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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輯✎往史裡說
哈貝馬斯對理性的關注始終貫穿于他的哲學思考之中。他批判性地分析了傳統理性的分裂和缺失，但并沒有放棄對理性的追求。
相反，他試圖通過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重建理性，以此挽救理性的困境。
是以，交往理性成為哈貝馬斯理性觀中的核心概念。他認為通過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交流和對話，可以實作理性的再建構和恢複，進而促進共識和理性的實作。
這種交往理性的重建是為了解決現代社會複雜性和分化性帶來的困擾，以更好地應對挑戰和解決問題。
交往理性産生的背景
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理性觀，近代啟蒙運動中培育起來的理性觀念包括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價值理性強調人的理念和行動在文化與道德規範上的合理性，而工具理性強調工具手段對于目的實作的有效性和經濟性。
韋伯認為這兩種理性觀念與行為必須結合起來，才能形成理想的啟蒙理性。
然而，随着資本主義精神中追逐财富的膨脹，工具理性的擴張如洪水般湧來，在西方社會中占據了支配地位，吞噬了價值理性的合法領域。
這導緻以科學合理性原則作為行為衡量的唯一标準。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界成為個人“理性”行為和追逐财富欲望的對象，與“自我”相對立。
這最終導緻了資源枯竭、生态平衡的破壞、環境污染以及物種滅絕。同時，人類也在物質追求中失去了生活意義的多樣性，以及精神世界的歸屬感和家園感。
哈貝馬斯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并提出了相應的理論回應。作為現代性的哲學基礎，理性成為他關注的重要議題。他對傳統理性進行批判和改造。
他認為傳統的現代性理論是在主體意識哲學的語境中形成的，将理性了解為人的意識天生具備的認知和實踐能力，即理性是主體對客體的表象和幹預能力。
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哈貝馬斯提出了兩條道路：一是對理性的徹底批判，二是辨證地審視理性，認識其不足，但并不抛棄它，而是發展其内涵，通過理性來挽救理性。他更傾向于後者。
哈貝馬斯認為過去的哲學對現代性的檢讨和批判并沒有超越近代意識哲學的思維架構。
這些批判從意識哲學的工具理性層面來了解理性，将一切超出工具理性範疇的内容歸為理性的他者，并據此對理性進行總體性批判，最終否定了啟蒙和現代性。
為了擺脫這種局面，哈貝馬斯主張進行理性的重建，發展理性的内涵，超越傳統的限制，并将工具理性置于更加合理和價值導向的架構中。
通過重建理性，人們可以重新恢複對于生活意義的思考、關注價值和倫理規範，在追求物質追求的同時，實作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正的目标。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貝馬斯在理性概念中引入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認為合理性是一種通過論證和演說促使自願聯合和獲得共識的力量。
他将合理性了解為具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的一種素質，展現在總是具有充分論據的行動方式中。
合理的表達必須經得起客觀評價，并采取一種具有論證前提和充分要求的交往形式。在哈貝馬斯看來，理性是維持交往和行動的能力，是一種與生活世界緊密關聯的能力。
哈貝馬斯對理性的了解受到了馬克斯·韋伯的影響，後者認為對理性的分析必須與對社會行為的分析相結合。
受到韋伯的啟發，哈貝馬斯在理性的探讨中注重社會行為的層面。他認為當行為是合理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它是理性的，反之亦然。
然而，哈貝馬斯也指出，韋伯雖然提出了實踐理性的複合概念，但在考察社會合理化時仍然主要關注目的合理性。
韋伯将理性的分析局限于意識哲學中主體和客體對立的思維方式，忽視了交往和社會行為的次元。
對于意識哲學的批判，哈貝馬斯認為其主要弱點在于将人的精神活動與人的行為、生活環境以及語言這一最普遍的中介物割裂開來。
意識哲學對理性的批判無法解決普遍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僅局限于狹窄的主體和客體範圍，甚至在孤立的主體中停留。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哈貝馬斯提出了從意識哲學範式轉向交往哲學範式的觀點。
他認為現代哲學需要更新哲學範式，從以自我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轉向多元化的主體間交往理性模式。
通過交往哲學的範式轉換，通過交往行為的有效性要求和規範原則，哈貝馬斯進行了批判理論的基礎重建。
他通過普遍語用學的建構，将交往行為的有效性要求和規範原則作為批判社會理論的理性基礎，以此完成批判理論的基礎重建。
