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晗
《讀史劄記》是吳晗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發表于國内各大曆史學術雜志上的曆史研究随筆，按寫作時間順序編排，具有非常強的可讀性和史料價值。
此系列共十一篇，其中《王茂蔭與鹹豐時代的币制改革》一文中對于鹹豐大錢及鈔法研究内容深刻，對研究清代經濟、錢币學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本公号将分期連載，本期為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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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王茂蔭與鹹豐時代的币制改革（連載一）
三
在王茂蔭的一生政治經曆中，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他和鹹豐時代币制的關系。他主張施行鈔法來救濟當時的财政困難，他極力反對“大錢”制度。
關于鈔法的施行，王茂蔭是鹹豐時代的第一個提議人。他在鹹豐四年三月所上《再議鈔法折》中說：“現行官票寶鈔，雖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鈔實由臣始。”其實在鹹豐時代以前，鈔法的施行不但曾經有人提議，并且在順治時代曾經一度頒行。《清史稿·食貨志》五記“順治八年（1651）歲造鈔十二萬八千有奇，十年而罷。嘉慶間侍講學士蔡之定請行鈔。”道光二十三年（1843）禦史李恩慶又奏請行紙鈔：
時以兩河連年漫溢，制用甚繁。……禦史李恩慶奏請制造紙鈔，發工次招商民交給。……敬徵奏言：……楮币之法，見于唐之飛券，宋元以來始有交子會子寶鈔之制。前明洪武時行鈔法，數年即壞。今需用孔亟，若待部頒印鈔，招募商民交錢應用，實緩不濟急。且事涉創辦，商民未必樂從，所奏應無庸議。（《清史列傳》卷四一《敬徵傳》）
以“緩不濟急”和“商民未必樂從”兩大理由被駁不議。
鹹豐時代是一個對外屈辱，對内鎮壓的時代，在這時期以前，全國通用的貨币是銀和制錢。銀因對外貿易入超的關系，尤其是鴉片的輸入，逐年大量的流出，國記憶體銀日漸減少，銀價日高。錢是用銅鑄的，銅的最大出産地是雲南，太平軍起後，雲南和北京間的交通被阻斷，銅運不達，鑄錢的原料成為問題。同時因為内戰的關系，一部分地方被太平軍所占領，一部分地方截留稅收作地方軍費，一部分地方因受戰事影響收入減少，中央财政越發不能支援。收入一天少一天，支出卻一天多一天。在這情形下，政府中的财政家和史論家便引經據典地提出兩種解決辦法，一是行鈔法，一是鑄大錢。在政治上也分成兩派，一是鈔法派，一是錢法派。王茂蔭是前一派中的主要人物。
在洪秀全起義後的第十五個月，王茂蔭上《條議鈔法折》。他以為“粵西之軍務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國家經費有常，豈能供額外之用。從曆史上觀察，補救财政困難的辦法有二，一曰鑄大錢，一曰行鈔币。二者之利同，而其難以經久，亦略相似。比較兩者的得失，則計鈔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錢。而其弊則亦不過造僞不行而止。”他在提出具體的新鈔法之前，指出過去行鈔的十種弊端：
