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館藏康熙皇帝朝服坐像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享有長達近三百年的綿長國祚，成為中國曆史上存在時間僅次于唐朝的王朝。雖然朱元璋強化專制主義皇權統治，濫用刑罰，屠戮功臣的惡劣做法，對當時和後來都産生很大的負面作用，但總的說來，他不愧是古代有作為、成就突出的帝王。
清聖祖玄烨（康熙帝）對他有高度評價：“朕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見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後預政、以臣陵君等事。”他給明太祖題詞的“治隆唐宋”的銘刻，至今猶屹立在南京明孝陵之前。
南京明孝陵内的“治隆唐宋”石碑，為康熙皇帝手書。碑高3.85米，寬1.42米
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不僅對近三百年的明朝産生重大影響，因清承明制，他确定的治國理政思想及其實踐對清代也影響深遠。對他的曆史功績的評價，不是簡單地以“褒貶不一、毀譽參半”能概括。
有批評者說，他出身卑微導緻治國理念狹隘，權欲過盛緻使專制獨裁，性格多疑帶來嚴刑峻法；贊譽者則稱，他是一代名主，統一天下，愛惜民力，社會穩定，國祚久長等等。帝王大多具有複雜的面相，不能簡單評說。但整體論之，朱元璋是中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帝王，其曆史貢獻是突出的。
朱元璋的貢獻，首先表現在他結束了元末亂世，建立穩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他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中國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時勢造英雄”，朱元璋以布衣之身，登九五之尊，除了元末混亂的時局給他提供機會外，還與他英雄的膽略與才幹密不可分。
貧苦出身的朱元璋在奪取天下後，深知民生之多艱，治國之不易，在位三十一年，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的穩固基業。
其次，朱元璋在位期間，勤于政務，奠定自明代乃至清代共五百多年國家管理的基本制度。
他深知加強君權的重要，改革政治制度，廢除丞相制度，權分六部，分割軍權，集行政、軍事、司法、監察等大權于一身。在地方，實行都、布、按三司并立，對邊疆和民族地區實行靈活的區域自治政策，保證了國家機構和社會秩序的良好運作。
第三，洪武朝對違法亂紀、A錢受賄的官吏處理極為嚴酷，既有大規模的懲治，也有個案的處理。
由于措施嚴厲，一再追查，元末遺留的吏治腐敗現象大為好轉，締造了明前期的繁榮發展。《明史‧循吏傳》稱：“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第四，朱元璋在恢複經濟、發展生産、穩定社會等方面的措施得力，花費較短的時間就把明朝的經濟提升到一個新的水準。
貧苦出身的他緻力于解貧助困，休養生息，重農恤商，輕徭薄賦，務求百姓安居樂業。立國之初，太祖兢兢業業，每日黃昏，他便令專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聲叫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谯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
明太祖朱元璋像，十八世紀《曆代帝王聖賢名臣大儒遺像》彩繪插畫
明太祖特别注重種植經濟作物，他認為經濟作物既有裹腹、救災之效，也可以改善百姓生活，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手工業經濟的發展。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湖廣布政司報告所屬州縣栽種桑、棗、胡桃計8439萬株，全國估計當達10億株以上。經濟作物的發展，特别是棉花的普遍種植，既為手工業生産提供了原料，又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洪武朝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使元後期以降衰敗的社會經濟逐漸複蘇和發展起來。作為傳統農業國家，全國的墾田面積大幅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達到850萬餘頃，這足以養活更多人口，并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奠定良好基礎。
國家稅糧收入随之大幅增加，洪武二十六年達3278萬餘石，比元朝正常一年的稅糧收入增加了近兩倍。手工業和商業也是以發展起來，内外貿易水準顯著增加。全國人口也迅速增長。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共有1065萬餘戶，6055萬餘口，比《元史》所載，元代最高的人口數字即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的數字，增加了近200萬戶，700餘萬人，其實這還遠遠沒有統計出當時全國真實的人口規模。
洪武中期，有一首流傳于江西的民謠，描述當時經濟發達、社會安定的景象說：“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聞聲。”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71歲的明太祖朱元璋一病不起，後歸葬于南京城鐘山之下的明孝陵。
他在“遺诏”中總結自己一生時說：“朕膺天命三十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表示了他一生的辛苦與勤勞，謙虛與擔憂，坦然與期盼。
江蘇省南京市明孝陵的方城和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