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 嬗變、動因及啟示

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

嬗變、動因及啟示

王均松 肖維青 崔啟亮

(西北工業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摘要

人工智能時代，翻譯技術的突飛猛進極大推動了翻譯行業的發展，翻譯模式也随之發生深刻的變革。本文首先梳理了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嬗變曆程，即計算機輔助翻譯—機器翻譯譯後編輯—互動式機器翻譯，然後從語言服務需求、技術創新和人文社會因素三個方面探讨了翻譯模式嬗變的發展動因，并提出建立人機和諧共生生态系統，推動人本理念為核心的技術創新，重視翻譯資料安全和技術倫理，提升譯員技術能力與人文素養的建議。

關鍵詞：翻譯模式：嬗變：計算機輔助翻譯：譯後編輯：互動式機器翻譯

01、引言

進入 21 世紀，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人工智能(AI)時代，自然語言處理、模式識别、機器學習、視覺感覺等新技術呈爆發式增長，日益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極大推動了翻譯行業的發展，催生了翻譯記憶、術語管理、神經網絡機器翻譯等一大批新技術，引發了翻譯生産模式的劃時代變革。傳統的純人工翻譯模式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行業和市場需求，而以技術驅動為核心的翻譯模式逐漸為行業所接受和認可，并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應用。翻譯模式的巨大變革颠覆了人們對翻譯行業的傳統認知，同時為翻譯行業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嬗變形态有哪些? 其背後的發展動因是什麼? 翻譯模式嬗變對翻譯行業發展和翻譯教學有什麼啟示? 對這些問題的探索與解答不僅有助于翻譯模式的理論建構，同時對翻譯行業發展以及翻譯實踐也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引領作用。

02、國内外研究現狀

翻譯學研究中，模式是一個應用十分廣泛，但又很難界定的概念。學界在使用“翻譯模式”這一術語時常常出現指稱對象不明确、不統一的現象。總體來看，國内外關于翻譯模式的研究大緻可歸納為以下四類:

2.1 以政策方法為核心的翻譯模式研究

在早期翻譯理論研究中，翻譯模式主要指基于翻譯實踐形成的政策、方法方面的理論總結。圍繞這類翻譯模式的研究包括翻譯政策或方法分類，如歸化翻譯模式和異化翻譯模式( Venuti， 1995)、交際翻譯模式和語義翻譯模式( Newmark， 2001)：針對特定研究對象的翻譯方法和政策，如本源概念翻譯模式(袁豔玲， 戈玲玲， 2019)、隐喻翻譯模式(文炳， 王斌華， 2021)、 文學翻譯模式 (呂世生， 2013)：以及針對特定譯者的翻譯政策研究，如魯迅的翻譯模式(王友貴， 2003)、葛浩文的翻譯模式(劉雲虹，許鈞， 2014)等。上述這些模式研究的焦點或核心是翻譯過程中使用的政策或方法，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對翻譯實踐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2 以認知過程為核心的翻譯模式研究

以翻譯過程為核心的翻譯模式主要對翻譯過程或譯者認知思維過程進行程式化的描述。研究者以某種學科理論為基礎，通常采用流程圖和其他圖式方法将翻譯的某些過程和關系圖式化。比如，Nida & Taber(1969)基于轉換生成理論提出的“分析 -轉換 -重構 -檢測”四階段翻譯模式：Bell(1991)以認知心理學、資訊加工理論等為基礎提出的“以語義表征為雙語轉換中介”的翻譯過程模式：Gutt(2004) 結合關聯理論提出的“關聯翻譯模式”等。相比以翻譯政策為核心的翻譯模式，此類翻譯模式關注的是翻譯過程和譯者認知思維，更加接近翻譯活動的本質，有助于揭示譯者大腦黑匣子的工作機制。

