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衛平：《黃帝内經》展現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

研究中華經典古籍《黃帝内經》，對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黃帝内經》突出地展現了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連續性」

中醫源遠流長，商代發明了湯液，西周有了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的分工，春秋戰國時期扁鵲提出“望、聞、問、切”的診斷方法。

誕生在2000多年前的《黃帝内經》，是先前醫療實踐的總結。它用“黃帝”來命名，分為《素問》《靈樞》兩大部分。每篇都以黃帝設問為先導，表示其思想源自上古時期。

在世界醫學史上，古埃及創造過輝煌的醫學成就。這從三部醫學文稿（埃伯斯紙草文稿、史密斯紙草文稿和卡忽恩紙草文稿）可見一斑。但自埃及被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大帝征服後，其傳統醫學就被湮沒了。

古印度醫學有着豐富的内容，如《阿闼婆吠陀》記載了77種病症，并開出對症藥方，還出現了醫學名著《舍羅迦本集》《妙聞本集》，但後來由于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醫學也逐漸消亡了。

古希臘、古羅馬的醫學曾經十分興盛，提出了不少學說，如希波克拉底的四體液說、蓋倫的人體學說、亞裡士多德的隐德來希生機論，還有《藥劑學》《醫學百科辭典》等問世。然而，随着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中斷，其傳統醫學或被遺棄或散佚。

中華民族把黃帝視作文明始祖，以“黃帝”命名的典籍傳存到現在，并仍然保持着鮮活的生命力的，隻有這部《黃帝内經》。它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原生文明，而且成為這個文明具有生生不息連續性的突出象征。

「創新性」

中醫是中華民族原創的醫學體系，《黃帝内經》最早也最集中地表現了這一點。這種原創性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沒有的獨創性。

在最初的先民生活中，醫和巫是混同在一起的。醫的古老寫法“毉”，就反映了這樣的狀況。《素問·五藏别論》說：“拘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這裡的“至德”有兩種解釋：至高的醫德或至深的醫理。無論哪種解釋，都表明《黃帝内經》将醫學和巫術相區分。它的問世是沖破巫術鬼神迷信的重大創新。

中醫診療強調個體化。“望、聞、問、切”就是采集不同的個體資訊，以便因人制宜。《黃帝内經》認為，不同個體對同樣的疾病反應各異，需要針對不同的患者制訂不同的治療方案。因而，每個典型醫案，都在某個方面是有所創新的。

與強調患者的個體性相聯系，《黃帝内經》還很注重醫者獨自領悟的個人創見。《素問·八正神明論》說：“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适若昏，昭然獨明。”所謂“獨悟”“獨見”“獨明”，都在強調個人獨立獨特的創新。這是經過長期臨床實踐、潛心思索而達到的，超越了通過口耳言傳感覺的知識，成為心領神會的智慧。

這實際上是最高的創新境界，即實作了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中醫重視曆代名醫醫方的整理研究，正是因為它們彙集了創新的智慧。

「統一性」

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解釋“經”的含義：“常也，法也，徑也。”“經”是常道（基本理論）、法則（基本規範）、門徑（基本方法）的載體。《黃帝内經》正是這樣的中醫典籍，由此被視作“醫家之宗”。它奠定了中醫統一的遵循依據的基礎。

《黃帝内經》之後，盡管中醫著作不斷湧現、學術代有發展、學派日益紛呈，但它們的源頭無不出自《黃帝内經》。但中醫并不把統一性變為單一性，視《黃帝内經》為定式教條。

事實上，《黃帝内經》賦予中醫的統一性，是“照着講”和“接着講”的結合。前者從遵循基本理論、規範、方法出發；後者是各人在诠釋這些基本理論、規範和方法時，把來自新的實踐的新觀點增添進去，于是就出現了新的著作、學說、學派。

