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條線路雖起點不盡相同，但終點均為北韓半島西部的南陽灣地區，借由此三條線路，北韓半島西部成為華人跨海東渡遷入的主要地區。
在此背景之下，北韓半島西部毗鄰南陽灣的京畿道及忠清道等地逐漸形成大量移民城鎮，在當時中國與北韓半島交流往來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陽位于北韓半島西部沿海地區，擁有大量優質港灣，其西臨黃海，北近仁川，占盡經濟與政事上的天時地利。南陽在百濟時代稱“黨項城”，由此可推想其很久之前此地就是中國移民的聚集地。
至新羅統治此地時，在此特設海上貿易據點，使其成為北韓半島與中國貿易往來的重要根據地。
新羅景德王十六年南陽改稱“唐恩郡”，興德王四年在此地置唐城鎮，由此名稱也可以推想遷入此地的唐朝移民數量之多以及此地在唐羅往來中所造成的影響之大。
李穑《唐城引》中寫到“唐城岸海如華蓋，浦溆環之分内外”，足可見唐城發展之盛況。
當時的“唐八學士”又被稱為“南陽八學士”，一些不是以南陽為落腳點的移民者，如幸州殷氏、沃船陸氏等也被冠以“南陽學士”的稱呼，足可見南陽灣在當時中國和北韓移民曆史地理中的卓絕地位。
《東國輿地勝覽》對南陽文物名勝記載道：“世傳唐遣才士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名所居曰‘唐城’。”
雖然史籍史料對洪氏遷至北韓半島後居于何地記載不一，但其東遷的事實毋庸置疑，因為其後代子孫确實一直是居于南陽附近的，如其子文命封為唐城侯，葬于仁川；孫興夏，亦葬于仁川。
其家族在後來發展成宗族強大的南陽洪氏，是以洪天河到達北韓半島後遷入南陽的可能性最大。
至洪福源之父洪大宣這一代，洪氏家族的文才與風光似乎早已不再，洪家僅為戍守邊城的武将世家，洪福源之父洪大宣為北韓半島北部邊城麟州都領。
洪福源叛高麗降蒙古與其父洪大宣有着不小的聯系，洪氏家族依附蒙古的先驅者正是洪大宣。
元太祖十二年，契丹人六哥背叛耶律留哥和蒙古，率衆逃至高麗境内，據《元高麗紀事》所載：“太祖十二年丁醜九月，攻拔江東城池拒守。十三年戊寅，上遣哈隻吉、劄剌等領兵征之，高麗人洪大宣詣軍降，與哈隻吉等一同圍攻。”
這是洪氏家族與蒙古的首次接觸，也是洪氏家族投靠蒙古的濫觞。據《高麗史》記載：“高麗高宗五年，元遣哈真、劄剌攻契丹兵于江東城，大純迎降。十八年，撒禮塔大舉入侵，福源又迎降于軍。”通過這個“又”字我們可以推想出洪氏家族兩次投降并非巧合。
洪氏一族最早居住在北韓半島移民勢力最為強大的南陽地區，其家族發展旺盛。曾有祖先被封為唐城侯，由這個稱号我們也不難看出洪氏家族曾在南陽享有的卓越地位。
雖然後來由于戰争與政事等種種原因而家道中落，居住地也由經濟與政事地位較高的南陽地區遷至遠離權力中心的北部邊城麟州，但洪家的名氣與影響力仍然存在。
且與其他降将土生土長于北韓半島不同，洪福源本身是華人移民的後代，這些都是蒙古統治者在諸多投降将領中格外青睐重用洪福源的重要原因。
再加上洪福源之父洪大宣曾迎降蒙古，蒙古統治者自然對洪福源的信任相對較多，是以洪福源降蒙初期升任最快，掌握實權也較多，成為當時高麗降蒙将領中比較突出的存在。
入蒙前：時代背景與洪福源的政事命運
洪福源投降蒙古後，于蒙古助力頗多。元太宗窩闊台借高麗殺害蒙古使臣著古為由派遣撒裡塔出征高麗，逼迫高麗國王“遣其弟懷安公請降”。
由此可知，洪福源在此次戰役中貢獻不小，他不僅率領歸附他的群眾投降蒙古，還與蒙古大将合力攻打沒有降附的軍民，甚至還與蒙古将領一起迫使高麗統治者請降，可謂幫助蒙古統治者打開了征服高麗的大門。
在當時蒙古一心擴充版圖的時代背景下，洪福源們的行為正是其所需要的。