2.3 以組織形式為核心的翻譯模式研究

翻譯組織形式是指在多人參與的翻譯項目或任務中，參與者之間的合作方式或組織形态。這種翻譯模式的典型代表為合作翻譯，即翻譯活動的參與者通過合作完成某項翻譯任務，如佛經翻譯中的“口述筆譯”模式(傅良瑜， 2005)、學術外譯中的“對話合作”模式(王姗姗 等， 2020)等。另外，随着現代通信和資訊技術的發展，由網絡使用者從發包方認領翻譯任務的“衆包翻譯” 模式(胡安江， 2017)日益興起，并成為翻譯研究的一個熱點話題。上述模式研究以翻譯組織形式為核心，重點關注譯者主體間的合作形式，反映了翻譯活動多樣化的組織實踐形态。

2.4 以技術手段為核心的翻譯模式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翻譯技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并在翻譯實踐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在此背景下，以翻譯技術為核心的模式研究日益興起，引發廣泛關注。早期的翻譯模式研究主要聚焦于計算機輔助翻譯(CAT)，後期逐漸拓展至機器翻譯譯後編輯(MTPE)和互動式機器翻譯(IMT)。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各種模式的描述介紹(Bowker， 2002：崔啟亮， 2014：孔令然，崔啟亮，2018：黃國平， 2017)，在實踐和教學中的具體應用(張政， 張少哲， 2012：Knowles et al. 2019)，以及不同模式之間效率、品質對比(Underwood et al. 2014：王湘玲，王婷婷， 2019)。目前，基于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研究已成為翻譯研究的熱點話題之一，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态勢。

綜上，國内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圍繞翻譯模式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對翻譯模式的理論建構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中，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前期研究大多從微觀層面入手，研究内容局限于某種翻譯模式的介紹、應用，或不同模式的翻譯效率或譯文品質對比。迄今為止，鮮有研究者從宏觀角度考察技術驅動下翻譯模式的形态嬗變及其背後的發展動因，尚未清晰地勾勒出這種新興模式的發展全貌。

鑒于此，本文将首先介紹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形态嬗變，然後進一步分析其發展動因，并探讨翻譯模式變革對翻譯行業、翻譯教學以及譯員教育訓練的啟示。

03、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嬗變過程

人工智能時代，翻譯技術的創新引發了翻譯實踐模式的颠覆性變革。翻譯技術是指翻譯實踐、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應用的軟體、工具、設施、環境、技巧等的集合，主要包括“計算機輔助翻譯技術”(如翻譯記憶、術語管理、品質保證)、“機器翻譯技術”(如統計機器翻譯、神經網絡機器翻譯)、“翻譯管理技術”(如流程管理、語言資産管理)三大類。總體來看，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主要經曆了以下嬗變過程:

3.1 從人工翻譯到計算機輔助翻譯

數千年來以來，人工翻譯一直是翻譯的主流模式。直到 20 世紀下半葉，國際交流日益加深和拓展，翻譯需求呈爆發性增長，傳統的手工翻譯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行業需求。另外，彼時軟體本地化翻譯需求持續增長，由于軟體采用持續疊代更新的開發模式，每次更新後的翻譯文本與前一版本相比具有較高的重複率，對譯文重用的需求持續增長。随着計算機技術的進步，人們開始嘗試使用各種軟體和工具來輔助翻譯。在這種背景下，計算機輔助翻譯(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簡稱 CAT)應運而生。計算機輔助翻譯不同于機器翻譯，它不依賴于計算機的自動翻譯，而是譯員在翻譯軟體或工具的輔助下開展翻譯。計算機輔助翻譯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90 年代，自瑞士 STAR(思拓)公司1991 年面向市場釋出第一款計算機輔助翻譯商業工具 Transit之後，各種機輔翻譯軟體和工具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并在行業中得到廣泛應用。目前， 主流的計算機輔助翻譯軟體或平台包括 Trados、memo Q、Déjàvu、Wodfast、YiCAT 等，其核心技術是翻譯記憶( Translation Memory， TM) 和術語管理(Term Base，TB)。翻譯記憶可以為譯員完成當下的翻譯任務提供借鑒和參考，實作平行語料資源共享與譯文重複利用。相較于傳統的人工翻譯，計算機輔助翻譯極大地降低了譯員時間和精力的投入， 不僅可以顯著地提高翻譯效率，而且還可以保證譯文風格的統一以及術語使用的一緻性。雖然計算機輔助翻譯将譯員從繁重的手工翻譯中解放出來， 但是其自動化、智能化程度并不高，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模式來提高其生産效率。

