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時代，資料标注員還在搬磚 | 焦點分析

作者 | 袁斯來

編輯 | 蘇建勳

肯亞内羅畢，一群年青人擠在逼仄的辦公室，埋頭在電腦上閱讀一段段來自大洋彼岸OpenAI的英文字元。

他們工作的9小時中，要閱讀、标注150-200段文字，每段文字在100-1000個單詞之間。而這群人的薪水是每小時1.32-2美元。

當你和Bard和ChatGPT聊天時或許并不知道，它給出的每一個機智答案背後，都凝聚着無數資料标注員的血汗。

很少有人關注标注員，也很少有人深究他們的工作。然而，标注員是AI産業鍊極其重要的一環。在他們一次次枯燥、乏味的工作後，AI模型變得越來越聰明。這群人有不同的工資和待遇，共同點是重複着同一份機械、辛勞的工作。他們就是AI時代的流水線勞工。

近日，谷歌一份内部檔案曝光。檔案顯示，Bard的标注員要在3分鐘内審閱、标注完Bard的回答。這些數以千計的外包工，在deadline重壓之下吃力地閱讀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專業文字，一個小時掙14美元。

“人們感到害怕、壓力大、掙得太少，而且完全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一位外包标注員這樣形容自己的生活。

數量上百萬的标注員遍布全球，很多都是外包工，在零工經濟中賺取微薄的薪水。他們參與每一輪AI浪潮，又離台前光鮮性感的故事極其遙遠。行業人士為ChatGPT和大模型将如何革新世界侃侃而談，而這群标注員生活卻沒有任何改變，他們仍然“隐身”，甚至生存狀況更糟糕。

大戰之下的小兵

谷歌正處于久違的危機中。在生成式AI競賽中，谷歌已然落後于OpenAI。

被颠覆式創新扔到大潮之後的恐懼籠罩谷歌，以至于内部一度釋出極其罕見的紅色警報（red code ）。CEO Sundar Pichai親自上陣，全權負責AI業務。

在2月季度财報的電話會議上，Pichai告訴投資者：“接下來你們會很快看到谷歌的動作。”

接着，它們匆忙推出聊天機器人Bard，5月又釋出了大語言模型PaLM 2。

谷歌急迫地上馬新項目，對Bard疊代心急如焚，最終的結果就是壓力轉移到最底層的資料标注員身上。

有很多個谷歌的合同工說，自從谷歌開始加入AI軍備競賽，他們的工作幾何增長，内容也更複雜。這群标注員要處理藥物劑量說明和法律文書等等專業檔案，時間隻給了3分鐘，而他們根本沒有經過相關知識的教育訓練。

這種有時間限制，又要求精準的工作讓人一直神經緊繃。标注員們的勞動伴随着恐懼，當然會影響工作品質。在一份員工送出的報告中，他們寫道：如果一直要求他們這樣求快，Bard會變成一個危險和充斥着錯誤資訊的産品。

然而，在白熱化的競争中，谷歌無暇顧及資料标注員的感受。他們受雇于AI資料訓練公司澳鵬（Appen）和埃森哲，和谷歌切身利益沒有太大關系。

AI是個徹頭徹尾的全球化産業。澳鵬的正式員工隻有1600人左右，而外包員工數量高達上百萬。這家位于澳洲悉尼郊區的公司伴随AI行業崛起成長為明星，一年收入6億澳元。

可以預想，這一次生成式AI的狂歡會催生對标注員更龐大的需求，澳鵬也會從中分得更多利潤。

隻是，無論ChatGPT疊代多少代，矽谷大廠市值上漲多少倍，最底層的标注員不會得到太多好處。

我們可能擺脫标注麼？

标注員的工作是純粹的人類勞動。他們要比較兩則新聞，評估哪條新聞相關性更高。他們也要判斷AI給出的答案中有沒有“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事實性錯誤。标注員們都有本守則，會從6個角度指導他們做出判斷。

以目前AI的技術水準，根本無法離開真人訓練。AI标注其實就是不斷地動用人類主觀性做出常識判斷。

AI行業其實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即便在大模型時代也是如此。

國家之間發展不平等的現狀客觀存在，所有勞動密集型行業要獲得超額利潤，必須全球分工。

對當地人來說，這種全球分工其實不是壞事。OpenAI合作的外包公司Sama總部雖然位于舊金山，但它的員工來自烏幹達、肯亞和外包大國印度。在肯亞，這些标注員工的工資為每個月2.1萬肯亞先令（約合1158元），算當地普通勞工的平均水準，而且坐辦公室，不用做體力活。

SAMA公司員工，圖檔來自官網

澳鵬這樣的公司會很精明地将工資定在最低工資基準以上，而且還會給一個月70美元的獎金。這對當地人來說是筆不錯的收入。

在加爾各答郊區，穆斯林女性因為全球分工獲得了工作機會。她們給亞馬遜、微軟、eBay等等訓練AR算法和自動駕駛資料。

一些中國年輕人則很歡迎這樣的工作。在貴陽市百鳥河數字小鎮，數字标準員中會有剛從高職學校畢業的學生，一個月掙1500元。比起送外賣、當服務員，他們其實更喜歡坐在辦公室訓練AI。

作者項飚曾經很客觀地評估過這種共生關系：“由于IT行業的勞動密集型的特征，如果沒有一個巨大的、額外的勞動力儲備，該行業或許根本無法快速發展，由此無法向當地勞工提供現有的就業機會。”AI需要開發中國家的廉價标注員，而标注員們也需要這份門檻不高的工作維生。他們從來不是受害者，也不是需要人同情的弱者，而是一群努力、勤奮工作的普通人。

當然，我們不能是以将低工資、高壓力的工作合理化。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不平衡也不是壓榨标注勞工的借口。即便隻是自私地為了AI學習資料的品質，這些吝啬的科技公司也應該給标注勞工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環境。

AI催生了明星公司、百萬富翁，它還将改變各行各業，産生難以想象的收益。隻是，這些宏大的願景和坐在烏幹達辦公室埋頭苦幹的标注員無關。當某一天，AI進化到不需要标注員時，這群從來不被承認的功臣又會被毫不留情地掃去角落。

“我告訴我的朋友和家人，谷歌、亞馬遜、蘋果等公司的工程師就像人工智能嬰兒的親生父母和私人教師，而我就是清掃他們的育嬰房并給他們洗衣服的女傭之一。”一位标注工這樣形容自己的工作。

或許，即便我們不可能短期内改變經濟、知識結構的區域不平等，起碼可以看見他們，衷心認可他們的價值，承認他們在AI時代的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