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2月17日，布魯諾在羅馬鮮花廣場被宗教裁判所執行火刑。他在臨刑前說，“你們宣讀判決時的恐懼，比我接受判決時還要大得多”,随後他的舌頭被鉗子夾住（見[美]羅伯特·韋斯特曼：《哥白尼問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783頁）。
在布魯諾被處決處豎立的他的紀念碑
在世界各國的中國小教科書中，經常有布魯諾受刑是因為他捍衛哥白尼“日心說”的說法，但這種說法受到布魯門伯格《現代的正當性》（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5，以下簡稱LMA）和《哥白尼世界的形成》（Hans Blumenberg,The Genesis of the Copernican World, MIT Press, 1987，以下簡稱GCW）兩書的挑戰。拙文《現代精神是靈知主義還是對它的第二次克服？沃格林和布魯門伯格關于現代性的争論》可以算作對布魯門伯格“現代性”理論的述評之一，而本文則可視為對布氏“現代性”理論的述評之二。
布魯門伯格并非第一個提出支援哥白尼不是布魯諾受刑的直接原因的學者。在他之前，至少法國科學史家米歇爾（Paul-Henry Michel）已經根據1940年重新發現的梵蒂岡答案（包括布魯諾在威尼斯和羅馬的八年關押期間的十七次庭審記錄和他受刑第二天的公告），指出了這一點（Paul-Henry Michel, The Cosmology of Giordano Bruno,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8）。布魯門伯格的布魯諾研究的意義，在于他通過對布魯諾和庫薩的尼古拉的比較，提出了他的“現代的門檻”的說法，這是他的“現代性”理論的重要方面。
布魯諾和阿奎那跨時三百年的“同鄉同校”關系
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出生于今日意大利那不勒斯（當時在西班牙治下）附近的小城諾拉（Nola）。十七歲時，他進入當地的聖·多米尼克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 Domenico）學習。有趣的是，他的同鄉，基督教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三百年前也曾在這家修道院學習并于去世後葬在這裡。
阿奎那的房間，右側是十三世紀的耶稣受難圖，據說這幅畫曾與阿奎那交談過。
布魯諾和阿奎那不僅有跨時三百年的“同鄉同校”的關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學說都和1277年“巴黎大譴責”有關。我在《現代精神是靈知主義還是對它的第二次克服？》一文中已經提到受到代表教皇的巴黎主教唐皮耶譴責的第二十七條命題（“第一因無法創造多個世界”）是針對阿奎那的，因為阿奎那根據亞裡士多德學說來論證宇宙（世界）的唯一性。而對于了解布魯諾而言，關鍵是受到譴責的第二十九條命題：“第一因能産生和自身等同的效果，如果它不限制自身的全能的話。”（That the first cause would be to produce an effect equal to itself if it did not limit its power. Ralph Lerner and Muhsin Mahdi ed.,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ourcebook, Free Press, 1963, p.340）“巴黎大譴責”及随後發展起來的“唯名論”既反對上帝創造的世界（宇宙）是唯一的（因為全能的上帝完全可能還創造了很多别的世界），又反對上帝可以一舉創造出無限多的世界（宇宙），因為這将導緻上帝在創世時耗盡自身，創世成了上帝對自身的全面再生産，最終必然走向否定上帝随時幹預的自由意志的“泛神論”。受到譴責的第二十九條命題說的正是創世成為上帝自身的再生産，如果上帝不限定自身的話。布魯門伯格《現代的正當性》一書的最後一章的标題是“布魯諾：世界作為上帝的自我耗盡”（The Nolan: The World as God’s Self-Exhaustion），而倒數第二章的标題是“庫薩的尼古拉：世界作為上帝的自我限定”(The Cusan: The World as God’s Self-Restriction)。從這兩章的标題上，我們已經可以窺見布魯門伯格把庫薩的尼古拉和布魯諾分别置于“現代的門檻”的兩邊的原因。下面，讓我略為詳細地展開論述。
