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究竟能幫你多少？——關于目的論和可選擇性的錯覺

知識型社會總是會對複雜的衍生工具做出獎勵，但從來不對簡單的頭腦做出懲罰。才華橫溢的人們隻會去專注于那些了不起的大議題，就算他們解決了明顯和瑣碎的問題、哪怕解決這些問題能對現實生活起到關鍵助益，比如發明晾衣杆和癢癢撓，也很可能一無所「獲」。想象一下，一個著作等身的學者、連說夢話都是專業術語，卻因為踩着椅子晾衣服而摔斷了腳脖子，這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呢。

政府、高校在推動創新和發現方面的貢獻非常少，原因除了他們盲目的理性主義外，更有，他們總是喜歡去尋找那些複雜的、聳人聽聞的、有新聞報道價值的，或者被認為宏偉的東西，卻很少關注晾衣杆和癢癢撓。簡單這事兒很難給人戴上桂冠.

反之，一項發現或者一個道理，越是簡單和明顯，越不容易經由複雜的方法将它弄明白，隻能通過實踐去揭示它的意義。晾衣杆對偉大學者來說就是個嘲諷。于今為止仍有很多簡單平凡的啟發法就站在那裡嘲笑我們。

換個思路想問題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對于有一定身份的專業人士來說。越是專業性強的人越會缺乏冒險的精神，因為他們懼怕改變會危及到自己的工作和聲譽。

關于知識的因果錯覺

知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你在學校裡學到的那些、能在考試中用來獲得分數的東西，它可以寫文章、可以在事後做解釋、可以學術化、理論化、官僚化、國家化、形式化或者理性化，也是可證的。另一種屬于很難用語言表達的做事方式（也稱為否定法），但我們确确實實在身體力行，而且做得很好。

理性主義讓人們高估了第一種知識，即學術在人類事物中的必要性和現實作用，學位和頭銜非常亮眼，它能讓你在社會中擁有足夠程度的地位。同時人們也低估了第二種知識的價值，就是那些無法成文的、更為直覺式的，或者依賴于經驗的東西。這兩種知識有時還會互相沖突，第一種會用繁雜的推演公式和名人名言來告訴你第二種是錯的。李世石或許可以寫下重量級棋譜，但他寫不出的是，自己臨場對戰時對對手心态的捕捉技巧，這來自于長期磨練出的經驗，已進入潛意識，無法言傳，精準的預判在戰役中占據絕高的優勢，絲毫不遜那本棋譜。

事實上，有些時候可以解釋的知識（叙述性知識）在真實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你很可能一直認為理論是重要的根基，所有技能、思想都來自于書籍和推理，卻不知它們中的很多實際上是通過反脆弱性的實踐獲得的——可選擇性驅動的自由探索和試錯法，也或者是自然生産出來的（來自人類生存的本能）。

這不是狂妄，并且一點都不好笑。想起一個故事：一群擁有超長頭銜的神聖級學者給鳥類上課，教它們如何飛翔。學者們通過複雜的論述，列出了很多方程式，然後鳥果然飛起來了——完美的實踐驗證啊。學者們趕緊寫下了很多論文報告、著書立說，來記錄鳥們是聽了他們的理論飛起來的。學者們會是以赢得學術獎和值得驕傲的聲譽。

但鳥們寫不出學術論文，人們也得不到鳥的證詞，于是不會去讨論如果鳥沒有這些理論「做根基」到底能不能飛起來，這個問題。以及有多少鳥的飛行不需要學術界的援助。

理論在先、實踐在後——你剛才已經認可了的順序，那就不要笑。好吧，你一樣不認為理論能說服鳥去飛行。但如果把上面的「鳥」換成「人」，說人類之是以會做事是學者授課的結果、把行動力歸功于理論，你會覺得沒問題呢？難道隻因為人類有語言功能嗎？

有句話忘了誰說的了：「學生很聰明，但受到稱贊的卻是老師」。有些關乎貢獻的錯覺來自于證明謬誤——曆史是屬于那些會寫曆史的人，這已經很可悲了，更糟糕的是，會寫字的人雖然提供了證明性事實（行得通的東西），卻忽略的那些行不通的東西，這就形成了第二種偏見。比如，定向研究會告訴你在援助下哪些項目能成功，但不會告訴你的是，哪些不能成功，于是便助長了一種援助項目比随機項目更有效的錯覺。政治家在此處跟學術界很相似，拼命的告訴你他們做了什麼，以顯示其自身的重要性。