一方面，《黃帝内經》确立的統一的基本理論、規範、方法，在曆史中表現為多種學術形态；另一方面，多種形态使得統一的體系内容更加豐富、結構更加完備、表述更加準确。

中醫發展史證明了這一點。東漢張仲景“撰用《素問》《九卷》”（後者即《靈樞》），又不“終始順舊”，而是以辨證論治的整套原則，充實提高了《黃帝内經》的臨床醫療體系。

此外，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都尊崇《黃帝内經》，但又各從不同側面繼承發展了它，将其建立的體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醫這種一展開為多、多歸結為一的統一性，展現了“守正而不守舊，尊古而不複古”。

「包容性」

《黃帝内經》以“黃帝”為名，清晰表明它具有黃老之學濃厚的包容性思想品格。黃老之學源于老子、莊子，老莊主張對不同思想采取寬容的态度。

《老子》認為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前後等相反相成，不同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莊子》主張物論可齊，各種思想猶如百家衆技，皆有所長。黃老學派的宋钘、尹文還進一步提出“别囿”，即不要為某種思想所局限。

《黃帝内經》繼承了這樣的思想品格，包容了諸多學說。比如，吸取黃老之學以精氣為天地萬物本原的思想，把精氣說作為闡述人的生命活動的理論基石；将陰陽說和五行說這兩個不同系統有機聯系起來，構築了基本學術架構。

《黃帝内經》還傳承了孔孟儒家仁者夫妻的價值原則，以人的生命為天地萬物的最高價值，強調“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把“别異比類”“援物比類”作為重要思維方法。這顯然是對《墨辯》“以類取，以類予”的運用和發展。

《黃帝内經》的包容性還表現在多學科的交叉融合。《素問·氣交變大論》就直言：“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黃帝内經》的醫道具有長久生命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運用了天文、地理的科學知識和人事社會的知識。

《黃帝内經》賦予中醫的包容性，在西醫傳入後依然得以保持與弘揚。由此，中西醫結合很自然地成為中醫界的共識。

「和平性」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在《黃帝内經》中集中表現為強調“平”與“和”是人體健康的理想狀态。

《黃帝内經》認為，人的健康在于髒腑功能和諧協調，情志表達适度中和，并能适應不同環境的變化，其根本是達到陰陽的動态平衡。疾病的發生，是由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陰陽失去平衡，因而治療疾病就是使失去陰陽平衡的整體功能恢複到協調和諧的狀态。

在《黃帝内經》之前，主要有《周易》和《老子》講陰陽。前者主天尊地卑，即貴陽賤陰；《老子》主貴柔守雌，即重陰輕陽。《黃帝内經》則進一步強調陰陽平衡，“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可以說，這一陰陽平衡的思想較之《周易》《老子》，更能代表中華文明的和平性。

當然，《黃帝内經》更多是從醫學視角論述“平”與“和”。《素問·生氣通天論》說：“内外調和，邪不能害”，即人體和外在環境相适應，就能阻止邪氣侵害健康。《素問·至真要大論》說：“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緻和平”，即治病必須要使作為人體生命内部原動力的血氣達到和平狀态。

在人與外部環境和諧、人體内部血氣和諧的基礎上，《靈樞·本藏》進一步提出比較全面的以“和”為核心的“人之常平”（健康無病）的标準，即“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複陰陽”“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以及“寒溫和則六府化谷，風痹不作”，歸結起來，就是天人和、形神和、氣血和。

《黃帝内經》充分反映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五個突出特性，應當将其作為推進“第二個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

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獻詞”的最後寫道：“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賴的神醫。”這裡的“您”是指燕妮的父親。這篇博士論文反對把人與自然環境對立起來，強調擺脫宗教對精神的束縛。是以，這句話可廣義地了解為自然和精神是人類的“偉大神醫”。

這與《黃帝内經》所提倡的理念高度契合。《靈樞·營衛生會》強調“人與天地同紀”，要求以人體生理活動與自然規律相一緻來護衛生命健康。《素問·上古天真論》說：“精神内守，病安從來？”這裡，又進一步把精神健康作為抵禦疾病的屏障。

“互相契合才能有機結合。”傳承和弘揚好《黃帝内經》的思想精華，是做好“第二個結合”學理化、學術化的一個可用抓手。

（作者陳衛平機關：華東師範大學東方哲學研究院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本文系作者在華東師範大學東方哲學研究院成立儀式上的發言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