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浪漫#
著名的考古學家安特生在１９３７年試掘香港大嶼山東灣遺址。其後１９８９年我在東灣主持發掘工作，挖出５０００多年前東灣文化的陶器群。這引起了張先生的注意。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張先生來中文大學接受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他忙得分身乏術，仍不忘與哈佛的舊友陳方正前所長一同來到我的考古标本室，詳細觀察了東灣文化的陶器群。我當然意識到張先生來訪的目的，是要為其在台灣發現的大坌坑文化尋親，在廣東沿海尋找可對比的對象。１９９９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古代史》的首章中，他把大坌坑文化的分布範圍，由台灣東面沿海一直西延至閩、粵沿海，以至珠江海口岸一帶，氣勢之恢宏，令人傾倒。我一直很希望請教先生大坌坑與東灣兩地陶器體系的異同。當然現今我進取有心，請益無人。
１９９２年我随饒宗頤教授赴越南河内，出席法國遠東學院９０周年紀念學術會議，得以與越南考古學者何文教授讨教問學。此後每次我赴越南調查的見聞，都給張先生作了詳細的報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３日他給我的大函中，為我推介了曾在哈佛留學的越南考古學者Ｎｇｏ Ｓｉ Ｈｏｎｇ。１９９３年冬我在越北永富省一帶與Ｈｏｎｇ君共同在野外調查。Ｈｏｎｇ君言談間頗懷念在哈佛的學習生活；其間對于得到光直先生的關心愛護，尤其戚念。張先生對不同國籍的學生，一視同仁，令人肅然起敬。１９９６年我與越南考古學院阮金容博士共同發掘海防長睛遺址。光直先生對我們的工作，當然了如指掌。１９９７年８月，他又來到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演講。衆所周知，先生此時抱恙體弱，行動困難。他在所内“河南商丘考古新收獲”演講後，在陳仲玉先生的陪同下，還堅持要到我的研究室，參觀了長睛遺址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８０年代初夏鼐先生來中文大學演講，我身在仙台，無緣一瞻風采。“怅望千秋一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我常以未能與夏先生一晤，為人生憾事。但也慶幸此生與光直先生有３次見面的機會。
張先生彰人之善，惟恐不及。由我所編著的幾部論文集及田野報告，都與他結下筆墨緣。１９９４年他為慶祝鄭德坤教授從事學術６０周年，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一書的序言中，對鄭教授推崇備至，頗有惺惺相惜之意。他對德坤師談及在國外講授中國文化，感覺得很孤寂，如同海外“文化難民之論調，甚有共鳴。遠赴異國，昔人所悲。在《澳門黑沙》遺址報告書的序言中，張先生說到“中國東南海岸地區的海洋文化包括大灣文化 的研究，一定要由中國大陸廣東、福建、浙江、台灣和越南考古學者共同合作努力之下，才能有真正突破性的進展。鄧先生的工作迫使我們達到這個結論，是因為我們希望在港澳以外的地區，也有像鄧先生這樣努力而且眼光遠大的成熟學者，在大局面了解之後，才能确知每一個遺址（如澳門黑沙）具體的特殊地位”。明眼人當然知道，提倡綜合中國東南沿海以至東南亞先史海洋文化的研究，是張先生早就實踐的事業，決非由我迫出來的方向。光直先生對我溢美之詞，隻能解讀作為恨鐵不＇｀成鋼，求才若渴的心願。
１９９４年我曾請光直先生為我計劃出版的《香港上古史論集》作序。不久他就寄來《鄧聰著香港上古史論集史·序》一文。後來由于我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著力于中國大陸及國外的考古課題較多，反而就香港考古的研究成文不多，一再躊躇論集付梓的計劃，一誤再誤，以緻先生在世期間，尚未能把拙作出版，反而耽誤了先生所寫的序言。每念及此，不無忏悔之恨。但轉念此中因緣，卻誘使了光直先生寫下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考古之夢”的故事。