一則禁用銀而多設科條，未便民而先擾民；二則謀擅利而屢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則有司喜出而惡入，适以示輕；四則百姓以舊而換新，不免多費；五則紙質太輕而易壞；六則真僞易淆而難識；七造鈔太多則壅滞，而物力必貴；八造鈔太細則瑣屑，而詐僞滋繁；九則官吏出納，民人疑畏而難親；十則制作草率，工料偷減而不一。
這都是從研究過去行鈔的曆史所得的結論。接着他提出九條辦法，都是針對着所舉十種弊端加以救正的。第一是拟鈔之值：因為當時銀貴錢賤的關系，定鈔以銀為本位，以兩計算，分十兩、五十兩二種，十兩以下仍以錢行使。第二是酌鈔之數：濫發鈔币的結果必然會使鈔值低落，物價擡高。要保持鈔值的固定，必須限有定數。他主張仿順治時代的成例，“每年先造鈔十萬兩，計十兩者五千張，五十兩者一千張。試行一二年，計可流通，則每歲倍之，又得流通，則歲又倍之。極鈔之數以一千萬兩為限。”這一千萬兩的定數是根據國家歲入酌定的，國家歲出歲入總數不過四千萬兩，發鈔總數不過每年歲出入的四分之一，是不會不流通的。第三是精鈔之制：為着防止十弊中的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十諸弊，他提議立一制鈔局：“選織造處勞工，以上等熟絲織如部照之式，分為兩等，方尺有五寸者為一等，方尺有二寸者為一等。四圍篆織花紋，中橫嵌‘大清通行寶鈔’六字滿文于額，直嵌‘大清寶鈔天下通行’八字漢文于兩旁。按每歲應制鈔張數造辦，以方尺五者為庫平足色紋銀五十兩，尺二者為庫平足色紋銀十兩。選能書吏于鈔中滿漢合璧作雙行書，每年拟定數字，每字一千号，編為一簿。鈔之前按簿上每張填某字某号，鈔之後書某年月日戶部奏準大清寶鈔與銀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若幹兩，仍給犯人财産。誣告者坐。皆漢書。再請饬另鑄大清寶鈔印一顆，于中間滿漢文銀數上钤以印。前某字某号上鈔與簿钤騎縫印。鈔質必厚實如上等江綢；篆文必細緻；滿漢書必工楷一律；印文必完整；印油必鮮明。監造各官有草率不如式者治以罪。禁民間不得私織如鈔花樣，有犯必懲。再請饬于制鈔局特派一二有心計之員，另處密室，于每鈔上暗設辨別數處，所設辨別，唯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辨別簿載明每年之鈔辨別幾處，如何辨認，封藏以便後來檢對。其識按年更換，以杜窺測，一切均不得假手書吏，以防洩露。”第四是行鈔之法：絲鈔織成後即交各銀号官鹽店典鋪，給以微利，每庫平五十兩者止令繳市平五十兩，庫平十兩者止令繳市平十兩。銀号領鈔繳銀後，許加字号圖記花字于鈔之背面，聽各處行用。許作捐項及辦解錢糧，與銀各半交納。第五是籌鈔之通：寶鈔發出後，因為許作捐項和錢糧交納，結果是仍舊回到部庫和藩庫。為求周轉流通，所有中央地方發出款項都酌量以鈔搭放。仍許持鈔人向銀号兌取現銀。如銀号故意勒掯，不肯兌換，扣減不肯如數，許民人指控，治之以罪。第六是廣鈔之利：鈔利輕赍和行遠，又無成色與重輕，應鼓勵民人行用，聽向銀号兌換，并随處上納錢糧。天下州縣均于城内立一收鈔銀号，持鈔人或作交錢糧或兌換銀錢，均即如數兌交。京外各行鈔銀号均饬于招牌上加鈔字。為防止造僞起見，行使寶鈔人許于鈔背記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圖記花字，遇有僞鈔，不罪用鈔之人，惟究鈔所由來，逐層追溯，得造僞之人而止。第七是換鈔之法：部庫設人專司鈔之出入，各地行鈔但鈔之背面圖記花字已滿者即付送制鈔局，将鈔截角，另貯一庫。遇有僞鈔，便可對明。第八是嚴鈔之防：法行之後，不得另有更張。造鈔之制，不得漸減工料，緻失本來制度以壞法。民人有僞造者，即照鈔文治罪，不得輕縱以壞法。第九是行鈔之人：商民交易力為設法，不經官吏之手，同時嚴防官吏舞弊，阻鈔行用。尤貴經國大臣相時之輕重而收發操縱之。（《王侍郎奏議》卷一《條議鈔法折》）
