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李嘉誠投資越南，以及疫情防控帶來的暫時低迷，關于産業鍊外遷東南亞的讨論，沸沸揚揚。本文認為，中國正在發生的低端制造業轉移，是經濟、資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要如何去把控調整，考驗的是國家智慧。我們應全面、理性看待。文章摘自《實業強國：中國制造自強之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近年來，關于中國制造業向東南亞、南亞國家轉移的讨論熱度不減。這批國家政治、經濟、地理、文化等要素相近，越南是其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分析樣本。由于美國對華大幅增加進口關稅，中國制造業确實出現了部分向越南轉移的現象。
值此之際，越南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戰略規劃，試圖争取“世界工廠”地位，并在203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後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經濟學教授戈登·漢森（Gorden Hanson）公開表示，如果一定要選“下一個中國”，那就是成長最快的越南和孟加拉國。
于是，這一話題在世界範圍内越炒越熱。如今，許多越南人相信，他們的國家将在10年内趕超中國。可讓人詫異的是，中國國内也有個别人，為越南制造唱起了贊歌。其論調包括“三星原來在中國有2億部手機産能，但現在都轉移到了越南”等。
對于這一議題，有必要明确的一個觀點是：越南要成為“世界工廠”，應該是不可能實作的目标。另外，中國制造業向越南“轉移”的本質，是國内供應鍊規模及生産網絡不斷擴大後的“溢出”，而且在“騰籠換鳥”、産業更新背景下轉移的主要是低端制造業。
越南為何無法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首先，越南的國家資源有着天然上限。曆史上，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先後有3個國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工廠”，即英國、美國和中國。
這3個國家成為“世界工廠”時的共同基礎條件包括：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人力充足以及市場龐大等。反觀目前的越南，隻在人口體量上勉強過關，缺乏足夠的自然基礎要素支撐“世界工廠”級的規模。
其實，越南對應的模闆應是日本。狹長的國土、接近破億的人口，讓越南确實像極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時的日本。但是，即便日本在制造的巅峰時期，也未曾達到過“世界工廠”的層次，隻是在部分高技術制成品領域取得過領先優勢。是以，越南制造與其說要取代中國，不如先将當年的日本或者南韓作為對标對象。
其次，越南的工業結構已經嚴重失衡。正如格申克龍準則所總結的，要成為“世界工廠”，必須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而重化工業必不可少。這是因為，重化工業約等于現代經濟的基礎設施，制造了大量原料、材料和工業器件等生産資料。然而，越南現有工業結構以輕工業為主，重化工業占比非常少。
縱觀全球，後發國家重化工業往往依靠國家支撐，難以在自由市場中發展起來。中國、南韓與日本就都是在“大政府”推動下，才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
但越南如今的改革和發展路徑，貌似早已投入了所謂“自由化”的一套體系之内，并不具備不計成本推動工業化的決心與魄力。隻要這一局面無法改變，越南的工業發展就隻能嵌合在美歐主導的經濟秩序中。
最後，越南缺乏自主而完善的産業鍊。目前，越南制造業的主要運作模式，呈現兩頭在外的“半體外循環”狀态，即零部件、半成品供應主要來自中國，制成品主要銷售市場在美國。
這使越南的産業發展異常依賴外貿，在“半體外循環”模式下，越南發揮的主要作用僅是組裝、制造成品。是以，越南在全球産業鍊中擷取的價值非常低。
據世界銀行資料，2019年，越南制造業增加值為431.7億美元，僅為中國的1/90。相對而言，中國之是以能相對獲得産業鍊上的更高附加值，是因為産業運作模式類似樹狀的“雙循環”結構。
基于完善的産業結構、豐富的國家資源及龐大的市場，這種生态模式孕育了全球最大的供應鍊網絡，既可以實作“無孔不入”的專業化分工，又能彼此配套及生産不同産品。
由于先天資源和後天建設發展的局限，越南顯然無法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既然如此，為什麼三星、索尼、耐克等外國企業還要把在中國的産能轉移到越南呢？
越南承接制造業産能有自身的限度
伴随着經濟轉型發展，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環境較往日已大不相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土地成本快速增長，以及産業更新趨勢愈發明顯等。這導緻部分外資企業制造産品的成本優勢逐漸被“稀釋”。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電子企業迅速崛起也大大沖擊了外資品牌。比如，三星在2013年登頂中國手機市場後，就遭到一衆國産手機廠商包夾圍攻，并迅速淪落至國内二三線地位，最終其在中國僅剩不到1%的市場佔有率。既沒有市場，成本又在上升，三星再在中國生産手機已經沒有多大意義。
于是，三星就瞄準了在經濟發展、政策優惠、人口紅利和地理位置上有一定優勢的越南。那越南的具體優勢是什麼？在經濟方面，近20年來，越南幾乎一直是東南亞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吸引了日本、南韓等國許多企業前去“淘金”。
在政策方面，為了吸引外資，越南多次修改了外國投資法，将企業稅率降至20%，同時對部分企業實行“兩免四減半”等政策，即頭兩年全免、後四年繳稅減半。
在人口方面，2010年越南人口數為6200萬，而如今人口為9875萬，十餘年暴增3600多萬。目前，越南全國人口的中位年齡是30歲，35歲以下青壯年占一半以上，勞動力充足。
在地理位置方面，越南與中國雲南、廣西接壤，距離珠三角地區也很近，這使它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獨厚，能最大程度分享中國制造和産業鍊的利益。
經過十餘年精心耕耘和布局建設，三星已經在南韓本土之外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的“越南基地”。目前，越南三星擁有涉及手機、電腦、顯示器等産品的8家工廠和1個研發中心，産值占三星集團總産值近30%。
