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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獲知中央将對吳法憲進行公開審判的消息，陳綏圻的生活節奏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每天清晨，她早早地起床，等待着廣播裡關于吳法憲審判的消息。那一刻，她的心情激動不已。當法庭最終宣布吳法憲被判有期徒刑17年時，她的眼淚流了下來，她振臂高呼着“共産黨萬歲”，這是她内心深處的真摯感情。
陳綏圻的生活經曆着風風雨雨，她出生在上海一戶困苦的商人家庭，父親因為鴉片和賭博而早逝，留下了母親和陳綏圻姐弟三人。1941年，陳綏圻還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她加入了共産黨，毅然投身抗日救亡事業。
然而，她的身份暴露後，她和弟弟被緊急轉移到了蘇北新四軍。這個決定讓年老的母親失去了兩個孩子，她傷心欲絕，甚至是以失明。陳綏圻的弟弟則擅自傳回上海，這個決定成為他一生的曆史難題。
陳綏圻參加新四軍後，她通過朋友結識了吳法憲。那時候有一句話在新四軍中廣泛傳播：“老幹部是‘可敬不可愛’”。但陳綏圻并沒有被這些話所動搖，她與吳法憲相愛并結婚，堅守在一起。
抗戰勝利後，陳綏圻随部隊來到東北，不久她在齊齊哈爾生下了他們的長子陳新潮。而吳法憲則在打完遼沈戰役後，因傷在天津留下，陳綏圻得知後毫不猶豫，獨自一人爬上火車，克服了被敵機轟炸和特務逮捕的風險，前去尋找吳法憲。
但遺憾的是，由于無法渡過長江，她隻好無奈地傳回。這段經曆成為了陳綏圻革命時期最危險的一次經曆，也是她對丈夫的堅定執着的見證。
新中國成立後，陳綏圻轉業到民航總局工作。盡管她是高層上司的夫人，但她從未享受過特殊待遇，每天上下班都擠公共汽車。甚至在最繁忙的工作時，她也會帶着鋪蓋在辦公室過夜。
然而，1968年，陳綏圻卷入了當時的政治風暴，盡管已經離開軍隊，但她又重新穿上軍裝，成為吳辦主任。吳法憲對她作出了明确的規定：“大大小小的事情，隻準聽，不準說。”或許正是這份規定，使得陳綏圻在林彪折戟蒙古後沒有像吳法憲一樣受到懲罰，隻是被押送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
在長達9年的改造時光中，陳綏圻認識到了作為一名普通勞動者的意義。每個月，農場會發給她50元生活費，她省吃儉用，攢下了一些錢，買了毛線，為丈夫和孩子們織了毛衣。這段經曆讓她更加珍惜生活的每一份美好。
1981年，吳法憲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考慮到他的健康狀況，上司向黃克誠請示，允許吳法憲“保外就醫”。黃克誠是雙目失明的，但聽取了報告後，他點頭同意，并要求将陳綏圻也接到山東，以友善照顧吳法憲。這樣，經曆了風風雨雨的吳法憲和陳綏圻再次團聚在一起。
吳法憲的晚年生活可以說是平靜而幸福的。除了感謝黨的政策外，還有家人對他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剛剛出獄時，吳法憲必須到醫院定期治療，白天基本不下樓，以免引起好奇群衆的圍觀。然而，每當他站在陽台上活動時，也會引來不少人的圍觀。久而久之，他學會了做飯、燒水、生火爐，成了家裡一些家務的“專家”。他們的日子雖然不富裕，但也能過得去。
街坊鄰居
街坊鄰居對吳法憲都非常友善，親切地稱他為“吳大爺”或者“吳老頭”。附近的副食店營業員每天都會提前為他留好菜，他去購物時，人們總是讓他先買。有時，他買的東西有點多了，陌生人看出他的身份後也會熱心地幫忙。
吳法憲雖然在解放前隻讀過幾年私塾，但已經算得上是紅軍裡的“知識分子”，他在行軍路上也積極參與宣傳工作。是以，晚年時他決心學習書法。他的大兒子轉業後在藝術學院工作，為父親購置了筆墨紙硯，并介紹了幾位書畫界的朋友。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練習，吳法憲的書法技藝有了明顯的進步，甚至被人請來為墨寶題字，有人還把他的作品帶到日本高價售賣。對此，吳法憲總是自嘲地說：“我的字并不好，隻是我有‘名’，‘臭名’遠揚啊！”
然而，2000年，吳法憲因病住進了醫院，直到2004年離世。在這四年的住院時間裡，陳綏圻幾乎每天都前去照料吳法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她坦然地表示，她現在的目标就是安安心心做好老百姓，高高興興地過日子。
曾經有人問陳綏圻，為什麼在吳法憲得勢的時候對他如此好，如今他落魄了，她仍然如此善待他？陳綏圻想了想，認真地回答說：“他沒有做過對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對不起他。”
這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故事，一個女人堅守在丈夫身邊，無論是風雨飄搖的革命歲月，還是平凡而幸福的晚年生活。陳綏圻的堅韌和愛是這個故事的靈魂，她的忠誠和執着是對共産黨精神的最好诠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無論面臨怎樣的困難和挑戰，真愛和家庭的溫暖都能戰勝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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