先生的序文尚有待日後出版，謹節錄其中一段，以飨同好。讀之，可知先生早年就有發覆東南中國沿海史前曆史的志向。據他寫道：１９６６年春末，在台灣結束了一年大規模的發掘工作以後，曾經想要将下一次發掘的陣地轉來香港，于是在回美以前來到香港看看情況。那次來港還麻煩了好幾位老朋友陪同各地踏查：港府的ＭｎＨａｙｅｓ、港大的ＤｎＢａｒｄ、屈志仁夫婦，新亞書院的羅球慶和陸惠風兩位先生。那時候的沙田還有小山，山上還有密生的樹林，山和海之間還有水田，可是就是沒有找到重要的古代遺址。Ｍｒ．Ｈａｙｅｓ将一架港府的氣艇借給我用，使我能夠到大嶼山去調查半日。這幾天到處看了一下，覺得九龍和新界的希望不大，大嶼山最有可能，我要是來香港考古，恐怕要多作島嶼上的考古。後來從香港回去以後，花了兩年的時間先将台灣考古的報告寫了出來，寫了以後，作下一個田野計劃時，又舍不得台灣，于是就設計了一個所謂“濁大計劃”，将７０年代又給用掉了。香港考古便成為一個未實作的夢。”先生文中所談及沙田昔日的風貌，恰好就是我孩童時所見的農村景色。今日沙田已成為近６０萬人口的城市。可以讓先生告慰的是，１９９８年夏我校與珠海市博物館考古人員，在沙田吐露港的丫州小島上，首次發現了６０００年前人類居住的遺址。如果６０年代張先生果然來香港揮鋤發掘，說不定他就是丫州遺址的發現人，這就不待３０多年後餘言輕重了。
張先生在學術上學貫中西，通達古今。陳星燦兄說張先生的學術研究，以人類學眼光、世界性視野、整合曆史的角度，一生貫徹從舊石器時代到商周的考古探索，這把先生學問的特征說到點上了。最近，讀到加州大學羅泰教授追憶張先生的文章，很高興知道張先生與牟維思（ＨａｌｌａｍＬＭｏｖｉｕｓ，Ｊｒ）間一些早期在哈佛的關系。先生曾一度意欲專攻舊石器考古。這對我這個１００％的舊石器情癡，深有吾道不孤之感。羅泰教授說張先生後來放棄專攻舊石器，理由是如果他“專攻舊石器時代将預示著要他放棄最初的研究重點——中國”。我想羅泰這個觀點，隻是想當然而已，未必是張先生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可以推想一些其他的理由去解釋。例如在五、六十年代，中國所公布舊石器時代的一些報告書的資料，屈指可數；加以這些舊石器報告書的學術品質、資訊含量都相當低下。當時張先生又不能去中國大陸做田野工作。如果想在美洲用隔山打牛的方式，去研究中國舊石器報告的文本，所能得出來的成果，可以想像。張先生是聰明人，他沒有專攻舊石器時代的理由，可能就是如此。當然，張先生對舊石器的愛好，終身不改。１９５９年張先生專程往訪巴黎古人類研究所，直接考察過薩拉烏蘇和水洞溝的舊石器。他提出“河套文化三角石片與石瓣的混合與西伯利亞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相似”。這在當時華北舊石器的研究來說，可說是空谷足音的卓見。近半世紀以來，俄羅斯考古學家在西伯利亞南部地區的發現，印證了所謂河套文化，特别是水洞溝石器群源于西伯利亞的論點。１９９０年我在前蘇聯阿爾泰地區，考察了Ｏｋｌａｄｎｉｋｏｖ、Ｄｅｎｉｓｏｖａ洞穴遺址、ＡｎｕｙⅠ、Ⅱ，Ｕｓｔ＇Ｋａｒａｋｏｌ，Ｋａｒａ－Ｂｏｍ等露天遺址。前者的洞穴群出土不少Ｌｅｖａｌｌｏｉｓ尖狀器，就是張先生所指的“三角石片”；後者如Ｋａｒａ－Ｂｏｍ遺址出土的石葉（ｂｌａｄｅ）石器群，就與水洞溝石器技術結構相當相似。過去研究中國舊石器的學者對水洞溝石器群的來源，一直得不到滿意的解釋。現在看來，張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确獨具慧眼。我更欣賞張先生在６０年代間，曾指出中國在舊石器時代，隻是人類世界舞台的一角。“當時的世界，還沒有中國、日本、德國等的分别”。就是這種超越時空、國家、民族等限制的視野，塑造了先生一生矢志不渝的學術态度。我想牟維思對光直先生的重大影響，應作如是觀。不薄今人愛古人。今日先生已作古人。謹以此文懷念先生，思念先生以春風風人的高懷。
（作者鄧聰先生為山東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