來說,還需要重新審視發展的意涵。“我們現在對發展的了解是增長的邏輯,但發展不是線性的,最核心是回到人的福祉上來。它不僅僅是一個貨币化的指數,還包括權益、幸福感、公平、和自然生态的和諧共存,重新了解發展,我們才能夠審視現在的路徑到底是怎樣的。”劉君言說。

(感謝Ashik Sukumaran對本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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