3.2 從計算機輔助翻譯到機器翻譯譯後編輯

繼計算機輔助翻譯之後，機器翻譯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尤其是 2016 年谷歌公司推出神經網絡機器翻譯(NMT)引擎以來，機器翻譯譯文的高可用性逐漸被行業接受和認可，日益受到青睐。但機器自動翻譯輸出的譯文遠不能滿足高品質的實際需求， 必須進行人工編輯以提升譯文品質，進而催生了一種新的翻譯模式— — —機器翻譯譯後編輯(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簡稱 MTPE)。

機器翻譯譯後編輯是指通過人工和部分自動化方式增強機器翻譯的輸出，以滿足特定品質目标的過程。(DePalma， 2014)換言之，譯後編輯是對機器翻譯的初始譯文進行編輯、修改和加工的過程。根據翻譯目的、客戶需求、機器翻譯産出品質等因素， 譯員可以采取輕度譯後編輯( Light post-editing)和深度譯後編輯(Full post-editing)兩種政策。相比于計算機輔助翻譯，機器翻譯譯後編輯在生産效率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得益于高品質的機譯産出， 譯員可以在較短時間内完成翻譯任務或項目，尤其是對于大批量、低成本的翻譯項目來說，譯後編輯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已然成為翻譯新業态”(李梅， 2021:93)。然而，在行業實踐中，譯後編輯模式仍然面臨諸多現實挑戰。目前機器翻譯的譯文品質還遠遠不能滿足終端客戶的需求，如果機譯産出品質太差，那麼修改錯漏百出的譯文将耗費譯員更多的時間和精力。(O’ Brien，2014)另外，由于譯後編輯嚴重依賴機器翻譯，譯員隻能基于機器翻譯産出的譯文進行編輯，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初始譯文的影響，導緻出現不同程度的“機器翻譯腔”。

3.3 從機器翻譯譯後編輯到互動式機器翻譯

近年來，随着大資料和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發展，尤其是深度學習技術的進步，機器翻譯技術取得了新進展。互動式機器翻譯( Interactive Machine Translation， 簡稱 IMT)的出現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并在行業中得到初步的應用。

互動式機器翻譯的概念最早由 Church & Hovy (1993)提出，其核心理念是通過譯員與機器翻譯引擎之間的互動作用，實作人工翻譯準确性與機器翻譯高效性的有機統一。目前，互動式機器翻譯系統并不多見，主要有國外開發的 CASMACAT、Lilt 以及國内騰訊公司自主研發的 TranSmart平台、甲骨易公司開發的 LanguageX翻譯平台。互動式機器翻譯的主要優勢在于互動性，其核心是線上自适應技術(Online Adaptation)。在翻譯過程中，系統會根據譯員已經翻譯的部分自動預測即将翻譯的内容，并動态生成後續譯文以供參考。譯員可以接受系統提供的譯文，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修改或提出新的譯法。系統會将每一次輸入作為回報進行“學習”并實時做出調整和更新，這個互動過程會一直持續到翻譯任務完成。這不僅可以提高翻譯的品質，也能避免譯後編輯過程中譯員因重複糾正相同的錯誤而産生挫敗感。盡管目前互動式機器翻譯系統仍處于原型階段，但随着機器翻譯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基于深度學習的自适應技術的發展，“互動式機器翻譯有望成為人工翻譯的候選項之一”(黃國平， 2017:21)。

