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類學科，高校對碩博生畢業發表論文有要求，這一直以來是個普遍的現象。如今随着清華大學提出“不再對博士生畢業發表論文有硬性要求”後，一些高校也陸續釋出了相關政策的變化。然而，追溯到高校提出這類政策之初，就有導師身體力行提出過抗議，也讓我們重新回味一下事情發展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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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展的背景
《浙江大學研究所學生學位論文答辯有關規定》，從2002年春季開始對浙江大學入學的研究所學生嚴格執行，其中明确規定：“人文社科類學科博 士生，有1篇與學位論文有關的學術論文在SSCI、AHCI收錄的刊物上發表(含錄用)；或在校人事部規定的一級刊物上至少發表(含錄用)1篇與學位論文有關的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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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在學校新的研究所學生培養機制下，我不打算招收碩士、博士研究所學生了。假如這個制度不變，那我就一個研究所學生都不能招。”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浙江大學曆史系主任包偉民教授語氣平靜。
2007年3月27日，杭州的午後陽光刺眼，浙江大學西溪校區的曆史系主任辦公室裡，兩鬓斑白的包偉民日程滿滿。這天下午，他的一個博士研究所學生等着向他請教，晚上6點半他還要給研究所學生上兩堂《唐宋史專題研究》。
一個月前，51歲的知名宋史專家包偉民通過網際網路釋出了一則《告考生》聲明，要求報考他的研究所學生“另投名師”。近日，包偉民的這個文章引發争議如潮。包偉民強調此舉系“個人姿态”：“我不是愛惹事的人，但我現在覺得，我是被逼到一個死角，不得不作反應，沒招了。”
拒 招
就在當年的2月28日，包偉民在網絡上釋出了《告考生》聲明，聲明不到200 字——
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碩、博士研究所學生，研究所學生與指導教師均須向校方繳錢，前者稱“學費”，後者稱“助研經費”。“助研經費”數額，按招收研究所學生人數多寡翻倍遞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學子謬愛，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時宜，無力繳納此錢，複以為此申請“扶植”(按“規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幹乞，君子所不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難與二三才俊燈下讀史，以共教學相長之樂；煩請另投名師，以免誤了前程。
事情的起因是，2006年，作為全國17所試點高校之一，浙江大學開始着手進行研究所學生制度改革，制定了研究所學生獎助辦法、招生制度、培養方案等一系列新方案。根據《浙江大學研究所學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規定，研究所學生導師招生，要提供“助研經費”。
按照校方規定，如果包偉民在2007年招收一名碩士研究所學生，需要向校方交納300元，招收一名博士生，交納的經費為1200元，按照成倍遞增的方式，以此類推，一名曆史學教授若招收3名博士，他每年需要為他們支付7200元，3年博士就讀期間，導師要為他們支付2.16萬元。
包偉民顯然不認同浙大此項“新政”。這位1988年畢業于北大、博士師從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的曆史學者在采訪中多次向記者強調，校方的助研經費制度跟曆史學的具體情況實際上有距離，“錢多錢少是另外的事情，你向我收費是無理的”。