綜合以上各點，他的主要意思是發行一種仿明洪武寶鈔以銀為本位的絲織寶鈔，交銀号流通，商人方面可得些少利益，持鈔人可用以交納國稅。各地方均設收鈔處，持鈔人可以随時兌換銀錢。鈔本身用絲織，并設暗記，行使人并可在背面記鈔之由來，以防僞造。雖然沒有鈔本，但因發行有定額，總數不過每年收入四分之一，且可兌現，流通自然不成問題。這條陳提出以後，朱批大學士會同戶部議奏，便無下文。雖然沒有結果，王茂蔭卻因這條陳而被政府注意，以為他的曆史知識很夠得上作一個理财家了。
一年後福建巡撫王懿德又奏請行鈔法。他說：
自海防多事，銷費漸增，粵西軍務、河工撥款不下千數百萬，目前已艱，善後何術！捐輸雖殷，僅同勺水，督催稍迫，且礙闾閻。與其籌畫多銀，不若改行鈔引。曆考畿輔、山左，以及關東，多用錢票。即福建各屬，銀錢番票，參互行使。便于攜取，視同現金。商民亦操紙币信用，況天下之主，國庫之重。饬造寶鈔，尤易流轉。唯鈔式宜簡，一兩為率，頒發藩庫，通喻四民，準完丁糧關稅，自無窒滞。或疑庫銀溢出，悉成鈔引，銀日以少，鈔日以賤。豈知朝廷不蓄為寶，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能收能發，自能左右逢源也。（《清史稿》列傳卷二一四《王懿德傳》）
主張發行一兩的寶鈔，與王茂蔭所提的十兩、五十兩兩種票面值格不同。這一提議也同樣地被駁不行。《東華錄》記：
鹹豐二年六月丁未，先是福建巡撫王懿德奏籌行鈔法，以濟軍需。令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至是奏稱，民間行用鋪戶銀錢各票，乃取銀取錢之據。若用鈔則鈔即為銀，鈔即為錢，與鋪戶各票之持以取銀錢者不同，必緻民情不信，滞礙難行。該撫所請改行鈔法之說，應毋庸議。報聞。（潘頤福《鹹豐東華錄》卷一五）
同年九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花沙納也上疏請行鈔法。他說：
查前代行鈔皆不能無弊：蓋鈔用紙質，易于作僞，弊一；朝令夕改，民不信從，弊二；官項不收，自相沖突，弊三；禁銀禁銅，抑勒滋擾，弊四；積年添造，壅滞難行，弊五；不議更換，昏爛辄廢，弊六。謹拟造鈔之法：一、鈔質以绫為之，連用二印志書迹于其中，則真僞易辨。一、鈔式織成，按千字文編号，以免混淆。一、鈔绫用正黃色，印花用上等朱砂，印闆用精銅鑄就。一、銀鈔數目，自一兩、五兩、十兩至五十兩分四等，每張計費銀五錢。一、寶鈔之費，一千七百張共需銀八百五十兩，即可當萬金使用。一、鈔分四等，鈔式則一。一、鈔皆準銀，較準錢為簡便。一、鈔銀拟造滿一萬萬兩為止。一、造鈔除五六十年後奏請更換外，或大工大役，估計所需，必須添造，工竣停止。一、法律宜嚴治僞造者，寬待誤收者。一、造鈔伊始，先将行鈔條例頒示天下。将來帑項極充，毋庸再用，準其抵交入庫。其行鈔之法：一、請銀錢與鈔并用。一、請設督理鈔局官。一、外省用項由鈔局會同戶部酌給銀半鈔半，或搭放寶鈔二成，以次遞增，半鈔而止。一、内自京城，外至各省督撫州縣鄉市各錢店一律暢行，不準阻撓。一、民間交易，銀鈔聽其自便，唯交官銀兩，必須銀鈔各半。一、鈔宜上下通行，凡完糧納稅捐項統用銀鈔各半。一、凡以鈔完糧納官者，概免傾熔火耗。一、實鈔既行，不必禁銀禁銅，徒滋紛擾。（《清史列傳》卷四一《花沙納傳》）