綜上，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經曆了由計算機輔助翻譯到機器翻譯譯後編輯，再到互動式機器翻譯的嬗變曆程。每種翻譯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并在前期模式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創新，在智能化程度、譯者主體性和人機互動能力方面，呈現出一些典型的特征，如表 1 所示。

首先，翻譯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從表 1 可見， 早期的計算機輔助翻譯技術複雜度相對較低，主要依靠翻譯記憶技術(即雙語平行語料庫)。相比之下，譯後編輯模式下，譯者調用的機器翻譯引擎技術就複雜得多，需要強大的人工智能和深度學習技術作為依托。而互動式機器翻譯在前者的基礎上引入了更為先進的自适應技術，進一步提升了系統的智能性和互動性。可見，随着翻譯模式的不斷發展，翻譯的自動化、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技術對翻譯效率和品質的貢獻作用也越來越大。

其次，譯者主體性有所削弱下降。在計算機輔助翻譯模式下，盡管各種工具和軟體在翻譯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隻是一種輔助功能，大部分翻譯工作仍然由譯員完成，譯員是翻譯活動的主導。然而，在機器翻譯譯後編輯和互動式機器翻譯中，大部分工作由機器翻譯完成，譯員隻是在系統産出譯文之後進行修改和加工，主動性和創造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雖然互動式機器翻譯有意識地提高了人在譯後修改過程中的參與度，但是譯者主體性仍然無法得到充分的彰顯。

最後，人機互動的程度不斷增強。在計算機輔助翻譯和譯後編輯兩種模式下，人機之間的互動程度較弱。譯員隻能在翻譯記憶的基礎上完善譯文或對機器翻譯産出的靜态譯文進行加工和修改，無法得到及時的回報和調整。而在互動式機器翻譯模式下，譯員可以得到機器翻譯系統的即時回報并進行動态調整，修改調整又會被存儲到翻譯記憶中用于後文的翻譯，這種人機互動會持續到翻譯任務完成， 被認為是“目前和未來職業翻譯的主流翻譯模式”(王華樹， 2020:85)。在互動式機器翻譯模式下，機器的效率和譯者的主動性都能得到提升，二者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04、技術驅動翻譯模式的嬗變動因

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嬗變是人工智能時代翻譯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探究其背後的發展動因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翻譯模式的認知和了解，而且對于行業發展、技術創新和譯員教育訓練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下文将從語言服務需求、技術工具創新、人文社會因素三個方面分析其嬗變動因。

4.1 語言服務需求是翻譯模式嬗變的根本因素

語言服務需求變化是推動翻譯模式嬗變的根本性原因。一方面，随着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序的加快， 語言服務的需求量急劇增長，翻譯的速度和效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據國際權威調查機構 CSA Research的調查，2008 年全球語言服務産值僅為 140 億美元，2022 年達到了 520. 1 億美元。急速增長的翻譯需求給傳統的翻譯行業帶來了挑戰，僅憑人力和簡單組織很難完成如此巨大的翻譯量。而引入翻譯技術來提高生産效率可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理想方案。另一方面，翻譯對象的變化也推動了翻譯模式的變革。随着數字化時代的來臨，“翻譯的對象除了傳統的紙質文本外，還湧現出了形形色色的涵蓋文字、圖檔、聲音、影像等多種形式符号的網狀文本”(謝天振， 2015: 14)，例如 INDD、XML、YML、JSON等檔案。如果沒有翻譯技術工具的支援，譯者無法通路需要翻譯的檔案，也就無法開始這些文本項目的翻譯。這在很大程度上倒逼翻譯行業必須不斷更新技術工具、革新翻譯模式，以滿足不斷變化的行業和市場需求。另外，随着語言服務需求向多語種、規模化和高品質方向發展，翻譯模式逐漸從個人翻譯向團隊協同翻譯轉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強項目管理溝通與協調，進行分工協作，共享項目資訊等。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各種雲翻譯平台(如Phrase、YiCAT、譯馬網)的出現。