“上帝的無限”轉變為“宇宙的無限”
柯瓦雷名著《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
在布魯門伯格之前，法國科學史學者亞曆山大·柯瓦雷《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一書中已經指出，把“上帝的無限”轉變為“宇宙的無限”是現代思想的關鍵特征。博學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追溯了“無限球體”的比喻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他說，“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中可以讀到，圓球形是一個最完美、最整齊劃一的圖形，因為從球面上的所有的點到圓心都是等距離的”。但柏拉圖的圓球還不是無限的，“法國的神學家裡爾的阿蘭在十二世紀末發現了這個後世人不會忘記的公式：‘上帝是一個理念的圓球，其圓心無處不在而圓周則不在任何地方。’”（參見[阿根廷]豪·路·博爾赫斯：《帕斯卡圓球》，載《探讨别集》，王永年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這裡所謂的“圓心無處不在而圓周則不在任何地方”被布魯門伯格稱為關于上帝無限性的“爆炸式隐喻”（[德]漢斯·布魯門伯格，《隐喻學範式》，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174頁）。而最鮮明地把上帝的無限性轉化為宇宙（世界）的無限性的思想家是布魯諾。正如柯瓦雷所指出，“在用其本國語寫成的對話《論無限、宇宙與衆世界》和拉丁語詩集《論無限和不可數》中，布魯諾最清晰有力地表述了世界的統一和無限這一新的福音”。 柯瓦雷接着說：
當然，我們已經從庫薩的尼古拉那裡接觸過幾乎類似的看法。然而，我們必須看清楚他們側重點的不同。庫薩的尼古拉隻是宣稱不可能給世界指定界限，布魯諾則斷言世界是無限的并為之歡呼。值得注意的是，同庫薩的尼古拉相比，布魯諾的态度更加堅決，表述也更加清晰。（[法]亞曆山大·柯瓦雷：《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張蔔天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44頁）
布魯門貝格著《隐喻學範式》
庫薩的尼古拉與布魯諾的宇宙無限觀之差異
布魯門伯格比柯瓦雷更深入地研究了庫薩的尼古拉與布魯諾的無限觀的不同。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出生于今日德國的摩澤爾（Mosel）河畔，是中世紀晚期的重要神學家和教會改革家，緻力于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協調和統一，在巴塞爾大公會議上起過關鍵作用。在他寫于1439至1440年間的名著《論有學識的無知》中（他自稱此書的構思最初形成于1438年2月從君士坦丁堡到威尼斯的航行中），庫薩的尼古拉用幾何學比喻來論證無限的三角形和無限的圓球和無限的直線都是一回事，都象征着上帝的極大，同時也象征着上帝的極小，因為他認為對立面在無限中是統一的（無限球體的“圓心無處不在而圓周則不在任何地方”中的圓心既可以被視為極大，也可以被視為極小）：
