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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如何重新定位?

基金會有可能擴大其重點并重新定位其工作,以實作更持久的影響力。但是,雖然做出決定可能相對容易,實際實施變革的過程要困難得多。

以下是基于我們經驗的四個教訓,适用于有興趣擴大其使命的資助者和慈善家。

1、建立新的連接配接。大多數基金會都厭惡風險,當他們找到一個工作出色的組織時,他們會長期選擇它,而不是尋找新的合作夥伴。但是,選擇改變使命的基金會通常需要重新開始。

拒絕向長期受贈的但不再符合我們的目标的組織提供資金,即使這些受助人做得很好。這有時是令人心痛的。我們與所有受助者進行了對話,并努力與那些有興趣追求或深化跨代際工作方法的組織保持靈活關系。

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需要遺憾但友好地分道揚镳。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改變我們的重點和目标使我們能夠在自己的後備資源中發現并投資一些令人驚歎的新團隊。

基金會如何重新定位?

例如,我們了解到洛杉矶港的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 Girls Clubs of the Los Angeles Harbor)正在引入退休志願者,與他們所服務的年輕人一起工作,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此後,俱樂部成為了一個親密的合作夥伴,并繼續将新的跨代際活動整合到其運作中。

2、研究,然後研究更多。成為課題專家對希望采取擴充的、針對多問題方法的資助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通常來講,沒有如何有效資助新創新領域的指南。資助者必須為自己定義路徑,并知道他們在做什麼。這需要花精力研究。

我們首先問自己:某個方案領域的最新創新是什麼?研究表明了什麼?支援我們努力的人口趨勢是什麼?哪些項目有效,哪些項目無效?我們廣泛閱讀并會見了所有我們能确定的對代際計劃有了解的人。這不僅使得我們有機會撥付有用的贈款,而且還可以在這個小但不斷增長的社群中赢得信任。

我們與斯坦福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交談,他們了解壽命問題的發展趨勢。我們與像 Jumpstart 項目負責人奈拉·博魯斯(Naila Bolus)這樣的非營利組織上司人進行了交談,她經營着一個兒童組織,但試圖将老年人納入她的工作。我們采訪了Generations United項目的唐娜·巴茨(Donna Butts)和天普大學的南希·亨金(Nancy Henkin at Temple University)等專家,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在跨代際領域工作,但沒有進入慈善界。

結果,我們成為了這一領域的專家,如果我們采取一般的資助方法,這是不可能實作的。特别是,我們了解到,要取得成功,跨代項目必須将年長和年輕的參與者有意識地聚集在一起。一個項目不能簡單地把他們放在一個房間裡,等待有意義的聯系自己發生。項目還需要将這兩個組都視為資源,并衡量其互相的影響力。如果沒有該領域專家的廣泛讨論,我們就不會獲得有效支援和促進跨代際行動所需的知識深度。

基金會如何重新定位?

3、重思基本原理。做出重大使命轉變的基金會需要重新思考其運作方式中的許多方面,以及他們需要做些什麼來實作新目标。換句話說,他們需要摒棄“我們一向如此”的管理心态,并以新的視角審視一切。

在艾斯納基金會,我們重新設計了我們的網站、社交媒體頁面和徽标,以展現我們新的跨代際使命。我們還調整了申請材料,我們服務的理事會,以及我們雇用了誰以及擔任什麼職位。與此同時,在大多新的受助人那裡重新開始,讓我們可以自由地承擔更多風險,選擇資助的人和資金。我們第一次資助了倡導活動,我們投資于研究,我們為小型非營利組織啟動了一項贈款計劃,這些組織沒有那些我們通常在面對更成熟的合作夥伴時要求的成功記錄。我們可以成為我們想要成為的人。

當然,像任何“新”組織一樣,我們犯了一些新手錯誤。我們資助的沒有經過驗證的成功經驗的組織有時無法傳遞,其中一個甚至在我們給予了六位數的資助并支援他們的工作的情況下倒閉了。我們投資了一些研究項目,這些研究聽起來對我們推動跨代際領域很有希望,但最終對公衆幾乎沒有價值。即便如此,我們的理事會有信心,作為員工,我們知道我們要去哪裡,我們選擇的道路是正确的。理事會站在我們身邊,即使我們有點磕磕絆絆,但還是幫助我們找到了更可靠的立足點。

4、考慮改變贈款額度。擁有新的空白目錄的基金會也可以考慮改變他們提供的贈款規模,包括可能提供更少但額度更高的贈款。在将重點轉向跨代際項目之前,我們每年主要向受助人提供約10萬美元的一般營運贈款。一旦我們開始與他們合作,我們便不太願意拒絕他們,除非他們有上司層變動或明顯的表現下降。這種做法固化了我們贈款的額度。由于贈款額相對較小,“賭注”較低,我們不太可能堅持在談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們覺得我們沒有權利提出或推薦新的想法。我們是在"給予"而不是"投資"。但是,當有了新的自由,我們決定向更少的組織提供更多的資金。我們甚至提供了幾筆七位數的資金。

基金會如何重新定位?

更大的資金數額使我們的受助者具有了靈活性、安全性和勇氣,以便追求創新和創業者的方法。這也鼓勵了我們,在有人提出讓我們坐在談判桌旁時,有膽識與各組織分享我們的觀點,并幫助他們規避潛在的困難。我們成為了合作夥伴,而不僅僅是捐助者。例如,在支援娛樂業成員的組織“電影和電視基金”(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Fund)中,從業人員正在開發一個創新性的新軟體程式,以更好地支援一項檢查老年人健康狀況的外展社群服務計劃。我們很早就給予了一大筆捐贈,使我們能夠參與規劃過程,集思廣益,思考其潛在的未來應用,并将其他受助者與它所規模化的項目聯系起來。

此外,我們正更頻繁地緻電和通路我們資助的組織,并有意通過基于信任的方法發展夥伴關系。我們的受助者較少,但他們得到了我們全心投入和全力以赴的承諾。許多人甚至要求我們參與他們的戰略規劃過程,讓我們有機會共同設想他們的長期未來。

轉載自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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