4.2 技術創新是推動翻譯模式嬗變的直接動力

翻譯技術的創新為翻譯模式變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推動力。從根本上來說，翻譯技術是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發展的産物，其基礎是軟體技術、網際網路技術和大資料技術。它伴随着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 不斷疊代更新，為翻譯模式嬗變提供了直接動力。

縱觀曆史長河，人類每一次重大社會變革都與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息息相關。過去 30 年，改變翻譯生産方式的颠覆性技術不斷湧現，對傳統手工翻譯模式産生了巨大沖擊。20 世紀 90 年代，日益成熟的語料庫技術催生了基于翻譯記憶的計算機輔助翻譯軟體和平台，計算機輔助翻譯模式逐漸成為翻譯行業的主流。日新月異的機器翻譯技術，尤其是 2016 年神經網絡機器翻譯技術的出現，打破了計算機輔助翻譯一統天下的局面， 機器翻譯譯後編輯由幕後走向台前。近年來，基于深度學習的自适應技術為翻譯行業的變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人機互動的理念逐漸得到行業的認可和接受，“人機共譯”的翻譯模式也從理想變為現實。2022 年以 Chatgpt 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的釋出，加速了互動式機器翻譯模式的應用。由此可見，每一次翻譯模式的變革都與翻譯技術的創新與發展密不可分。

4.3 人文社會因素是翻譯模式嬗變的調節器

人文社會因素在翻譯模式的變革中也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随着技術工具在翻譯過程中的廣泛應用，翻譯效率得到極大的提升，顯現出巨大的生産力。在驚歎技術進步的同時，人們往往過分強調速度和效率，沉迷于技術的應用，而忽略了翻譯活動的人文性和社會性。這種“技術至上”的思潮推動了計算機輔助翻譯、機器翻譯譯後編輯等新模式的應用，但同時也造成人們對機器和工具的過度依賴。然而，翻譯從本質上來看是一項兼具人文性與社會性的交際活動，人在其中扮演着絕對主導的作用，隻有充分發揮人類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夠合理運用和駕馭各種工具和技術，實作知識和價值傳遞的目标，而不是為工具或技術所奴役。随着價值理性的回歸，學界開始對翻譯技術及其衍生的翻譯模式進行批判性反思，注重探索翻譯活動中的社會文化因素，逐漸向“以人為本”的理念靠攏。在價值理性的指導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試圖重建譯者的主體性，出現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融合趨勢”(李彥，肖維青， 2018:1)，互動式機器翻譯模式就是在這一思潮的推動下逐漸萌芽和發展起來。

05、技術驅動翻譯模式嬗變的啟示

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變革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語言服務行業的發展，同時也對翻譯技術創新、翻譯教學與教育訓練帶來機遇與挑戰。基于前述分析，本文提出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建設，以推動翻譯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5.1 建立人機和諧共生的生态系統

面對日新月異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語言服務行業要順應時代潮流，引領翻譯技術和生産模式的發展，建立人與機器和諧共生的翻譯生态系統。在這一生态系統中，譯員和機器不是競争或取代的關系，而是互相支撐、系統并進，最終實作人類與機器的密切耦合。要實作這一目标，必須強化人與機器的互動，引導人機關系向着共生的方向發展。通過人機互動，機器可以更好地适應人的操控能力、感覺能力和認知能力，提供靈活、個性化的服務：而譯員借助智能化的翻譯技術或機器引擎可以充分發揮其主動性和創造力，進而提升翻譯效率和翻譯品質。Davenport & Kirby(2016)曾前瞻性地指出，技術思維與人類智慧相結合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人類和機器能否和諧共生關鍵在于我們的選擇。

