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馬加什國王時期是匈牙利最後一次嘗試建構集權國家的機會，雖然擁有這樣的機遇，但是匈牙利還是難以擺脫幾百年的政治曆史所産生的慣性，最終沒能避免國家分裂失敗的命運。強大的貴族勢力是國王改革的阻力，也是匈牙利四分五裂的罪魁禍首。
直面強敵的威脅
長久以來，匈牙利一直面對奧斯曼帝國的威脅。這是自蒙古入侵以來匈牙利面對的首個敵我差距如此之大、令人膽寒的敵人。
從 14 世紀開始，奧斯曼帝國逐漸成為橫跨歐亞的強大敵人，它在國家發展程度上一直比同時期的匈牙利先進得多，而且即使與歐洲冬國相比也是如此。與蒙古不同的是，奧斯曼帝國并不是掠奪性的遊牧民族國家。它具有一系列完善的軍事制度和包含稅收、法律制度(伊斯蘭宗教法律體制) 等在内的各種國家制度。
如果說蒙古隻不過是一個野蠻的強盜的話，奧斯曼帝國可不止于此。它的國家體制如此有效以至于匈牙利的滅亡看起來似乎是注定，而且它一旦征服匈牙利，就不會也絕不可能像蒙古人那樣強掠一通後自動離開。
反而，它會在這裡駐紮生根，以強大的力量奴役匈牙利。從這個角度看，這個仇敵比蒙古鞑靶更加可怕。因為它所觊觎的，不單是匈牙利王國内的财富金銀、女人奴隸，它所想要的是在這裡實行永久的奴役，将這裡作為伊斯坦布爾的行省。事實上，曆史也正是這樣上演的。
奧斯曼帝國采取軍事奴隸制，使得其國家能夠擺脫世襲制貴族的陰影。在這裡，從來就不會出現像匈牙利那般被家族制貴族壟斷地方治理的情形。國家官僚和軍官由奴隸充任，這些奴隸從小就被割裂與家庭的聯系，并被教育永遠忠于統治者和國家。
這個制度起源于埃及、叙利亞等地的馬穆魯克制度，奧斯曼帝國将其借鑒過來并加以改造。“由于高度地脫離血緣政治，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更趨向官僚化。非人格化的選用制度保證了國家人員錄用脫離地方化、家族化。統治者不至于像匈牙利國王那樣處處受大地主的制約。
蘇丹對于行省長官能夠随意撤換，這在匈牙利是不可想象也不能做到的。作為中央的代理人，行省長官的不定期更換確定了其不能在地方上衍生出自己的力量，進而防止代理的初衷變質。
這是國家強盛的基礎，奧斯曼帝國存在上百年，并持續威脅中歐各國并不是偶然。中央對地方行之有效的管理和對其代理人有效的控制，能夠使底層的農民擺脫貴族“強盜式”的掠奪。
關鍵還是中央權力的強大帶來的巨大的國家力量。奧斯曼帝國相對于匈牙利來說更具有國家的凝聚力。一旦邊疆硝煙戰事起，蘇丹便能夠召集到無數的戰士為他賣命。其中因由自然不用多說，這些騎士直接從蘇丹那裡得到封地為其賣命是天經地義的事。反觀匈牙利，地方貴族與其人民的聯系是如此密切。
他們權力的由來從來都是依靠自古以來的崇高地位和底層群眾的愛戴。現在要他們去為國王，或者說是整個國家而戰，幾乎是不可能的。
原因在于，這樣做不僅對自己毫無益處，而且更有可能的是給競争對手以可乘之機。在中世紀的歐洲，各大領主面對的，首先就是自己的同類虎視眈眈的威脅。
自身實力一旦削弱，家族力量就将不保。你今日為國王浴血奮戰，可明日國王就會為讨好勢力更強勁的貴族而将矛頭對準你自己。這種情況下，“為國而戰”自然是不明智的選擇。
血緣政治的軟弱
在這樣的國家中，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是血緣、是地域、是無窮無盡的一代代的效忠與被效忠。匈牙利的國王不過是各個階級貴族的傀儡與玩偶，他若不與大貴族妥協，便沒有生存下去的地位。
而貴族們各個心懷鬼胎，為自身利益甚至不惜出賣國家。與外敵聯合分裂國家，在匈牙利并不是一件罕見的事。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貴族們削弱了國家的力量，這将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他們裡應外合，幾乎掏盡了國家的根基
這樣看來，匈牙利充滿着典型的中世紀回應性國家的特點。國家沒有一種理念與理想，更遑論政策的指導。人民并沒有什麼凝聚力，如同一盤散沙似地苟活于國土之上。問題還在于，科層制的官僚體制建設不能進行起來。
門閥士族把持着國家的命脈，而這些家族，持續地統治一方，帶來的後果不堪想象。依靠繼承和分封帶來的穩定的權力交替使得權力的網絡譜系越織越密，乃至家族制的權力體制充斥着社會的方方面面，最終在作繭自縛中走向滅亡
然而貴族精英把握政權的國家也有一個巨大的優點。那就是總有少數貴族能夠超脫自身利益看到國家發展的未來。由于他們是社會中少數接受教育又衣食無憂的人。思考國家前途與命運就成為可能，或者換句話說也成為他們的一種使命。