但這僅僅隻是一個開端，在之後二十餘年的時間裡，洪福源始終盡心竭力地幫助蒙古攻伐高麗，洪福源幾乎從未缺席過任何一次蒙古征讨高麗的戰争。諸如此類大大小小戰役洪福源均有參與，出力頗多。
元太宗四年，高麗降而複叛，殺盡蒙古在高麗設定的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洪福源沒有跟随高麗統治者逃入江華島，而是選擇召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
同年八月，撒裡塔率軍來讨，洪福源領其所部衆與撒裡塔合攻。後“撒禮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還，唯福源留屯”。
高麗統治者憤恨于洪福源的叛變，“劫大宣以東”，于是洪福源帶領其所召集的北界的群眾全部投奔蒙古并遷居内地，“處于遼陽、沈陽之間”。
洪福源所帶領這些城民成為蒙古高麗戰争時期投降蒙古遷居中國移民中數目最大的一批，洪福源也由此取得了管領歸附的高麗軍民的權力。
元太宗特賜其金符，命其繼續招降未依附的軍民，又降旨高麗百姓，“有執王元構難之人來朝者，與洪福源同于東京居之”，若大兵來攻，抗拒者死，投誠者生；來歸附的高麗民，令洪福源統領。
無論勢力多麼強大統治範圍多麼寬廣的征伐者，對于願意降伏于己并且願意遷居至自己所統治的領土上為自己的統治添磚加瓦的移民都是來之不拒的。
征伐者們發動戰争的目的無非是搶奪兩樣東西，一樣是土地資源，一樣是群眾勞動力。
洪福源投降蒙古較早，從戰争初期開始就跟随蒙軍四處征戰，幫助蒙古統治者占領高麗領土，高麗各地州縣大量淪陷于蒙軍之手背後都有洪福源的助力。
其次，洪福源是最早帶領高麗軍民投降的高麗将領。在其他降将還沒有聚集帶領群眾一同歸降的概念時，洪福源已經付諸行動，其投誠時都是帶領了或“四十城遺民”或“北界之衆”如此規模的群眾。
在當時蒙古征服高麗的大時代背景下，洪福源對蒙古的征服是做出了肉眼可見的貢獻，是以洪福源成為降将中為數不多的掌握實權者也是有其原因的。
在蒙古與高麗戰争中，洪福源助力甚多，也正是由于洪福源的幫助，對高麗造成較大困擾。降将之中洪福源所受诟病最多，《高麗史》甚至單獨為其立傳并将其歸為叛逆一類。
在蒙古方面，洪福源是降将中最受重用貢獻也相對最大的，但對于高麗來說，洪福源也是争議最大以及最受唾棄的，這也有其原因。
首先，洪福源率部叛高麗附蒙古，深得蒙古人器重。蒙古軍隊勢力強大，用兵兇猛，一向有拒者生，降者死的說法。
其他将領抵擋不住蒙軍的攻勢，又看到洪福源投降後所受到的待遇，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自然選擇投降蒙古。
是以從側面來說，洪福源的投降一定程度上促使其他高麗武将效法，如趙玄習、李元佑、李君式等，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高麗一方内部團結以及軍事力量等；
其次，洪福源在蒙古高麗戰争期間不斷參與大小戰争，其參與的戰争所涉及的州縣繁多。高麗北部地形複雜，多為山林，本為易守難攻之地。
但洪福源作為高麗人，深谙高麗地形險要之處，且洪福源作為将領，自是熟知高麗的戰略戰術以及軍事建制。蒙古軍隊本就兇猛異常，再加上洪福源作為參謀向導，更是無往不利。
《北韓史略》的編撰者曾曰：“自是兵陷州郡，皆福源導之。”在高麗統治者以及高麗人民眼中，洪福源的背叛所導緻的不利後果遠比其他降将更甚，他不僅僅自己是投降者。
也充當了蒙古高麗戰争中投降者們的先驅和領路人，還是導緻高麗北部人民大量流至中國的始作俑者，更是蒙古侵略者們的向導和急先鋒。
是以在當時高麗統治者以及未投降的群眾心中，洪福源成為了被唾罵與針對的降将的代表。