5.2 推動人本理念為核心的技術創新

随着人工智能技術在翻譯領域的廣泛應用，一些問題和不足逐漸暴露出來， 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很多設計沒有充分考慮“人”的因素。目前，互動式機器翻譯的自适應技術充分利用人機互動帶來的資訊增強翻譯模型的效果，起到了很好的引領和示範作用。然而，目前人機互動技術還不成熟，有待完善。比如， 互動式機翻系統仍然采用傳統的左右互動方案，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翻譯的效率。(黃國平， 2017)推動翻譯技術的完善和進步不能完全依賴于先進的計算模型，還需要充分挖掘人機互動得到的資訊去增強翻譯能力，“對其研發者和使用者提供人文關懷和倫理指導，以推進機器翻譯深度開發和跨學科發展”(王贇，張政， 2022: 112)。這需要行業使用者為翻譯技術軟體和系統的開發者提供支援和回報，引領翻譯技術的發展，而不是被技術牽着鼻子走。在未來，人機互動、互相學習将成為機器翻譯技術甚至是人工智能技術進步的關鍵。

5.3 重視翻譯資料安全和技術職業倫理

随着技術驅動的翻譯生産模式不斷拓展和延伸，翻譯活動中的資料安全和職業倫理問題也日益凸顯。一方面，基于網際網路的翻譯技術、雲平台的使用大幅提升了翻譯的産出效率，但同時也存在資料安全的隐患。例如，使用者存儲在雲端伺服器的術語庫和翻譯記憶庫可能會被黑客、病毒攻擊，導緻資料洩露：而使用線上機器翻譯也存在個人隐私洩露的風險，因為機器翻譯服務商可能會利用使用者的真實翻譯語料進行機器學習和訓練。(王華樹，劉世界， 2022)是以，保障翻譯資料安全刻不容緩。另一方面，翻譯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濫用翻譯技術會對語言服務行業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在機器翻譯譯後編輯中，如果不對機器翻譯譯文進行嚴謹、專業的譯後審校，會造成譯文品質下降，有損于翻譯工作者的職業形象，也可能給讀者帶來閱讀障礙。為此，必須重視培養譯者的職業倫理教育訓練，加強對譯者的技術倫理限制。2019 年，中國翻譯協會釋出的《譯員職業道德準則與行為規範》可以在這方面發揮良好的引導效用。

5.4 注重譯員技術能力與人文素養雙提升

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變革給翻譯教學和譯員教育訓練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傳統教學模式下培養出的畢業生很難适應目前瞬息萬變的翻譯行業。為了适應目前翻譯技術和行業發展的需要，必須改革現有教學體系，增設翻譯技術類課程，提高學生的翻譯技術能力。然而，翻譯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語言轉換，而是兼具社會性、文化性、符号轉換性、創造性和曆史性的跨文化交際活動。(許鈞， 2003)這意味着一名合格的譯者不僅需要紮實的雙語功底，還需要廣博的文化知識、豐富的情感和想象力等。如果一味注重技術能力的發展，而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養，那麼譯者可能“面臨着被‘機器化’的風險，慢慢淪為語言流水線上的勞工”(王華樹， 劉世界， 2021:89)。在未來的翻譯教學中，既要培養學生技術能力，同時也要大力提升他們的人文素養，注重培養審美、探究、邏輯思維能力，激發自主性與創造性。

06、結語

人工智能時代，翻譯技術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技術驅動翻譯産業和模式變革符合發展語言智能的國家戰略，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本研究對技術驅動的翻譯模式嬗變分析發現，目前翻譯模式智能化、自動化的趨勢愈加明顯，而譯員對技術的依賴也與日俱增，主體性和創造性有所削弱和下降。但這并不意味着二者截然對立、不可調和，而是彼此聯系、互相依存的沖突統一體。在未來，實作二者和諧發展的關鍵在于推動人機互動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一方面，翻譯技術開發要注重以人為本，增強人機互動，激發譯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 譯員要保持客觀理性的認識，積極接納和引導翻譯技術的發展，推動人與機器互相依存、共轭共生的理想成為現實。

參考文獻略，歡迎查閱《上海翻譯》2023年第4期原文。

特别說明：本文發表于《上海翻譯》2023年第4期，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權請背景聯系小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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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來源：上海翻譯

轉載編輯：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