也主張用銀鈔。和王茂蔭的主張不同的是，鈔用绫制；鈔額分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四種；鈔隻能作交官項用，不能兌現；發行額多至一萬萬兩。
四
經過王茂蔭，王懿德，花沙納三人連接配接上疏請行鈔法後，清廷正苦于無法解決财政困難，也就怦然動心，讓原提議人妥商辦法。王懿德這時在福建，不能預議。便特派左都禦史花沙納和陝西道監察禦史王茂蔭妥議鈔法，奏明辦理。兩人雖都主張行鈔，但是所提的辦法不同，在政治地位上又高下懸絕，雖然表面上是兩人會同戶部堂官妥議，并拟定簡明章程，繪具鈔式具奏，實際上全是花沙納和戶部的主張。王茂蔭的提議要點全被擱置。據《花沙納傳》：
三年二月會議行鈔章程。略雲：理财之道，固貴相時濟用，尤宜慎始慮終。請定簡明章程，于京師先為行用，俟流通，各省一律遵辦。不必襲用鈔名，即稱為票，使商民日用相安。如所議行（《清史列傳》卷四一《花沙納傳》）。
《東華錄》記：
鹹豐三年二月辛醜谕内閣：茲據花沙納等公同酌議（鈔法）具奏，并繪具官票式樣進呈。朕詳加披覽，所拟章程各條，尚屬周密，着即照所請定為官票名目，先于京師行用。俟流通漸廣，再行頒發各省，一律遵辦。官票之行，與銀錢并重，部庫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間銀錢私票行用，仍聽其便，商賈交易，亦無抑勒，洵為裕國便民良法。總期上下相信，曆久無弊，即使國用充裕，官票照舊通行。（《東華錄》卷一九）
官票票面額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五種。“鈔制以皮紙，額題‘戶部官票’，左滿右漢，皆雙行。中标二兩平足色銀若幹兩。下曰戶部奏行官票，凡願将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并準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僞造者依律治罪。邊文龍。”（《清史稿》卷一三四《食貨志》五）花紋字畫均藍色，銀數有用墨戳钤印，也有臨時填寫的，字都特大。寫或印銀數處印朱方印，文曰戶部官票永遠通行，左滿右漢。騎縫處钤戶部官票所關防長方朱印，亦左滿右漢。用千字文編字，或印或寫，号數年月均用墨筆寫。邊钤每兩比庫平少陸分小墨戳。左下端有黑花押。背面或钤私印或寫前手行用人名鋪号。經過幾個月的籌備，于鹹豐三年五月戊申正式頒行。[4]
王茂蔭是極力反對戶部的方案的，戶部原方案經準許的主要的兩點是：第一提取各州縣所存谷價銀兩，給以銀票，為将來買補之用：第二于各省當雜各商生息帑本内，酌提十分之三，解交藩庫報部候撥。戶部核明銀數，應造一百兩、八十兩、五十兩之票若幹張，彙發各省，按原提本銀數目，分給各該商；準令核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各商買票報捐，歸還原提銀款。其各商應繳息銀，仍如其舊。關于第一點他認為可行。第二點損害錢莊、典商原有利益，他大聲疾呼，以為虧商病國，絕對難行。他說：