從越南角度來看，越南三星的産值占越南GDP的25%以上，三星産品出口額占越南出口總額的1/4。在南韓有句流傳頗廣的話：“南韓人一生逃不開的三件事：死亡、稅收和三星。”
如今，想必這句話也适合放在越南人身上。然而，僅僅“吞下”一個三星就成這樣，越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接中國制造業轉移？
結論可能并不樂觀。可以做一個假想：東莞的地區生産總值相當于越南一半以上，而且工業占經濟結構的比重遠遠高于越南。
如果東莞地區的制造業在短時間内都轉移到越南，結果很可能是越南制造業迅速膨脹：土地價格暴漲，人力成本大增，同時大量熱錢也會湧入，進而導緻嚴重的資産泡沫，人民财富被洗劫一空，最終引發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危機等。
這樣的“經濟高燒”，恐怕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承受。是以，越南制造承接的“容量”有着難以突破的自身局限，勢必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越南對外經貿大學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阮德成曾對外表态：越南發展的最佳狀态是，介于中國台灣地區和馬來西亞之間的水準，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國。雖然這位越南專家的表述比較謙卑，但定位還算準确。
既然越南無法成為“世界工廠”，也無法承接中國制造的巨大體量，那麼國内熱炒的“制造業外流”本質又是什麼？
第一，“制造業外流”的核心本質，實際上是國内供應鍊規模以及生産網絡不斷擴大後的“溢出”。
從工業增加值的巨大差異來看，中國真正轉移到越南的是部分制造流程中的簡單生産群組裝環節，即對人力成本較為敏感的勞動密集型産業。這無可厚非，因為資本會遵循“冷酷”的成本計算規則。
但是，中國其他高技術制造業或環節，比如高鐵、大飛機、核潛艇、半導體等幾乎不可能轉移出去。此外，雖然對外貿易相對興旺，但越南的貿易主要嵌合于美國的消費網絡，而生産主要嵌合于中國的生産網絡，是以越南極易成為中國供應鍊網絡的“外溢”以及通達世界市場的“中介”。
基于此，長遠來看，越南制造業之于中國制造業并不會形成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而是一種互相支撐、優化配置以及協同發展的模式。
第二，低端制造業向越南轉移，本質上也是中國持續多年産業更新的結果。早在2012年，中國經濟雖然仍在持續飛奔，但産業結構轉型更新的壓力已經日益凸顯。
此後，随着中國開啟“騰籠換鳥”“清理過剩産能”等産業政策調整，不少外企紛紛将低端産能轉移到海外，同時加碼國内高端制造業的布局。
比如，三星2018年年底關閉天津手機工廠後，随後立即宣布投資24億美元在天津建立全球領先的動力電池生産線。與此同時，三星西安存儲晶片工廠二期如火如荼。這一項目投資總額達150億美元，建成後将使西安成為全球最大的閃存晶片生産基地。
除此之外，很多迹象顯示，對三星等衆多國内外企業而言，中國正在從低端的勞動力工廠，轉變成承接高端制造業的重要地區。
第三，中國制造向越南等新興經濟體轉移，也是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區域交流合作加強的産物。早在2008年，深圳國資就在越南海防市傾力打造了中越經貿合作區。
經過十多年聯合推動，目前中越合作區内已有多家中國行業龍頭入駐，涵蓋電機、安全氣囊、電子元器件等領域。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6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了對越南的相關投資。這使中國成為越南主要的外資來源國之一。
面對低端制造業外溢
考驗的是國家智慧
無論如何，中國部分制造業正在向越南等國轉移是既定事實。在具體産業門類方面，中國的家電、家具、紡織、制鞋、電機、電子元件以及通信裝置等行業企業均有在越南投建産能。這些相對低端的産業越來越多地向越南等國轉移，中國應該如何審慎對待？
目前，中國中西部仍有不少經濟欠發達地區，存在大量低收入群體。相比東部沿海地區，這些地方還有許多剩餘勞動力、廉價土地等資源。東部地區産業向西部轉移，有利于促進當地就業、經濟發展以及産業鍊完善等，進而改善國家發展不均衡的狀況。
與此同時，随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訂及推進，國内産業鍊轉移到東南亞，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國際合作同樣有着重要意義。作為有擔當的大國，中國在産業轉移上“達則兼濟天下”，還是“獨善其身”推進中西部發展，屬于多元議題。
綜合來看，中國正在發生的低端制造業轉移，是經濟、資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要如何去把控調整，考驗的是國家智慧。
至于中低端産業轉移是否會倒逼産業更新，或許隻有通過實踐才有答案。
在本質上，産業轉移與産業更新是一個賽跑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應該做的是減緩産業鍊向外轉移步伐，以及加快相關核心技術研發；更重要的是，全力降低生産要素成本，尤其是完善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以降低生産成本。
另外，在目前日趨嚴峻的全球貿易環境下，中國還應制定相關應對措施，減少國際政治因素引起的低端制造業外流，以及保護高端制造業不被迫遷出。畢竟不少低端制造業對當地經濟發展等仍有不小貢獻，高端制造業則一直是國内經濟發展的重要訴求。
從曆史上看，近一兩百年全球發生了三次産業轉移浪潮，即從英國到美國，到日韓，再到中國，而且基本是從低端制造業轉移開始。
如今，中國已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但在部分低端制造業外流的情況下，一味渲染越南等國的威脅、全球第四次産業轉移浪潮開啟，或者一味強調中國制造的優勢，都不可取，而應該将眼界和格局放在全球、全産業鍊層面，更加冷靜客觀、立體動态地辯證看待中國制造業的未來走向。
至于誰将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正如前文所述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經濟學教授戈登·漢森坦承：這仍是一個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