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八角籠中》的成功隻是靠真誠，那就把王寶強想得簡單了
2023年7月22日刊|總第3304期
編者按
導演王寶強靠着《八角籠中》徹底翻身了。截至7月23日零點，影片累計票房已達17.8億元，在2023内地電影票房榜上暫列第4位。口碑層面，目前有18萬使用者參與，在豆瓣為《八角籠中》打出7.4分，遠超王寶強導演處女作《大鬧天竺》3.7的分數。說到影片成功的要素，“真誠”二字的提及率最高。但如果說隻是靠着真誠“一力降十會”，這又把王寶強和《八角籠中》想得簡單了。下文回溯了王寶強的成長曆程，就此問題給出了與衆不同的答案。
影片《八角籠中》上映以來，觀衆為王寶強的真誠和影片所關注的現實而感動。王寶強的個人奮鬥史，也讓這部作品帶有某種集體無意識的共情消費。而他的處女作《大鬧天竺》被當時的觀衆無情嘲弄，現在看來，多少有點過了頭。
就算科班出身的導演，第一部未必能拍得好，何況是一個群演出身的職業演員轉型做導演。但一部作品交到觀衆手中，批評的藝術标準和倫理尺度就模糊了，人性中偶爾還翻滾着某種輕蔑。
這一切，王寶強照單全收，還親自領走“金掃帚”，格局上完勝一線演員扯不下的臉面。
很多人覺得，這就是王寶強底層出身的性格底色使然。其實不完全是。名利場是個大染缸，一夜功成而目中無人的人多了去了，娛樂圈多少有才華的演員，都難以跳脫人性浮沉的怪圈，唯獨王寶強曆經人生低谷，依然初心不改，個人覺得這與他從小習武有很大關系。
可以說，王寶強的武人思維，不僅在自我成長中實作了一種自洽的處世哲學，也在電影作品中融入了一種質樸而剛毅的藝術态度。
《八角籠中》與其說是對現實的關切，不如說是王寶強個人的一次精神突圍——通過這部作品，他渴望證明自己的導演能力并獲得商業成功。
01
王寶強出道以來的作品，人們對他的印象就是草根演員的本色演出。從《盲井》到《天下無賊》《士兵突擊》，無論角色定位還是表演完成度，可以說是一種“去表演化”的自然呈現過程。
但觀衆如果真這麼覺得，那就錯了。
王寶強從小立志能像李連傑一樣拍功夫電影，他太懂得如何結合自身經曆去創造電影人物形象。《盲井》中的王寶強，完全符合上世紀90年代農村孩子的大銀幕形象——僵硬的身體、呆滞的眼神、憨厚的笑臉，而導演李楊正是要找這樣一張複刻時代的“臉”。也正是這張臉，讓他有機會走進《天下無賊》中的“傻根”。
《天下無賊》
二十年前的自媒體還不是很發達，觀衆對電影演員的接受，主要是所扮演角色的形象帶入。在很長一段時間，《天下無賊》中的“傻根”幾乎是王寶強的形象标簽，但他本人不覺得這個标簽會阻礙他的職業道路，反而在類似題材的形象需求中為他獲得更多機會。
一個成熟的演員需要不斷拓寬戲路，而他更需要一個個能成為職業演員的機會。《士兵突擊》的“許三多”似乎完全演繹了王寶強的成長畫像，也奠定了他作為職業演員的行業地位。“許三多”的角色魅力，在于普通人的英雄化成長，而影像中的形象魅力，在于演員角色加碼的渾然天成。
《士兵突擊》
之後王寶強正式進入職業演員的序列。電視劇《我的兄弟叫順溜》、電影《集結号》《烈火男兒》《建國大業》中頻頻出演戰士形象，但并不如電視劇的中的同類形象飽滿。王寶強心心念念的功夫片，還是沒有機會嘗試，卻不曾想在《李米的猜想》中又飾演了一個幫毒販運毒的農民。
可以說，截至當時，王寶強從觀衆對他的形象認知還是角色扮演中，都沒有完全脫離他作為演員的原鄉成長屬性。也就是說，王寶強還沒有機會跨越一個專業演員對反差角色的塑造能力，這直接決定了演員是否具有可塑性和實力派。