包偉民說：“首先，絕大部分曆史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書齋式研究，我們需要的研究條件就是有一個好的圖書館，我們不靠項目規劃來推動自己的研究。其次，我們的研究都是根據自己興趣走、不跟着規劃走，你去問任何一個真正好的曆史學家，他們的代表作都是多年長期積累的研究，依靠大的規劃性項目來推動我們的研究，在曆史學上是不存在的；近年來利用研究規劃、設立項目來推動研究基本都是應用學科的模式。第三，最重要的是，曆史學的導師不把研究所學生作為自己的研究助理，研究所學生必須自己尋找研究課題，研究所學生是獨立研究、獨立署名，導師在指導研究所學生的過程中沒法從研究所學生給他的服務中得到回報。”
包偉民措詞強烈地表示：“在應用學科，比如工科，往往是學生為老師打工；而在基礎學科，我指的是文、史、哲，是老師為學生打工，對基礎學科老師來說，純粹是一種勞動付出。我出售我的知識，你買了我的知識，憑什麼反而要老師付錢給學生？”他認為，與理工類等應用型學科相比，史學的導師們沒有很多的橫向與縱向經費，用行政規定要求所有導師都交納助研經費不合理。
“我們的經費跟理工科相比是幾十倍、上百倍的差距。”包偉民說，他正在承擔的“8—13世紀中國傳統社會轉軌”研究，3個老師一起做了将近5年，浙大方面給了不到6萬元經費；此前包偉民曾申請到兩次浙江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與一次全國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這兩個基金的申請都很嚴格，經費分别為2萬元與4萬元左右。
包偉民強調，曆史學不僅創造不了應用學科那樣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還需要高校與政府财政的逆向投入，“國際上曆史學領域裡，任何一個學校都沒有這樣的行政規定，要求老師出錢給學生做研究助理；曆史學的研究經費很少，個人的獨立研究特别重要，老師不可能讓學生做自己的研究助理”。
交 鋒
在包偉民的印象中，上個學期結束時，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曾經召開一個由院内各學科負責人參加的小型會議，專門征求對研究所學生培養制度改革的意見，會議由人文學院某上司主持，一共十幾人到場，持續大約一小時。
“當然大家都提意見，基本都反對；人文學院的上司也反對，記錄了大家的意見，說向上反映。開完會以後，就沒有下文；等到開學，(新制度)就公布了。我是作為中國古代史學科的負責人，才有機會在那個會上表示反對意見，一般的教授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就在那次小型會議上，包偉民第一次獲悉校方有關助研經費的相關制度，他記憶中這是學校管理層對助研經費制度唯一一次向他這樣的學科帶頭人征求意見，而浙江大學校方則表示“經過5個月的時間征求意見”。
2007年2月25日，浙大開學，包偉民收到學校通知，新制度正式在2007年浙江大學研究所學生中推行。2月28日，包偉民請一個朋友幫他把拒招研究所學生的文章釋出在國學論壇網等文史類考生較多的網站上。
出于“道義上的責任”，包偉民認為有必要通過網絡将他的決定告訴更多的考生，“我決心不招，如果學生來考怎麼辦？我就很為難。文史類考研的孩子經常會去看這個BBS，我發帖隻是告訴學生：抱歉，我現在沒法招了，你們别來了”。
發帖之前他猶豫了好幾天，“決心不容易下，作為一個教師，帶研究所學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是我的學術生命的一部分，現在我竟然要下決心把它給砍斷”。
包偉民告訴記者，在學校出台有關助研經費的相關規定之前，他曾猶豫是否不招博士研究所學生，包偉民給記者提供了一份《浙江大學研究所學生學位論文答辯有關規定》，這個規定從2002年春季開始對浙江大學入學的研究所學生嚴格執行，其中明确規定：“人文社科類學科博士生，有1篇與學位論文有關的學術論文在SSCI、AHCI收錄的刊物上發表(含錄用)；或在校人事部規定的一級刊物上至少發表(含錄用)1篇與學位論文有關的學術論文。”