各省州縣皆有典規，歲數千兩至萬兩不等。即平居無事，而已視典商為魚肉。今令州縣以提帑本發部票，則必以火票腳價部費為借口，而收銀有費，發票有費，費之輕重，固視官之貪廉，然官即能廉，吏亦斷無空過之事。此商之虧一也。商之繳銀也，限以三月，由州縣而藩司，而報部，不知幾月。迨部中核明銀數，造票有時，發票有時，由該省以行至州縣，分給各商，又不知幾時。竊計自商繳銀之日，以至領票之日，至速亦須一年。此一年中該商等本銀已繳其三，而息銀仍如其舊，此息竟從何來。此商之虧又一也。商領銀票，準令該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各商買以報捐，歸還原款。竊計捐生有銀報捐，何為必欲買票。且買票入手，不知有無真僞，持票上兌，不知有無留難，何如持銀上兌之可恃。苟非與該商素識，委曲代計補虧，斷不向買。設領票年餘，而素識中竟無欲捐之人，其票必懸而無着，則商之虧又一也。由前二虧，虧固難免，由後一虧，虧更無期。于此而謂于商無虧，恐未可信。夫提取存本，固商之本分，亦商所樂從，今欲濟急需，則竟提用，俟度支充裕，再行發給可耳。若如部議提本給票買票三層周折，而仍歸于報捐，名避勒捐而實較捐之費為更甚矣。（《王侍郎奏議》卷三《條奏部議銀票銀号難行折》）
同日他又上奏請求把他前次所上鈔法條陳再行詳議：
再査部臣議行銀票，意謂票與鈔相關，欲以此試鈔之行否。臣竊謂此意似未深思也。誠欲試鈔法，當如其法而用之，方為試行。若變易其法，則行與不行，皆各自一事，安得是以而概彼。夫行鈔首在收發流通，唯收之能寬，斯發之不滞。今銀票之發，唯以抵存本，而收唯以報常捐，上下均隘其途，安得而流通乎？（《王侍郎奏議》卷三《請将鈔法前奏再行詳議片》）
由此可見所謂官票純然是一種不兌換的債券，政府收回各地錢莊、典商生息本銀十分之三後，發出同樣價值的官票，這種官票又隻能用于報捐，和王茂蔭所提議的辦法完全不同。政府的威權也不能強迫民間樂于行用，結果頒行新紙币的消息一經傳出，京城内的市面立刻混亂，商鋪紛紛歇業倒閉。據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文瑞奏：
民間于鈔法不知其利，而喧傳其害，竟畏之如虎。十餘日來錢鋪已關閉三十餘處。昨日内外城一晝夜間陡然關閉者又不下二百餘處之多。即素日資本富厚，最著名之錢鋪亦皆關閉，糧店亦間有關閉者。街市擾攘，人人驚危。（羅爾綱先生藏鈔本《道鹹奏稿》）
兵科給事中吳廷溥奏，錢鋪之關閉，主要原因是擠兌：
新正以來，警報交至，富商挾資出京，不可勝計。都城關閉錢鋪每日三五家或七八家不等。讵本月十五日一日之内，關閉錢鋪七八十家，通計前後所關有百數十家。道路喧傳，惶駭失措。推原其故，蓋由戶部張貼行鈔告示，外間傳聞各鋪私票一律禁止。存票之家，争往錢鋪取錢，絡繹奔走，到處擠鬧，逐隊成群，嚣然不淨。奸徒借端滋擾，勢所難免。（羅爾綱先生藏鈔本《道鹹奏稿》）
同時軍營中也不願行使新鈔：
鹹豐三年，時議行鈔币。翁心存疏言：“軍營搭放票鈔，諸多窒礙。鈔币之法，施行當有次第，此時甫經頒發，并未試用，勢難驟用之軍營。”（《清史稿》列傳卷一七二《翁心存傳》）
官票頒行未久，接着又發行錢票，此議起于文瑞，《清史稿》記：
鹹豐三年疏言：“鈔法之弊，放多收少，半為廢紙。放少收多，民間鈔無從得。若收放必均，是與之甲而取之乙，徒擾無益。非易銀鈔為錢票不可。拟就道光年間所設官号錢鋪五處，分儲戶工兩局卯錢，京師俸饷照公費愛票之案，按數支給，以錢代銀。”并具條目六事。疏入，議行。（《清史稿》列傳卷二〇九《文瑞傳》）
《東華錄》卷二三記：