這種交往理性的概念為理性研究帶來了全新的視角，強調理性與社會行為和交往的緊密關聯，為克服傳統意識哲學的限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哈貝馬斯将理性建立在主體間互相交往和社會的一緻性基礎上。他認為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中，通過合理規範地使用語言，人們可以達到互相了解，并在非強迫的情況下形成共識。
這種共識是建立在主體間互相關聯、互相了解、共享知識、互相信任和互相一緻的基礎上的。共識的基礎是驗證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當性的有效性主張。
由于共識的形成是在交流、溝通、協作和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是以它包含個體性和差異性，包含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消除了主體性哲學對個體和異議的壓制。
同時，共識是在具備交流能力的個體之間，在非強迫的情況下形成的，真正達到了理性的一緻性。是以，建立在主體間的交往理性是重要的。交往理性的基礎是通過（論證）話語在非強迫情況下達成共識。
不同參與者克服了最初純主觀的信念，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建立了主觀世界的一緻性和生活世界的主體間性。
在哈貝馬斯看來，在交往實踐中的理性要求是思維、行動和言語的主體在日常生活和科學活動中的根本态度和基礎。
他堅信，隻有根據交往理性的要求，一個社會或語言共同體的成員才能達到對客觀事物的共同了解，進而協調他們的行動，在對客觀世界的生産活動中取得成功。
同時，隻有這樣，才能建立共識和一緻認同的倫理道德規範，維護和諧的人際關系，維護生活世界的合理結構。
哈貝馬斯強調，承認共識建立的多樣性和個性，并不意味着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
交往行為是指主體間通過語言交流，尋求互相了解和共同合作。它必須遵循有效規範進行。
交往理性尋求交往行為的合理基礎，這種合理性基礎不是在物的世界中尋找，而是在人的世界中尋找。
是以，交往理性的基礎是主體間互相同意、普遍贊同并自覺遵守的規範。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确性是交往行為必須遵循的三個有效性要求。
通過交往行為，語言統一了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功能、協調功能和表達功能，成為了解和共識的媒介，提供了理性各方面的統一性。
同時，也隻有通過語言交往，個體才能組織成社會。語言交往既包含了理性分析的各個方面，又展現了這些方面的聯系與統一，是以，交往行為是更具有合理性内涵的行為。
綜上所述，哈貝馬斯通過批判意識哲學，引出了交往行為概念，并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交往理性的範疇，闡述了理性原則。
他特别強調，交往行為是在生活世界境域内運作的行為，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是以，對交往理性的研究不能脫離對生活世界的考察。
交往理性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與交往行為緊密關聯的概念，它是交往行為的背景和互相了解的基礎。
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會和個性三個方面，它提供了交往行為的參考知識、制度規範和個體能力，支援了交往行為的進行。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者進行交往活動時所處的領域，也是交往行為的背景假設和互相了解的存儲庫。生活世界的結構和功能共同構成了交往行為的基礎。
從社會進化的角度來看，生活世界是一種象征性結構，它在互相了解、協調和社會化之後不斷發展、更新。
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過程是通過學習互相了解、減少沖突以達成共識的方式進行的，這也意味着社會合理性的增加。
生活世界的持續合理化是現代人具備對自身進行理性批判的能力，并促進人與人之間互相了解和真誠溝通的關鍵。
哈貝馬斯通過提出“系統和生活世界”的雙層結構來了解、分析和批判西方理性化和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
哈貝馬斯反對生活世界與社會系統的脫節，即讓生活世界成為社會系統的從屬體系，這被稱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病态的核心問題就是生活世界失去了獨特的人性，受到經濟和行政系統的侵蝕和商品化的影響。
他将這種脫節視為當今社會面臨的主要威脅和人類生存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完備化的重要補充概念，它提供了交往行為的背景、參考知識和互相了解的基礎。
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通過學習、互相了解和共識形成的過程，對于實作社會合理性和維護人際關系的和諧至關重要。
同時，哈貝馬斯強調生活世界與社會系統的一緻性，反對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問題，強調保持生活世界的獨特性和人性，以維護社會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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