無限的線既不是一條線也不是一個三角形、圓或球，真實情況則是，如我們已看到的，它們毫無差別地是所有這些，是以我們可以同樣地把絕對的極大看作是無限的線并稱之為本質，看作是無限的三角形并稱之為三位一體，看作是無限的圓并稱之“一”，看作是無限的球并稱之為現實存在。是以，極大是一種三重的本質，這個本質實際上又是一體的:這個本質與三位一體沒有什麼不同，三位一體與“一”也沒有不同。現實存在與“一”、 三位一體或本質也都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在不形成任何一種複合體的情況下，本質、三位一體、“一”和現實存在，都是在最真實的意義上與極大合為一體的。極大存在着并且是獨一的，以及極大是一個三位一體，這兩條真理并不會在三位一體和無限單純的“一”之間造成沖突；三位一體就是“一”本身。（[德]庫薩的尼古拉：《論有學識的無知》，商務印書館，2017年，38頁）
顯然，庫薩的尼古拉對上帝的無限性的思考是和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三位一體”緊密結合的。他進一步論證到：
無限單純的線是一個三角形，反過來，無限的三角形也是一條線。從這一點出發，這也是清楚的，即 這個三角形的角不能用一、二、三來計數，因為它們全是互相同一的：正如聖子所說：“父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再者，一個真實的三角形必須具有三個角；那麼，完全可以肯定，這裡是有三個角，并且每一個角都是無限的，而三個角全都是同一個無限。還有，三角形的本性要求三個角應當是一一差別開的；這裡，本質的無限一體性的本性卻要求這三個角不是真正可差別的，而是同一個角。這也在這裡證明了。如我提出過的那樣，如果你一開始就預先把表面的沖突統一起來，你就不會有一和三，或三和一，而是有一個“一而三”或“三而一”。這是無限的真理。（同前，40頁）
庫薩的尼古拉著《論有學識的無知》
庫薩的尼古拉在《論有學識的無知》第二卷中，集中讨論了上帝的無限（“極大”）如何轉化為宇宙的無限的問題。宇宙的無限是“縮減了的極大”（拉丁語：contracte Maximum）或“限定的極大”（布魯門伯格指出，“縮減”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阿奎那的《神學大全》，而阿倫特和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對此研究極深，見Hans Blumenberg, LMG, p.661）。他說，
依我看來，宇宙隻不過是極大的一個限定了的形式。它是限定了的或具體的，因為它從絕對中抓住它的全部存在；因為它也是一個極大，它以盡可能最大的方式再現着絕對極大。是以，我們可以肯定，在第一卷中，對那作為從屬于上帝、不受任何限定的絕對極大，我們所學到的道理，也可以在一種相對方式下應用于被限定了的極大。（《論有學識的無知》，75頁）
換言之，上帝是絕對的無限，宇宙是相對的無限。絕對無限的上帝是“一”，相對無限的宇宙是“複多性”（diversity），而這種複多性表現為萬物被分門别類。他在第三卷裡進一步解釋“相對的無限”的含義：
整個宇宙的第一個總限制被分成衆多的類，由這些類又産生進一步的分化。而類實際上隻存在于它們的種裡，種隻存在于它們的個體中：隻有這些個體最後才具有具體的存在。因為尋求各個個體的性質隻容許在它們種的範圍内來進行，是以，反過來說，也沒有一個個體能夠希望伸展到類和宇宙的最大幅度；在同一個種的許多個體之中必定會看到各種不同程度的完善性。換句話說，在一個特定的種中沒有一個個體能如此地十全十美，以緻于不可能再有更高的完善性，也沒有一個個體是這樣的一無是處，以緻于排除了更加不完善的可能。沒有什麼事物伸展到了它的種的極端邊際……是以，宇宙并沒有達到絕對偉大的界限，就象類達不到宇宙界限，種達不到類的界限，或個體達不到種的界限一樣。結果就是萬物都以盡可能好的方式存在于極大和極小之間，并以上帝作為萬物總體以及其每個成員的開端、當中和終結，這樣，萬物無論是上升或下降或趨向于中心，就都可以接近上帝。（同前，121-122頁）