鹹豐三年九月庚申，谕内閣：“惠親王等會奏請頒行銀錢鈔法一折，據稱銀票以便出納，錢鈔以利流通，請令京師及各直省，均由戶部頒行銀票錢鈔，任聽民間日用行使，并完納地丁錢糧鹽關稅課及一切交官等項；俾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鹹知銀票即是實銀，錢鈔即是制錢；核定成數，搭收搭放，以期上下一律流通等語。自來制用常經，銀錢并重，用楮作币，曆代通行。現在銀價昂貴，需用浩繁，民間生計維艱，必須與時通變，使鈔票與銀錢兼權并用，以冀裒多益寡，日益充盈。……詢謀佥同。着即照所議，由戶部制造錢鈔，頒發中外，與現行銀票相輔通行。其應如何搭收搭放，酌定成數，以昭限制，總期官民兩便，出納均平。所有一切應辦事宜，着戶部詳細酌核，妥議章程具奏。”
可見錢鈔是與官票相輔而發行的。合錢鈔與官票簡稱鈔票，是現在鈔票一詞的語源。兩個月後戶部議定鈔式和搭收搭放成數鈔票比率，經準許頒行：
十一月乙醜谕内閣：“比年以來，銀價日昂，民生愈困，小民輸納稅課，每苦于銀貴，而轉運制錢，又多未便。朕……酌古準今，定為官票寶鈔，以濟銀錢之不足，務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國。着照部議，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準以官票寶鈔五成為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與現行大錢制錢相輔而行。其餘仍交納實銀，以資周轉。京庫應放之項，官票寶鈔亦以五成為限。……并準五城殷實鋪商具結承領寶鈔，俾民間自行通用。即由五城禦史随時支發驗收。……如有僞造等弊，即行按例治罪。其有阻撓不肯行使者，以違制論。”（《鹹豐東華錄》卷二四）
“鈔額題大清寶鈔，漢字平列，中标準足制錢若幹文。旁八字為‘天下通寶，平準出入’[5]。下曰此鈔即代制錢行用，并準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清史稿·食貨志》五）。”每錢鈔二千文抵換官票銀一兩”邊文如票。花文字畫均藍色。錢數有刻印的，也有臨時填寫的。中钤“大清寶鈔之印”朱方印，騎縫處钤圓形印，年月下有黑色長方印。編号用千字文，與号數均用木戳印。錢鈔行後從三年十二月到四年三月幾個月中“已發百數十萬。于是兵丁之領鈔者難于易錢市物，商賈之用鈔者難于易銀置貨，費力周折，為累頗多。”（《王侍郎奏議》卷六《再議鈔法折》）
王懿德和王茂蔭都是主張行鈔法的，卻都反對當時所行的辦法。王懿德以為收鈔不應限以成數，政府發鈔目的是在流通民間，但是一面要叫人家樂于行用，一面卻隻收一半，百姓交納官項時，一定要一半銀子，一半票鈔，自己隻肯收回一半，如何能叫人樂于行用。他說：
鈔之能行，不在于發，而在于收。内自部庫以及各關稅務，外則丁耗錢糧鹽典契紙各稅，果能悉收鈔票，不限成數，且示以非鈔不用，則百姓争相買鈔：有銀之家以鈔輕而易藏，納課之氓以率定而無損，貿遷之商以利運而省費。部臣見未及此，唯恐解鈔而不解銀，故限以成數。夫以為無用，則鈔銀均非可食可衣；以為有用，則鈔銀不能畸輕畸重。今于領鈔之時，區以一省，由部知照，方能行用，己不自信，人豈可強？徒開借端漁利之門。請饬部臣及各省督撫，以此發即以此收，無論各項度支，示天下非鈔不用。新收買鈔銀兩積于部庫藩庫，以為母金。行鈔不分畛域，則銀日豐而本源厚。（《清史稿》列傳卷二一四《王懿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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