入蒙後：權力的争奪與洪福源的政事命運
洪福源入元後，大權在握，掌握戰争中降民和移民的管理權，一時風頭無兩。但好景不長，因種種原因最終被草草處死。洪福源身居高位且表面看來極得統治者信任，怎麼會如此草率地就被處死呢？
再加上其子洪茶丘此時随紮剌台大軍攻伐高麗，正得重用，故此時蒙古統治者不會刻意處死洪福源。在《高麗史》記載中，洪福源被殺的原因歸結起來有兩條：一是洪福源做巫蠱詛咒王綧一朝事發；
二是洪福源将高麗質子王綧比作犬，把王綧部下李鲷狀告其的行為歸于王綧頭上，并将此行為比作犬噬主，對王綧不敬。王綧的蒙古妻子為丈夫出頭，向蒙哥汗告發，洪福源是以被殺。
表面看來這解釋得通，因為在主奴關系極為嚴格的蒙古，以下犯上的罪名足夠被處死。
但洪福源畢竟有大功于蒙古，僅憑此就被處死說服力不夠。筆者認為，洪福源與王綧之間關于移民管領權的争奪，是洪福源被殺的關鍵。
太宗十三年，高麗派族子王綧到蒙古入質。質子，即人質，一般由王室子弟擔任，質子最早是由弱國向強國輸送，是用來取信于強國的手段。
後幾經發展，形成了“納質”制度。“納質”是國家間、民族間重要的外交政事手段之一，質子的行為代表了其國家或者民族的行為。
中央王朝一般都很重視對質子的培養訓練以及對質子的政事态度，以更好地發揮質子在兩國往來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央王朝對待質子一般都要遵循恩威并施原則，采取多種手段使其自覺維護雙方的宗藩關系。
中央王朝采取的聯合措施主要包括賜予質子金銀珠寶等貴重财物，部分身份特殊的質子或者需要在中原王朝停留時間較久的質子，皇帝還會賜予其宅院令其居住，用厚賞财物土地的方式來聯合質子及其後代；
論功行賞，加官進爵，賜予質子較大的權力以及授予其相關職位使其樹立有關中央王朝的榮辱觀和對中央王朝的責任感，此外還給質子賜名、賜姓、賜号，以增加其自豪之心；
讓質子接受中央王朝教育，從情感上、思想上增加對中央王朝的政事認同；中原王朝将宗室女甚至公主許配給質子，以鞏固中原王朝與藩屬國的宗藩關系。
此外，質子是以臣子的身份來至中原王朝，中央王朝也會采取警示威懾手段使質子産生畏懼，進而鞏固質子與藩屬國的對中央王朝的忠誠。
起初，王綧寓居洪福源處，洪福源“待之甚厚”，然“久之生釁”。高麗質子入蒙後産生了一個沖突性問題，質子入蒙後，原來由洪福源享有管領移民權力是否應由質子接管？
這是牽扯到王、洪雙方利益争奪乃蒙古高麗雙方至藩屬關系的重大問題。蒙古很快給出了答案。
蒙哥汗三年，“高麗權臣高令公叛，憲宗命耶虎大王東征，綧奉旨為使講和，仍鎮守其地，時高麗人戶新附者，就命綧總之”。
這顯然改變了蒙古此前确立的由洪福源管領高麗移民的政策，道出了洪福源與王綧生釁的關鍵。
洪福源自投降蒙古初期就被授以實權，這不僅是因為其在戰争中沖鋒陷陣，身先士卒，也是由于其在投降過程中裹挾大批群眾遷移，得到了蒙古當權者的極大信任，并授予其管領移民的權力。
洪福源在獲得這項權力後幾乎成為除蒙古當權者之外管領高麗移民的最高統治者，同時也代表了他所受到的信任和恩寵。
王綧入蒙後，洪福源最先對其十分友好，這似乎是由于王綧乃是故地之人，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起初王綧對其權力沒有威脅，洪福源甚至可以把他當做臣子來看待。
但當蒙古統治者把高麗新附者的管領權授予王綧時，情況便大為不同，洪福源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威脅，是以才有了此後洪福源将王綧比作犬等一系列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