“雖然目前各校都要求博士生畢業須在核心期刊發表一定量的論文才能拿到學位，但浙江大學要求更高”，對“一級刊物”的圈定，包偉民形容好比“金字塔的頂端”，就整個曆史專業為例，隻有《近代史研究》、《曆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史研究》、《世界曆史》、《浙江大學學報》文科版等9種刊物。“對于曆史學科而言，博士研究所學生在這些一級刊物發表論文機率極低。以相對最容易的《浙江大學學報》文科版而言，所有曆史學科稿件的錄用率大約隻有5%，輪到博士生，1%的幾率都沒有。”
包偉民現在帶了3名博士，3名碩士，3名博士中有一名因未能在一級期刊上發表文章，無法拿到博士學位。
“為什麼校方會非得要求博士研究所學生必須發文章？所有大學都一樣，就是大學排名的問題。如果學校還堅持這個制度，我帶的3個博士想拿到學位都會有問題。是以我不想再招收博士，我不希望有更多的學生陷入這個困境。”
包偉民表示，他曾多次向研究所學生院反映情況，隻要有機會，文、史、哲領域的多名教授都向校方提過意見，但不知何故學校就是不改。記者就該情況向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沈松勤等多名浙大文、史、哲學科的教授求證，得到确認。
以往“困境”與此番助研經費制度出爐，兩個因素交織，讓包偉民痛下決心拒收研究所學生。
無 奈
發帖之後，還有一些考生陸續給包偉民打電話說：包老師，這個錢我們出。
“我擔心老師要出的這筆助研經費到頭來會轉嫁到學生頭上，假如老師本來經費就很少，學生又想讀，怎麼辦？自己掏錢！我當然不可能收學生的這個錢，但假如有學生确實求着老師要讀，有些老師說不定心一軟，也就收了。”
讓包偉民擔憂的是，學校執行的導師交納助研經費的相關制度，也将師生之間的雇傭關系明朗化，“老師會覺得，我是付了錢才把學生收進來的，我雇着你。在應用學科普遍存在的研究所學生把老師叫‘老闆’的這種雇傭與被雇傭關系會擴充到人文學科，比如說曆史學，師生關系肯定會惡化”。
浙大的研究所學生改革方案規定，将設立“浙江大學研究所學生教育扶植基金”，用于支援學校部分基礎學科、新興學科等的需要，支援指導教師招收第一名研究所學生所支付的費用。
“憑良心說，這筆助研經費也不多，但我覺得道理不在這裡。”包偉民說，他認定自己不可能再申請校方的扶植基金：“校方他們設立這個扶植基金考慮到了曆史學科比較困難，但(扶植基金)它的基礎在于，他們認定我們的研究所學生是給我們做研究助理的，是以我們應該對學生提供回報，這個想法和我們的實際是南轅北轍的。”
此次報考的碩士、博士研究所學生都已在去年秋天報名，而浙大新政大約在今年2月末公布，包偉民感覺到無奈，“我個人的看法是，在考生報名前校方就要聲明。但報名在先，政策在後。現在有幾個學生報考我的博士，在他們報名時我不知道這個制度，我對這種困境的造成無法負責。從2007年開始，我不招了，但是2007年的考生怎麼辦？我不知道，我建議他們改老師，但其他老師招的也有限。”
校方表示想通過此舉控制研究所學生濫招的情況，包偉民認為這是“無的放矢”，“恰恰相反，這種政策實際結果會讓原來那些招得多的導師越招越多，因為他們有錢，他們有項目；我們這種弱勢學科的導師會越招越少，因為沒有錢，沒有項目。基礎學科将更加衰落。”他解釋，像曆史系這樣的基礎學科本來每年的招生量就很少，以他為例，幾年下來一共也就招了十來個研究所學生，一般平均每年最多招一到兩名博士，招一名碩士。
“主要原因是，政策的制定者對人文學科不了解，他們把自認為天經地義的那些應用學科的規則用到了我們曆史學的領域，更嚴重的是，他們也不準備聽我們的意見。”包偉民感歎，他說自己以後準備潛心做一名“書齋學者”。
“我的性格中有不服從的因子。任何事情都有基本的底線，到了這個底線我就必須發出我的聲音。對社會很多事物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會做理性的批判、堅持自己獨立立場的人才能算是知識分子，我覺得我應該算是知識分子。”說到此，他的神情有些疲憊。
包偉民教授簡介
男，漢族，1956年出生于浙江省甯波市。16歲起進工廠勞作，直至1977年僥幸考進大學。1988年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博士研究所學生畢業，曾在浙江大學任職多年，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官網介紹顯示：包偉民教授個人簡介中寫到，一直奉“教師以教書為天職”為信條，身體力行。曾這樣回答一位學生關于“人生目标”的提問：如果學生聽了我的課能略有啟發，就很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