對我們現代讀者而言，庫薩的尼古拉對宇宙（世界）的 “相對無限性”的論證，可能顯得有些令人費解。布魯門伯格為我們簡明地概括了庫薩的尼古拉在此所面臨的主要難題：如果上帝在創世時耗盡了自己的全部潛能，則意味着上帝在創世後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但如果上帝在創世時留幾手，又意味着被造物将不完善，很難說全知全能至善的上帝會對自己的作品如此漫不經心（此處我為通俗起見，對原文有所簡化，原文參見：Hans Blumenberg, LMG, p.544）。庫薩的尼古拉認為，“三位一體”中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正是對這一難題的解決：“聖子”既生成于現實的宇宙（世界）中，又和上帝（聖父）是同一的，是以耶稣基督可以達到“人”這個“類”的完滿潛能（參見原文：This antinomy is resolved by the Incarnation. There must be among the realities of world, among the aggregate of restrictions, one real thing that exhausts the potentiality of the species in which it exists. Hans Blumenberg,LMG, p.545），而任何其他具體的人則總可以更好或更壞。
從根本上看，庫薩的尼古拉關于宇宙的無限是“縮減了的極大”的論述（或用布魯門伯格對他觀點的表述：“世界是上帝的自我限制”），仍然局限在1277年“巴黎大譴責”的架構内，實際上是反對受到譴責的第二十九條命題（“第一因能産生和自身等同的效果，如果它不限制自身的全能的話”）；而布魯諾則可以針鋒相對地被了解為支援受到譴責的第二十九條命題，即上帝在創世時耗盡自身，創世成了上帝對自身的全面再生産。這樣一來，布魯諾就直接把上帝的絕對無限性轉化為宇宙的絕對無限性，在他的理論體系裡沒有“相對或縮減的無限性”的概念，進而也就沒有“三位一體”中的“道成肉身”的地位。而否認“三位一體”的教義，正是布魯諾被宗教法庭處以火刑的原因，而不是因為他支援哥白尼的日心說。
有趣的是，在那不勒斯的聖·多米尼克修道院學習期間，青年布魯諾就信奉基督教早期異端“阿裡烏教派”（Arianism）。該教派由埃及亞曆山大城主教的阿裡烏（Arius，256-336）創立，否定“三位一體”，反對耶稣同時具有神性和人性。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于325年召開有三百名主教參加的尼西亞大公會議，正式宣布阿裡烏教派為異端，确立了聖父、聖子和聖靈“三位一體”的正統教義。布魯門伯格特别指出，十九世紀的瑞士曆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認為，如果阿裡烏教派不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上被擊敗，根本不會有中世紀（Hans Blumenberg, LMG, p.469）——這就把“三位一體”和“中世紀”的定義問題聯系起來了。難怪布魯門伯格把否定“三位一體”的布魯諾視為跨過“現代的門檻”的代表人物，而認為庫薩的尼古拉還處在“門檻”的“中世紀”一邊。
尼西亞大公會議
布魯諾“無限宇宙”觀的形成
因為信奉異端的阿裡烏教派，布魯諾不得不于1576年離開那不勒斯，開始了他的歐洲漫遊，先後到羅馬、米蘭、日内瓦、裡昂、圖盧茲、巴黎和倫敦等地。1581年，他在巴黎的關于記憶術的私人授課得到法國國王亨利三世（Henry III,一度同時也是波蘭-立陶宛國王）的賞識。1583年，帶着亨利三世的介紹信，布魯諾入住法國駐英國大使的官邸，開始了他在英國為期三年的極為高産的寫作和社會生活。他出入伊麗莎白女王的王室，在牛津大學參加關于哥白尼日心說的辯論，并在倫敦出版了七部重要著作，包括《聖灰星期三的晚餐》《論原因、本源與太一》《論無限、宇宙與衆世界》以及關于“驢”的哲學。
布魯諾著《論無限、宇宙與衆世界》
根據羅馬大學蓋迪（Hilary Gatti）教授的研究，布魯諾在倫敦的三年對英國文化思想界影響深遠。馬洛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徒勞的愛的痛苦》和《哈姆雷特》的創作都直接受到了布魯諾的影響。布魯諾用對話形式寫成的著述，文風清新，感情熱烈，充滿智慧和幽默又極為犀利（例如他把亞裡士多德稱為“精神乞丐”），我們從下面這段他給英國駐法大使的獻詞裡可窺見一斑：“在掰斷骨頭以汲取其骨髓時，您将發現什麼會讓傑蘇阿提的可敬老人聖柯龍比尼自我放縱，什麼讓集市上的人群全體石化，什麼讓猴子們笑掉下巴，什麼讓整個公墓裡的人從寂靜中走出來。”（[法]讓·昊西：《流亡與異端：布魯諾傳》,王偉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112頁）二十世紀現代主義作家喬伊斯在其名著《芬尼根的守靈夜》中多次用變換布魯諾名字的拼寫順序的方法來紀念他（同前，221頁）。