目的論和可選擇性之間的差別

純叙述性知識的弊端有多種，比如它在變化面前會顯得極其脆弱、用牽強的理由解釋過去、帶來目的論的行動、是認識性的，并由認識産生逃避風險的假性安逸；可選擇性的自由探索則不會懼怕變化，它能馴服不确定性，它是機會主義的行動，雖然不能給你帶來十足的安逸，但能獲得曆險的刺激。

這不意味着自由探索和試錯法就不需要叙述，它隻是不會過多依賴于叙述來證明自己——叙述不屬于認知論範疇，而是工具和手段。知識分子有點太過看重自己了，認為自己的想法很重要，這是件危險的事。卡爾·波佩爾稱之為進化認知倫的東西說的是經驗法的傳承，這種進化不是關于思想之間的競争，而是基于這些思想的人和系統之間的競争。

查下字典——什麼是技能，它被定義為「科學知識在實踐項目中的應用」。這讓我們相信，知識主要、甚至完全是從高高在上頂着很多頭銜的學界，流向下層的實踐（被認為是不學無術的執行者）。知識的産生流程被描述為：基礎研究産生出科學知識，繼而又産生出技術，後者進入實際應用。不否定它的正确性，它長期被高調宣傳，但它隻能在某些非常狹窄的領域表現明顯，比如原子彈制造、火星探測。但在大多數領域，并沒有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它是正确的。

學術的确有可能推動科學和技術發展，反過來推動實踐，但它卻是在無意識的、非技術的方式下進行的。換句話說就是，上述的所謂定向研究，有可能隻是一種假象。随機的反脆弱性的冒險在促進創新和增長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教科書會掩蓋這個事實。

絕不是說高等院校生産不出知識，别誤會，這裡指的是，它們的作用被過分誇大了，學校成員似乎僅憑膚淺的印象、利用我們的親信建立起了錯誤的因果關系。

一個叫做副現象的因果錯覺

給鳥類開設飛行訓練課，并認為這些課程是鳥類具有精湛飛行技藝的原因，這屬于一種被稱之為「副現象」的因果錯覺。在一個副現象裡，如果你看到了A的同時通常都能看到B，那麼你可能會認為是A引起了B，或者B導緻了A。這取決于文化架構或者媒體記者在當時認為哪種解釋更合理。這類糊塗賬比比皆是。

其實你很容易會陷入副現象，尤其是栖身于新聞驅動的文化中時。

你可能不會因為隻看到長頭發就認為是個女人，也不會僅因為一個人戴上了領帶就認其為名流，那就不要笑話長頭發和領帶了。

人們很容易掉進一個陷阱：副現象引發社會行為，事後又為行為尋找合理化的解釋。獨裁者會認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替代方法被隐藏住了，人們很難看到。極權政府最擅長的強行幹預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巨大傷害，但仍有很多人認為嚴加監管和所謂頂層設計是有效的。

副現象的真面目

曾經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格蘭傑的方法是科學哲學家可以用來建立因果關系的嚴謹的科學技術，利用它通過觀察事物的順序便能推斷出所謂的格蘭傑因果。在有副現象的時候，你最終看到的是A和B在一起，但如果通過考慮順序來優化分析方法，進而引入一個時間次元——A和B誰先發生——并分析證據，那麼你就會能看到A是否會造成B。但做為叙述性知識它是有限的，若以其為根本仍會犯錯。

格蘭傑還提出過研究差異的構想，也就是說研究A和B的變化，而不僅僅是A和B的目前狀态。這個方法不一定能說服人相信A造成B，但肯定可以揭露假的因果關系，至少指明事件順序的證據不足。

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差別恰恰在于對事件的洞察，并在記憶中保留那種順序。如果生活是先前的，記憶是向後的，那麼書籍會加劇這個效果——記憶、學習能力和本能都有内含的順序。這是叔本華的觀察。毫無親身經曆的人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顧過去，往往會在因果上産生錯覺，主要是打亂了事件本身的順序。現實生活中雖然有很多偏見，倒也不至于像曆史記錄中那麼多的颠倒和扭曲。

一個未來的作者讀了一本現在的書，會去尋找書中觀念的來源，然後據此發展出自己的理論，就像人人都需要先讀書才能有想法，卻不曾想過或許應該反過來——人們正在努力尋找支援自己想法的書。理論能為你提供多大的幫助，要看你如何去擷取了。網際網路時代這個問題更為嚴重，關系網是認同者的彙集，是認同在先彙聚在後，後者加強前者，而不是反過來，或許網際網路不是個提升自身的絕佳場域，同時它還是叙述性知識的自助餐盛宴，于是也很可能成為脆弱性的滋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