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漢獻帝建安年間（196-220）的赤壁之戰，被視作“東漢末年分三國”的開端。經此一役，曹操無力再圖南方，孫權坐保江東無虞，而“争盟淮隅”失敗的劉備，也總算在荊南站穩腳跟。廣義來講，這是魏、蜀、吳三足鼎峙局面的初步成型；但狹義來說，這其實是曹、劉、孫三家對荊州的瓜分。
赤壁之戰示意圖。來源/ 王雅軒，王鴻賓，蘇德祥等主編《中國古代曆史地圖集》，遼甯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鮮少有人記得，荊州是劉表的荊州。
雖然這位漢室宗親隻想坐守一地而未有匡扶漢室之志向，可在他的治理與教化下，作為“四戰之地”“用武之國”的荊州卻成為亂世中的一片淨土，吸引無數儒生士人前往。劉表對荊州的貢獻當然不可忽略，就算他已去世，至少在名義上，這片大地也應該有他的繼承人——劉琦、劉琮的身影。
劉表與荊襄大族
劉表，字景升，山陽郡高平縣（今山東省微山縣）人，西漢魯恭王劉餘十世孫。其人少通經學，名列當世，為黨人“八俊”之一，後遭禁锢亡奔。黨锢解除後，劉表被大将軍何進辟為掾（古代副職官員或官署屬員的通稱），與蒯越等人共事。蒯越，漢初著名謀士蒯通之後，其所在的中盧蒯氏也是襄陽本地郡望，在地方頗具影響力。這一經曆，對劉表日後入主荊州提供了一定的友善。
影視中的劉表（張達飾）。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南陽郡是帝鄉，光武帝因之成霸業。在漢朝的傾斜下，荊襄地區的經濟與文化水準得以迅速發展。《太平禦覽》卷157引盛弘之《荊州記》曰：“岘山南至宜城百餘裡，舊說其間雕牆峻宇。漢靈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人，朱轅骈耀，華蓋接陰，同會于太山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敕号冠蓋裡。”南郡宜城縣到襄陽郡岘山南部的這一百多裡内，世族、郡望紮堆，蔚為大觀。《襄陽記》卷3亦載：“漢末嘗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侍郎、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高蓋會山下，因名‘冠蓋山’，裡曰‘冠蓋裡’。”（黃惠賢《校補襄陽耆舊記》）
在此情形之下，劉表入荊州後，并未冒冒失失地前往江陵郡（按《南齊書·州郡志下》，王叡為荊州刺史時，移治所于江陵郡），而是停留在宜城，尋求蒯越、蒯良、蔡瑁等人的幫助。又《太平禦覽》卷69引《荊州圖經》曰：“岘山東南一裡，江中有蔡洲，漢長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強盛，共保蔡洲。”襄陽蔡氏，是荊南地區首屈一指的豪強著姓，“漢末，諸蔡最盛”，蔡瑁家的“江景房”也十分豪華，“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還有數百仆人與四五十處産業。
劉表在蔡瑁、蒯越等人的支援下，連殺55名賊帥，聲勢大漲。他日後能立足于荊州，也離不開蔡、蒯等地方大族的支援。為達成更加緊密的合作，劉表迎娶蔡瑁之姊為後妻，其次子劉琮也迎娶蔡氏之女。蔡家的聯姻遠不止于此，蔡瑁的姑姑（即蔡諷之姊）适太尉張溫，張允即張溫之孫；而他的另一位長姊，又嫁給了沔南名士黃承彥，即諸葛亮的嶽父。劉表任鎮南将軍後，以蔡瑁為軍師，出力頗多的蒯氏兄弟也成為劉表的心腹，與蔡瑁等人同氣連枝。
影視中的蔡瑁（幺帥飾）。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劉表治荊州19年，未在軍事、政治上有突出表現，卻在文化、教育上貢獻頗多。他興辦地方官學，改定五經章句以為教材，吸引衆多大儒前來講學，使荊州一躍成為天下學子的文化聖地。但大量士人的湧入，也帶來了新的難題。從劉表的表現看，他對這些士人、儒生的加入十分歡迎，“關西、兖、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赈贍，皆得資全”，隻是劉表雖能善待他們，卻如王粲所言，不能任用海内之士。