蓋迪著《文藝複興知識劇：布魯諾在英格蘭》
為什麼布魯諾在倫敦能思如泉湧，如此高産呢？布魯門伯格認為這和他在那裡了解到英國天文學家迪格斯（Thomas Digges，1546-1595）的工作并受到激發有關（Hans Blumenberg, GCW, p.358）。迪格斯是第一個認識到哥白尼的“日心說”在邏輯上仍存在自相沖突的學者。哥白尼（1473-1543）本人的宇宙模型是仍然是有限的，正如他自己解釋說：
第一個也是所有天球中最高的是恒星天球，它包容自身和一切，因而是靜止不動的。它毫無疑問是宇宙的處所，其他所有天體的運動和位置都要以此為參照。有人認為它也有某種運動，但在讨論地球的運動時，我将對此給出一種不同的解釋。［恒星天球］接下來是第一顆行星——土星，它每三十年轉動一周；然後是木星，每十二年轉一周；再後是火星，每兩年轉一周；第四位是地球以及作為本輪的月亮天球，每一年轉一周；第五位是金星，每九個月轉一周；最後第六位是水星，每八十天轉一周。但靜居于萬物中心的是太陽。（轉引自《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35頁）
但迪格斯敏銳地注意到，如果哥白尼認為地球的球形是其自轉的“自然原因”，那麼其假設的所有天球中最高的恒星天球也不可能是不動的，因為恒星天球也是球形。進而，在迪格斯看來，哥白尼認為恒星天球是不動的封閉宇宙的邊界是自相沖突的觀點。迪格斯實際上廢除了恒星天球的邊界（即有限宇宙的邊界），他指出，肉眼觀察到諸恒星似乎和我們等距，其實是光學錯覺，因為它們距離地球非常遙遠，是以地球轉動時肉眼感覺不到它們與我們 “視差”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迪格斯在伽利略1602年發明望遠鏡之前就做出了關于“視差”的正确判斷。迪格斯的宇宙圖示如下，其中衆多恒星位于哥白尼的封閉宇宙的恒星天球的邊界之外：
迪格斯的宇宙圖示
布魯門伯格認為，布魯諾在英國和迪格斯學說的相遇，使得他認識到“無限宇宙”應該是哥白尼學說的邏輯内涵，盡管哥白尼本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布魯諾将迪格斯發現的哥白尼學說的自相沖突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古希臘伊壁鸠魯原子論結合起來（參見上一篇文章中對原子論的分析），首次系統地提出了無限宇宙的理論（Hans Blumenberg, GCW, p.359）。
布魯諾明确指出，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那麼，它當然是無限的創造者并能産生無限的作用”（[意]喬爾丹諾·布魯諾：《論無限、宇宙與衆世界》，商務印書館，2017年，28頁）。這顯然是支援在1277年“巴黎大譴責”中受到譴責的第二十九條命題。如前所述，布魯諾這種認為宇宙是“上帝的自我耗盡”的看法和庫薩的尼古拉的宇宙是 “上帝的自我限定”的觀點針鋒相對。布魯門伯格用一句神學語言來簡明概括布魯諾學說的實質：“生成與創世互相重疊。”（Generation and creation coincide. Hans Blumenberg, LMG, p.564）庫薩的尼古拉則相反，認為“生成”與“創世”是互相分離的，“生成”是三位一體内部的“自煮”（boiling，拉丁語：bullitio）,而“創世”是上帝的外化過程（詳見Elizabeth Brient, “Transitions to a Modern Cosmology: Meister Eckhart and Nicholas of Cusa on the Intensive Infinit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ctober 1999, p.584. 