《李米的猜想》
但是緊接着，《Hello！樹先生》，讓觀衆眼前一亮。
他飾演的“樹”具有谵妄官能症，就是專業演員也備受挑戰。而王寶強對這個人物的诠釋和塑造，讓他一躍進入實力派演員行列。同時，因為他沒有科班表演的訓練痕迹，讓這個人物超越了一般演員程式化的演技呈現，為中國電影貢獻了一個十分魔幻現實主義的經典形象。
如果說《Hello！樹先生》是王寶強演技的一次重大突破，那麼《天注定》中的搶劫犯，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賈樟柯的原創劇本，第一個故事的人物原型就是重慶悍匪周克華，電影中隻還原了新聞事件中的“鬧市搶劫”。王寶強飾演的冷血殺手，又出現了那标志性的呆滞眼神，但完全不同于《盲山》中鳳鳴第一次闖蕩社會的局促與緊張，而是透着狡詐和冷峻的寒光。
這就是一個演員的自我修養，從相同神态中溢出不同的角色性格，時間給出了答案。
02
真正讓王寶強展示功夫的是香港導演陳德森執導的《一個人的武林》。這種類似于《罪惡之城》《龍虎門》漫畫風格的當代功夫片，是香港類型電影中警匪片和動作片雜糅的獨特産物。王寶強坦言，這部影片實作了拍功夫片的願望。他的動作也打出了個人風格，淩厲的動作造型和猙獰的表情，把一個僭越現代社會法律的變态武癡演繹得淋漓盡緻。
但對于王寶強的文化認同來說，這不是他内心深處功夫片的精神風貌，頂多就是在電影中過了一把打拳的瘾。
後來在《道士下山》中，王寶強作為第一男主角有很多動作戲，但這個動作就沒有《一個人的武林》好看。
王寶強主演的這兩部作品，也剛好從側面說明了當下内地功夫片和香港功夫片完全不同的美學志趣。香港的功夫片動作好看，故事情節是商業化的胡編亂謅；内地功夫片動作誇張飄逸，故事也會表達一兩個核心概念，但隻剩視覺絢爛而邏輯混亂。
兩者共同的點是，隻有功夫而沒有功夫片的年代，功夫電影人轉向體育和軍事的動作領域。
吳京是這一轉向的成功代表，而王寶強雖然出演了不少動作片，但不完全是一個專門的動作片演員。恰恰是他的草根出身，反而能自如地相容不同商業類型片和藝術片。他所扮演的人物除了《唐人街探案》系列，大都有王寶強個人的精神底色——一種去社會化的質樸和純粹，于是他的個人形象被創作者有意無意地縫合到角色中，而觀衆總是在集體無意識中先于角色接受他。
這一點，在王寶強出演“囧”系列的喜劇作品中尤為鮮明。比如《人在囧途》中，他延續了《天下無賊》中傻根那标志性的家鄉口音。當一個演員在不同電影中頻繁出現個人化的地方口音時，這個演員就形成了某種風格化的個性辨別，比如範偉斷續結巴的典型口音，是從春晚獨幕喜劇過渡到影視劇中。而王寶強的地方口音，并不是風格的演繹，恰恰是他的出身表征了角色背後的群體認同。
《人在囧途》
正是這種認同，王寶強有難得的平民喜劇觀衆緣。
王寶強在“囧”系列中的重要性，不是能輕易能移植到另一個演員身上的。他标志性的口音和大笑的表情，已經形成了獨具個人風格的喜劇魅力；另外，從故事層面，第一部《人在囧途》在“囧”系列中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叙事摹本：主角的簡單訴求或願望+核心配角的麻煩制造+主角訴求的反轉或願望的釋然。
三部“囧”系列都遵循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是，《泰囧》的梗更具笑料、演員的表演更具喜劇氛圍、剪輯更華麗與時尚；而《港囧》除了電影語言的時尚，為了圓一個“遺憾之吻”的初戀情懷，顯然不及前兩部主人公的訴求（“回家”與“拿授權書”）來得簡單有力。