劉表此舉，是因為他擔心引起流寓士人與地方土著之間的沖突，或是他自己認為外州人并不可靠（參唐長孺《漢末學術中心的南移與荊州學派》，收錄于氏著《山居存稿續編》）。王粲的确說出了寄寓士人的心聲，尤其是當劉備到來後，一些不受待見的士人，更容易蠢蠢欲動了。
劉備與嗣位之争
劉備與劉表的政治立場一緻，這是他能被接納的前提之一。按《三國志·劉表傳》：“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谏表，表不聽，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劉表雖然在名義上尊奉漢獻帝，卻仍支援袁紹，并願奉其為盟主。對于鄧羲的不滿，他解釋道：“内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由“貢職”二字可知，劉表此舉隻是為了完成任務，目的是謀求名義上的中立，而非是從内心尊奉漢獻帝。當然，此舉也還能順便安撫一下本地大族，讓他們減少要與北方對抗的心理壓力。
玄德荊州依劉表。來源/張福林主編《圖像三國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隻是在劉表心裡，他仍是不願與曹操合作。建安四年（199），劉表遣韓嵩北上谒曹操，韓嵩得了曹操的好處，傳回荊州後為其遊說，“稱朝廷、曹公之德也”，并建議劉表遣子入質。不料劉表大怒，欲殺韓嵩，後因諸僚勸說将其下獄。建安六年（201），曹操大破袁紹後，即南征劉表，未果；又兩年，再征劉表，可謂目标明确。
劉備曾投袁紹，又參與過“衣帶诏”，得了天子诏令，這種身份與名義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帶來的政治威懾。故劉備初來荊州，劉表乃“益其兵”，令他屯兵新野，替自己守住荊州的北大門。上一個看門的，是涼州軍閥張濟的侄子張繡。劉表不顧荊州内部的反對，将其收入麾下，為其輸送糧草，使之屯于宛城，與曹操對抗。然而在官渡之戰前，張繡又降曹，這不得不令劉表憂心忡忡。
幸運的是，劉備寄寓荊州期間，曹操集中精力與袁氏諸子作戰，以圖略定北方，是以他并未對南方進行大規模用兵。在這種相對安定的局勢下，劉備方尚有餘力結交豪傑，積累人脈。他得到司馬徽的看重後，“卧龍”諸葛亮也欣然歸附。在劉備自身具有的帝系身份、讨賊名義與諸葛亮等名士的“名人效應”等多方面加持下，“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
江夏失守，黃祖遇害，劉表請劉備共商報仇之事。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随着劉備這個不穩定因素的壯大，荊州内部紛争也逐漸顯露出來。有學者論及劉表時期荊州内部紛争時，用“親曹”與“反曹”兩個陣營來概括（參林榕傑《荊州變局前後的劉表父子考論》），即以蔡瑁、蒯越、韓嵩為代表的部分大族，支援劉琮上位并力主降曹，而劉備則支援劉琦，是反對曹操的勢力。若論前者，确實存在這麼一種情況。
荊州大族的“帶投大哥”蔡瑁，“少為魏武所親”，在感情上傾向于這位舊友；而從家族利益與政治回報上來說，他更偏向于曹操這一方。事實上，當蔡瑁率人投降後，有15人封侯，且曹操仍默許韓嵩“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默許其使用這種評議特權為朝廷舉薦人才，這一現象被史家視為九品中正制的萌芽或開端。（參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收錄于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以及張旭華《九品中正制研究》）
東漢時期的豪族、大姓，向來以家族利益為先，亂世之下首先謀求安穩。他們支援曹操乃至其背後的漢獻帝，可以盡量避免荊州陷入戰火之中；但是以劉表的政治立場，他們又要被動站在天子的對立面，繼續以割據政權的一部分存在，将來還要與曹操為敵。這種潛在的心理壓力，讓荊州大族不得不通過幹預嗣子之争，來實作其政治目的。劉表的次子劉琮，與襄陽蔡氏結親，為人又沒主見，自然成了好的合作對象；反觀劉表的長子劉琦，最初因頗肖其父而備受寵愛，後在蔡夫人、蔡瑁、張允等人的中傷下，逐漸失去信任。