庫薩的尼古拉關于三位一體内部的“自煮”的觀點來自他對埃克哈特大師的閱讀，筆者感謝胡文婷、許小凡、蔡孟翰、王前、劉岩和石靖等朋友關于“自煮”一詞的翻譯的有益讨論）。是以，庫薩的尼古拉認為“道成肉身”中聖父和聖子都有“絕對的無限性”，而創世形成的宇宙則隻有“相對的無限性”，宇宙（世界）是上帝的自我限定。布魯門伯格指出，這顯示出庫薩的尼古拉還沒有克服中世紀晚期的唯名論（參見上一篇文章中對唯名論的分析）。唯名論召回了靈知主義的二進制論，因為全能無限的上帝是隐藏着的，人們不僅不能保證獲得拯救，而且在此世的“自我儲存”也受到上帝的任意意志的威脅。而布魯諾則通過哥白尼“日心說”的邏輯涵義（盡管哥氏本人沒有意識到），認為通過創世，上帝的無限性已經徹底轉移為宇宙/世界（嚴格說來，布魯諾接受了伊壁鸠魯對“宇宙”和“世界”的區分：宇宙是由實體構成的“世界”加上“虛空”，見《論無限、宇宙與衆世界》，28頁，但這不影響本文把“宇宙”和“世界”視為可互換使用的名詞）的無限性（“上帝的自我耗盡”），進而沒有了“道成肉身”的地位（“道成肉身”可以被了解為“絕對無限”展現在“相對無限”的宇宙中），上帝在創世後也沒有再持續不斷地任意幹預的必要，這就為人類的“自我肯定”的現代性精神奠定了基礎（Hans Blumenberg,LMG, p.562）。
1585年，因為法國國王亨利三世召回駐英大使，布魯諾也同船傳回法國，不久亨利三世在宗教和宮廷鬥争中遭到暗殺。布魯諾又輾轉在維騰伯格（Wittenberg）、法蘭克福、蘇黎世和布拉格生活了六年。1591年，他應威尼斯一位青年貴族的邀請，回到威尼斯教其記憶術。1592年5月23日，該青年貴族向威尼斯宗教法庭告釋出魯諾宣揚異端思想，布魯諾旋即被捕。1593年2月，威尼斯參議院同意羅馬宗教法庭的引渡要求，布魯諾被押送至羅馬。經過在威尼斯和羅馬的總共長達八年的審訊，1600年2月17日，布魯諾在羅馬鮮花廣場被執行火刑。
從十七次審訊記錄來看，八位主審的紅衣主教都沒有主動提出過有關哥白尼“日心說”的問題，而是集中在布魯諾對“三位一體”的否定上。布魯諾這樣委婉地回答：
我對聖子和聖靈二位的名字抱有懷疑，因為我不明白以怎樣的方式來差別這兩位與聖父 ，除非采用我的解釋，也就是說用哲學語言來說，把聖父的智力派定給聖子，聖父的愛派定給聖靈，同時，對三位的差別不系于過多的重要性，況且，根據聖奧古斯丁，在基督教裡原來并沒有這一差別，而是後來甚至是最近才有的。這是我十八歲時的見解，仍然是我現在的見解。（《流亡與異端：布魯諾傳》,商務印書館，2014年，205頁）
但是，他接下來的一句話，可能過于露骨了：“我懷疑第二位即聖子化為肉身理論。”如本文前述，布魯諾認為宇宙無限性是哥白尼學說的邏輯涵義，但哥氏本人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更不用說八位主審的紅衣主教了。是以，宗教裁判所對布魯諾的最終判決完全沒有涉及哥白尼“日心說”，而隻是說他鼓吹異端，并“自願”為異端思想而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魯門伯格在《哥白尼世界的形成》一書中專門有“布魯諾不是哥白尼主義的殉道者”一章。在此還值得一提的是，八位主審布魯諾的紅衣主教中特别重要的一位是羅伯特·貝拉米（Robert Bellarmine）,他十五年後又是伽利略的主審法官，所幸這回宗教法庭對伽利略網開一面（這可能與伽利略比布魯諾更善于妥協有關，見Michael White, The Pope and the Heretic, HarperCollins, 2002, p.18）。
盡管“布魯諾不是哥白尼主義的殉道者”，哥白尼學說在布魯諾的思想内在邏輯發展中顯然是關鍵一環。正是因為認識到“日心說”（或“地動說”）隐含着“無限宇宙”，布魯諾才對從“上帝的無限”到“宇宙的無限”的轉變問題，給出了和庫薩的尼古拉訴諸“道成肉身”完全不同的答案，進而展現了克服唯名論的現代人的“自我肯定”精神。當行刑者在布魯諾眼前展示象征“三位一體”的十字架時，布魯諾把頭扭到旁邊去，這一動作充分展現了布魯諾已經跨過“現代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