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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反共悍将,淮海戰役逃跑被判刑十年,到台灣後結局很凄慘

作者:史說新域

#暑期創作大賽#1949年1月10日,曆時六十五天的淮海戰役以杜聿明的徐州“剿總”及所屬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在陳官莊地區的覆滅宣告結束。

消息傳到蚌埠,和杜聿明并任“徐州”剿總副帥的李延年如同驚弓之鳥,趕緊指揮所屬各軍乘車向南撤往滁縣。火車站上人喊馬嘶,争先恐後,一片混亂。

夕陽西下,最後一列超載的兵車在津浦鐵路的淮河大橋上隆隆駛過,李延年仍不放心,唯恐解放軍的飛毛腿比火車跑得更快,又命工兵馬上将大橋炸毀。

從這一天起,李延年這個曾以反共堅決而倍受蔣介石欣賞的悍将,精神上完全垮了。他再也不敢同解放軍交兵,一路聞風先遁,由蚌埠逃到滁縣,由滁縣逃到浦鎮,再由浦鎮逃到南京。

他是反共悍将,淮海戰役逃跑被判刑十年,到台灣後結局很凄慘

充當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還以為揀了個能征慣戰的寶貨,忙保舉他兼任“警總”的副總司令。

豈料李延年捏定一個“逃”字訣,湯恩伯剛溜出南京逃往上海,他也立刻帶着部屬轉入京杭道逃向杭州。

緊随其後的丁力之回憶說:“但見逃亡部隊的各種車輛,非但首尾相接,并且是并駕齊驅。其慌亂驚恐的情形,隻要看一看車上物件的零亂,躺在車中的人的表情,聽一聽那長鳴的汽車喇叭聲和司機的咒罵聲,就可以見其一斑了。”

當他們先後逃離杭州、麗水,來到碧湖一帶時,才發現公路橋梁已毀,隻好抛棄所有車輛行李,轉入浙南的楓嶺山區,在崇山峻嶺與日曬雨淋中連日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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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糧食本來就很缺乏,且又經過前行的部隊搜羅,以緻走在後面的人,有時隻能在前邊部隊宿營過的民房中,找到一些丢棄的地瓜幹,或是在附近田裡挖一點馬鈴薯充饑。

5月下旬,飽嘗颠沛流離之苦的李延年,終于逃到了福州。和湯恩伯當初的認識一樣,擔任福建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也像是快要沉溺于海水中的人,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即保薦他當綏署副主任。

結果當解放軍于8月中旬向福州發起進攻時,朱紹良才發現李副主任的“撤退”速度和自己相比,也不過是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差——他剛乘飛機逃往台灣,李延年便坐輪船逃往平潭。

平潭位于福建東部的大海上,由六十多個島嶼組成,負責“防務”的是李天霞的第七十三軍,本屬第九編練司令部司令張雪中的庵下,但李延年一到,自然又該認他為頂頭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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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誠已出任“東南軍政長官”,特意乘軍艦從台灣來平潭視察,面令二李一定要拼死守住平潭。

李延年的“第六兵團”司令部隻是空殼子,連他本人在内還不滿十人,是以很識相地在一個叫觀音澳的小島上起夥,真正掌有部隊的實力派則是在縣城開衙的李天霞。

然而陳誠既然絕口不提讓李延年跟他同船去台灣,他也就隻好含糊其詞地允諾一起“死守”,結局自然是從蚌埠開始的一系列動作的慣性延續。

1949年9月16日,李延年同他的光杆“司令部”乘“鹜江号”輪船逃往馬祖島,在北芋塘停泊一夜後即開往台灣,而李天霞所乘的“天平号”因系直接由平潭赴台灣,要比他早一天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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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五為李延年)

李延年和李天霞一到台灣,立即被陳誠以“擅自撤退”罪名扣押。

據丁力之事後辯稱,當時是李天霞由縣城所在的海壇島逃至觀音澳,随後以該島地方太小、不便容納衆多軍部人員為由,堅請李延年和他的“司令部”轉移到停泊在港内的“鹜江号”輪船上,等李延年剛離開觀音澳,李天霞就帶着他的“軍部”毫無留戀地登上“天平輪”直航台灣了。

但是在随後舉行的軍法審判中,李天霞堅稱撤出平潭是奉了李延年的指令,李延年對此亦承認不諱。

與此同時,李延年的“兵團司令部”參謀長孫鳴玉也作為最重要的見證人,指證确實是李延年指令李天霞撤出平潭島的。

“罪名”落實,李延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李天霞則以同罪被判刑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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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過數年鐵窗生活的滋味後,李延年由其老上司蔣鼎文及擔任“澎湖防衛”司令官的山東老鄉劉安祺等人作保,以有病為由出獄就醫。

讓其大開眼界的是,“同案犯”李天霞已當上了“澎湖防衛”副司令官,而孫鳴玉一直在“陸軍總部戰計會”裡擔任委員……

國民黨兵敗大陸之際,逃往台灣的軍政大員成百上千,果真有幾個被以“擅自撤退”問罪加刑的?或許有一段史實能作參考:

1944年春夏,李延年指揮六個集團軍在潼關以東和日寇作戰,因其隻是集團軍總司令的實職,故特地向蔣介石請來可對師長級以下将領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随後果然失利,以“不戰而退”的罪名,将既是浙江籍又是黃埔系的雙料保險貨傅維藩師長處決于華陰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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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

此舉引起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的嚴重不滿,認為李延年隻服從蔣介石而目無直屬長官。

是以在李延年接受審判時,陳誠力主處以死刑,終因蔣介石念及李延年的反共前功,把他判了十年徒刑。

出獄後的李延年,并沒有否極泰來,而是開始了人生中最凄慘的日子。

抗戰時期,他把山東流亡的一個女學生畢小姐弄到軍部裡充譯電員,随後霸占為小老婆,一直帶到台灣。等到李延年出獄時,畢小姐早已和别人同居。

李延年身邊多年一直伴有兩個混蛋:副官處長李蔭堂和兵站總監朱功修,掌握了人事經濟大權,投其所好,專門為李延年搞錢搞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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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人都在背後稱這兩人為“費仲”、“尤渾”,把他們比作商纣王左右的兩個奸臣。

等李延年出獄後,這一對寶貨也早就帶上李的金條及貴重物品離台出走了。

李延年最終流落在台北鄉村裡,因謀生無門,生活極其困難,常以饅頭、鹽水、辣椒糊口,甚至淪落到向昔日部下乞讨、借錢的地步。

1974年11月17日,李延年在窮愁潦倒中死去,由跟随他多年的副官徐連三買了口棺材,草草收殓了事。這位反共悍将就這樣結束了凄涼悲催的下半生。

參考資料:《中國國民黨二百上将傳》(蘭州大學出版社)、《淮海大戰》(山西人民出版社)、《黃埔軍校将帥沉浮錄》(中國社會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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