影片中小舅子的角色在擔任“配角制造麻煩”的叙事模式中有點牽強附會，這不是演員包貝爾的表演不好，隻是他還無法替代王寶強在“囧”系列中與徐峥黃金搭檔的喜劇效應。
可見，在系列電影中，主配角的穩定序列非常重要。同理，在《唐人街探案》中，王寶強作為主角的存在，也是不能輕易替換的。
03
最後，我們回到王寶強導演的兩部作品。處女作《大鬧天竺》就是賀歲片的質地，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囧”系列的番外篇，隻不過改頭換面成自己熱愛的功夫片。
影片的商業營銷是成功的，文本的粗糙就在所難免了。當時王寶強可能并沒有想清楚，作為導演的作品序列，第一部作品的形态和品質是多麼重要。
從制作班底來看，他是勢在必得，但上映後一邊倒的差評，讓王寶調整了創作政策——最終還是回到鄉土質感的精神底色，回到武人思維的熱血普衆，回到自己。
“涼山格鬥事件”的出現，仿佛就是命運送給王寶強的禮物。“八角籠”是格鬥擂台，而在八角籠“中”，更是一種困獸之鬥的人生态度。
這個在輿論中曾掀起軒然大波的敏感題材，在影像的完成度上開啟了兩個值得思考的創作現象：
其一，根據社會新聞改編的電影似乎越來越少了。像《最愛》《神探亨特張》《親愛的》《解救吾先生》這類作品，在藝術片和商業片中都很少見了。主流電影在宏大叙事中繼續曆史神話的演繹，而現實的觸角離真實的生活越來越遠；
其二，《八角籠中》雖有現實皮囊，卻難以伸進現實的骨血，就連影像的形态，都被年輕觀衆視為一種“古早”的存在。《八角籠中》從叙事中已經足夠還原了經典電影的基本節奏，但這種“回光乍返”，竟然讓年輕觀衆普遍不适應。他們不禁發出困惑的感歎：為什麼就沒有那麼多“陳思誠式”的反轉呢？
當電影偶爾經營一下空間的深度感時，被短視訊投喂的新一代觀衆，已經無法從《我不是藥神》《奇迹.笨小孩》《人生大事》《我愛你》等這般疾風驟雨的濫情電影中安全撤退了。
王寶強對這個題材近乎賭注般的開掘，不僅僅是新聞事件的主人公和自己有相似的成長經曆，更重要的是這個題材有廣泛的社會關注度，但在當下文化語境中改編起來可能處處碰雷。
是以，在影片中可以明顯看到叙事鋪排的細節被有意挖除的痕迹。比如，涼山的孤兒和造成貧困局面的根源是什麼，和未成年人簽訂的合同有沒有法律效力，蘇木斷腿之後說好就好了……
其實，《八角籠中》這個題材能提純的核心問題，應該是追問“救贖與倫理之間的關系”，而這個問題在社會層面又可以轉化為“大衆媒介正向監督與個人英雄主義的關系”。類似韓紅做公益被質疑和中傷、腦癱兒童公益組織涉及的人權與财權的複雜關系導緻解散，等等案例，今天依然層出不窮，這讓本來懷有普衆之心的慈善人士寒了心。
電影中，王寶強把向騰輝和涼山孤兒的命運聯系進行非戲劇化的日常叙事，電影用藝術的方式向今天的觀衆回答媒體當年未能深度調查的問題，但為了市場效果又做了必要的類型處理。
向騰輝面對輿論的非議和格鬥俱樂部陷入困境，都是以個人英雄主義的方式去處理問題，導緻孩子不得已出售給其他俱樂部遭受了重大挫折，這些戲劇化的情節設定和不夠節制的情感表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深度。但作為近年來少有關注社會現實的影片，能進入商業電影創作視野，已實屬不易。
【文/李塵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