15 世紀後半葉，匈牙提就帶領匈牙利人民掀起了對土耳其鬥争的巨浪。他出生于貴族家庭，後在匈牙利的幾個邊防城市擔任城防長官的職務。由于長期對外鬥争的經驗，他把對土耳其之戰作為自己畢生的信念。
與其他貴族不同他将自己所有家産都拿出來資助戰争，赢得了士兵和人民的廣泛信任。(與大貴族背信棄義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 此後，在南多菲爾城戰役中，他率領匈牙利軍隊一舉攻破土耳其的進攻線，擊敗了穆罕默德的 20 萬大軍 (土耳其幾乎傾盡在歐軍隊來進行這場戰役) ，取得了巨大勝利。進而保住了這座對奧斯曼帝國前線鬥争的堡壘。
通過這場舉世聞名的戰役，匈牙提也為匈牙利赢的了幾十年的和平，進而使匈牙利能夠在 15 世紀末、16 世紀初的時候得到了最後次建構集權國家的機會。
由于長期上司戰争，并最終獲得大捷。匈牙提在國内集聚了民心。他為農民所擁戴，原因是抵抗土耳其的成功使他們免遭被異族擄掠的厄運。
無論在任何時代，農民總是社會痛苦的最大承擔者，一旦土地被蘇丹攻下，他們就免不了家财被劫，甚至被屠殺的命運。小貴族和城市也支援匈牙提，他們的權利本來就由于國王而得到鞏固，他們曆來是強大王權的支援肆無忌憚。
唯有大貴族反對匈牙提的上司，他們害怕一旦匈牙提成為國王，他們的特權将會被削弱，他們的土地将會被沒收。在對土耳其作戰之時，他們不僅畏畏縮縮，竟然還正大光明地邀請外國勢力進入匈牙利。他們害怕依靠農民和小貴族的力量，擔心其一旦強大就會反過來吞噬自己。是以甯可倚靠國外的同盟軍而不是國内人民的力量。
無奈這位偉大的愛國者不久在軍營中身染疾病死亡。索性胡尼迪奧家族後代都骁勇善戰，匈牙提的長子拉斯洛被大貴族陰謀殺害後，其弟弟馬加什還是憑借小貴族和城市資産階級、農民的支援當上了匈牙利的國王。
馬加什的改革和失敗
馬加什是匈牙利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加冕之後便取得一系列戰争勝利為國内的穩定奠定了基礎。此後，馬加什勵精圖治，将目光集中于國内改革力圖加強中央王權，将匈牙利打造成為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
軍事向來是社會變革的最直接、最明顯的原因。匈牙利強大王權建設的第一個特點便是擁有一支國王自己的所向披靡的軍隊。此舉意在脫離松散的、紀律不佳的半私人貴族部隊。
馬加什國王的最終目的是将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官僚制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排除政治機構親戚關系和建立一套選人用人領域的非人格任用機制。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性就是馬克思·韋伯所講的官僚制的勝利。在馬加什國王的改革之下，15 世紀末世紀的匈牙利正在努力實作這一點。
軍事領域的改革直接促進了其他領域的變革。為了龐大的軍費的開支，國家改變稅收政策，實行直接稅制。并将原先的按地塊收稅，改變為按人頭收稅。另外，征收國家海關稅。稅收領域的改變促進了國家能力的加強，匈牙利迅速成長為歐洲的主要大國之一。此時的匈牙利既能與西北的哈布斯堡家族相抗衡，也足夠力量抵禦南方強敵默罕穆德二世治下的土耳其。
馬加什死于 1490 年貴族收回中央國家在前半世紀争得的大部分權利。他們憤憤不平于自己特權的損失，渴望恢複舊狀。是以，男爵們将一名軟弱的外國君主推上王位，删減黑軍的經費，然後将之送上土耳其的戰場，結果遭到殲滅。
匈牙利傳回到貴族分權的均勢,很快承受後果。紀律散漫的貴族部隊在1526年的莫哈奇戰役中被蘇萊曼一世打敗，匈牙利國王被殺。互相争執的男爵隻顧反對國家，不顧國家防禦，如此場景曾在蒙古入侵中發生，現又重演。匈牙利失去獨立地位，一分為三，分别受奧地利哈布斯堡、奧斯曼、土耳其屬國特蘭西瓦尼亞的控制。
國家的失敗并不是偶然，馬加什所做的努力，在強大的貴族制之下注定不能維持。國王一死，新興制度就大範圍廢止。這說明，匈牙利的憲政主義，并不是一種權力制衡的憲政主義。
它展現着匈牙利的獨特性，千年以來傀儡似的國王，無法與發展完備的統一貴族階層形成分權。這樣狀态下的憲政主義，實際上為了維持貴族們的家族制、世襲制。它走向了憲政主義的一個極端，它抑制了分權和民主的程序，走向了寡頭政治。這種寡頭政治忽視整體的利益，出賣國家，這是國家失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