劉表此舉，固然有他冷漠的一面，但他也清楚，劉琦得不到蔡、蒯等利益既得者的支援，就算被他推舉上位，也很難服衆。事實上，劉表非但無法左右荊襄大族的意志，就連他的統治基礎，也源自于後者的支援。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記載：“（諸葛亮）曰：‘今皆不及，而将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
人口是第一生産力，在生産力尚不發達的古代更是如此。豪族在壯大的過程中，必然要與國家争奪人口與土地，東漢傾頹，由此之始。在荊州，正如諸葛亮所說，豪強大族隐匿戶口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些隐戶不用承擔官府的賦稅與勞役，卻成為地方豪強的私兵、部曲與佃客。此消彼長之下，官府對地方大族的掌控遠遠不夠，以至于東漢後期以來，豪強抗法的例子數不勝數。
劉表治荊州，譽為“寬政”，實則是他沒有底氣、也沒有必要與荊州大族撕破臉皮，故有學者認為劉表政權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參王永平《漢末士人之流動與劉表政權之興衰》，收錄于氏著《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是以，即便劉表興辦學校招攬了大批外州人士，他也沒有予以重用。這些受到冷落的寄寓士人與另外一批不得志的本地豪強，就逐漸站在了蔡、蒯等大族的對立面。
劉備的到來，激化了這種沖突。因為以他的名義，完全有希望将這些反對勢力彙合在一起。對于劉備大肆“招兵買馬”的行為，劉表“疑其心，陰禦之”，也顯然受到蔡瑁等人的影響。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提到，蔡瑁、蒯曾設“鴻門宴”欲對劉備下手，後者假裝上廁所，騎的盧馬亡命而奔。可見劉備與蔡、蒯等人的沖突已經擺在明面上，劉表倘若支援劉備，隻會将雙方沖突激化。
蔡瑁等人設宴欲暗殺劉備，伊籍為劉備報信，劉備假裝上廁所，騎馬從西門逃走。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如上所述，劉表與劉備的政治立場是一緻的。在抗曹這件事上，劉表得不到地方大族的支援，甯願招攬名聲不佳的涼州軍閥張繡。是以劉備到來之後，劉表會先支援，增兵、給地助其發展；又因為他不想激化内部沖突，才疏遠劉備；但在病危之際，他選擇托國的對象仍是劉備。也隻有劉備，有可能對抗得了曹操，這是當時人的共識，遠在江東的魯肅，也是這麼認為的，他們承認劉備在荊州的影響力。
名義與荊州之争
劉表去世後，魯肅向孫權谏言，在闡述完地利、經濟、文化、人口等優勢後，他話鋒一轉，又談到荊州當下的局勢：“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将，各有彼此。”劉琦與劉琮二子不合，已是人盡皆知，因為蔡瑁、蒯越等人“親曹”的政治立場，一部分支援嫡長子繼承的士人、得不到重用的寄寓士人，以及被排斥在統治中心的另一批荊州大族，便自發成為劉琦的支援者。
影視中的魯肅（曹力飾）。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這是必将形成的分裂局面。荊襄文化發達，衍生出的豪強大族不知凡幾，蔡、蒯等大族雖勢力強大，卻也無法統并整個荊州境内的豪強大族。總有一些人會支援劉琦，将來還會反抗曹操，而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聚攏在劉備豎起的大旗之下。“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即是一條明證。
是以魯肅又說：“加劉備天下枭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别圖之，以濟大事。”劉備是漢室後裔，且身負“讨賊”“托國”與劉表托孤之義，再加上諸葛亮與龐、馬、向、習等地方名門為之背書，劉備俨然成為影響荊州未來局勢的風雲人物。就連孫權想要謀求荊州，也要考慮劉備這麼一号人物的存在。
可計劃趕不上變化。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荊州，蔡瑁、蒯越、韓嵩、劉先等人力主投降。有意思的是，曹操南下時，劉琮并未及時通知劉備，等曹軍至宛城，他才派使者宋忠告知劉備。後者聞曹操将至，大驚失色道：“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從劉備的反應看，他驚駭的重點，不是曹軍南下，而是他居然沒來得及發揮其影響力，劉琮就已決策投降（參饒勝文《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欲攪動荊州風雲的魯肅也沒想到，劉琮降得如此之快，等他過江，星夜兼程趕到南郡，荊州已改姓了曹，被他寄予厚望的劉備也倉皇逃走，甚至有避難交州蒼梧的打算。可來都來了，總不能白來，魯肅在當陽與劉備見了一面。一個想要摟草打兔子，一個不甘心這麼離去，雙方一拍即合。
劉備在魯肅這裡吃了定心丸，即派諸葛亮“自結于孫權”。諸葛亮見到孫權後，首先強調的就是“劉豫州王室之胄”，即證明劉備以這個身份為核心，讓他在荊州享有一呼百應的特權，劉備在荊州的經營以及反對“親曹”的大族與寄寓士人，也都将成為他與孫權結盟的政治資本。
如何應對曹操，江東也有過一番激烈的讨論。孫氏在官面上的政治地位不高，孫權隻是會稽太守、讨虜将軍，為了抵消這種因身份劣勢而帶來的“非合法性”，這場讨論最終以周瑜“為漢家除殘穢”與孫權“老賊欲廢漢自立”為定論，将曹操斥為篡逆。從根本上說，這同樣是以“興漢”為反抗名義的，而諸葛亮所說劉備的帝系身份，就是雙方結盟的名義根本（參趙宣淳《劉備帝系憑藉與其集團形成關系之研究》）。正如孫權所說：“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史學家趙翼評論道：“是且欲以備為拒操之主而己為從矣！”（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可見，劉備的身份與名義是雙方結盟的關鍵性因素。
反觀對荊州具有合法繼承權的劉琦，不僅被一筆帶過，還成了劉備集團的一項“資産”。如諸葛亮在談到劉備具有的優勢時，曾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建安十三年（208），孫權大破江夏太守黃祖，枭其首，終報父仇，黃祖在荊北阻礙孫氏數年之久，江夏郡也是對抗江東的重鎮之一。故黃祖戰死後，備受排擠的劉琦便主動請纓，前往江夏鎮守，由此得到了一萬精兵。
劉表病重時，劉琦自江夏趕回，卻被蔡瑁攔在門外。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這一部分軍隊，對劉備而言至關重要，毋庸置疑的是，劉琦必然也參與了這場戰争，但無論演義還是正史，這場大戰中都不見劉琦的身影。演義自然是為了突出“主角團”的風采，那麼正史為何也沒有？
孫劉聯盟一方與曹操的對抗，本質上是争奪荊州，但對外的名義卻是兩種不同的“擁漢”。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孫權、劉備以後者的帝胄、讨賊名義對抗。漢帝的名義高于劉表，若此事局限于一州之地、劉表二子的内部争奪，劉備打出“托孤”這張牌自然更好用；但随着曹操、孫權的加入，事态上升，這場荊州争奪戰就成了曹操與反曹勢力的戰鬥。以這種角度而言，即便劉琦擁有的一萬軍隊發揮了關鍵作用，他也不是這場戰争的主角。
赤壁之戰後，曹操敗走，除江陵外，其本就薄弱的統治基礎瞬間被瓦解。據《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不難看出，劉備此時是以劉琦的名義征讨荊南四郡。這是劉琦在曆史上最後一次出現。僅僅過了一年，他就“恰到好處”地因病去世，而劉備則在衆人推舉下，自領了荊州刺史。等到他前往京口拜谒孫權，後者再次表奏，即證明了劉備對荊州的統治得到了聯盟内部的承認。
至此，再也無人記得劉琦。就連曹操日後想起此事，也不屑道：“劉景升之子若豚犬耳。”但淪為任人宰割的豬狗，又豈是劉琮、劉琦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