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師一路話，勝讀十年書：陪侍姜亮夫先生散步記聞
晚年姜亮夫（1902-1995）。 （資料圖/圖）
1979年9月，杭州大學舉辦以姜亮夫先生為導師的楚辭進修班時，姜先生已78歲。是以楚辭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學員們每天晚飯後都要輪流陪姜先生散步一小時，路線就是由杭大到黃龍洞一個來回。這對姜先生來說，是一種身心的放松；而對學員們來說，則又增加了一重受教的機會。因為姜先生是邊走邊聊的，而所聊的話題，既有姜先生對自身經曆的回顧，也有對學界掌故的漫談，更有對一些學術前沿問題的點撥。是以每陪先生散步一小時，學員們都有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在楚辭班中是年齡較小的，又是班委，是以陪先生散步的次數相對較頻，而接聞于先生的言語也就多些。這些談話的内容多是課堂上沒有講過的，而有些話語曆四十餘年，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中。茲就記憶所及，撮其要者，為文以記之。
海甯王先生碑銘。 （資料圖/圖）
自身經曆與師友情誼
先生說他年輕時隻想當一個詩人或詞人，共寫了四百多首詩詞。在成都高等師範時，曾拿給林山腴（思進）老師看，林老師認為他才氣不足，不适宜搞文學創作。入清華國學院後，又拿給王靜安、梁任公二位先生看，他們也認為他搞詩詞創作不會有大的成就，主要是“理障”。于是他便痛下決心，将小集子一把火燒了，而轉依王靜安先生指導，從事文獻研究，并以《詩騷聯綿字考》作為畢業論文。這令我記起先生在上課時曾說過的一段話。他說：“做學問人人都可以搞，才氣高的，可以從文學的角度搞；才氣一般的，可以從義理、考據、訓诂方面去搞。隻要發揮各自的優勢，必有所成。”原來這正是先生的經驗之談，同時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先生嘗謂：“餘生平多侘傺無聊，唯師事大儒近十人，同門足當一時之彥者，亦數十人。行萬裡路，交接通人，亦往往稱莫逆。”（《師友新語》）而在師輩中，聽先生回憶最多的則是王靜安與章太炎二師。
先生說，王先生的學問之是以能出乎同侪之上，與他先進的治學方法是分不開的。他曾親見王先生讀過的德文版《資本論》，并在書上用各種顔色做了許多标記。他說，在中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如此認真讀過《資本論》的，唯王靜安先生一人而已。而《資本論》對材料的精心抉别以及論析方法的細密與犀利曾為王先生所借鑒，亦應是很自然的事情。
先生還說，王先生雖然不善交際，看起來不好接近，實際上對學生是很好的。他還記得一次去王先生那裡請教，回來晚了，王先生知他近視，遂命家人點上燈籠，跟他一起送自己回去，直送到大禮堂後的流水橋，見路好走了才傳回。這件事令先生終生難忘。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每周六晚有一個師生“同樂會”，王先生有時也會參加。“同樂會”上，梁任公表演的是背誦《桃花扇》中的《餘韻》一出，趙元任表演的是全國旅行途中各地所講的方言，而王先生表演的則是背誦《兩京賦》。那超常的記憶力，令學生們全都為之震驚。陳寅恪先生雖然在“同樂會”上沒有表演過節目，但平常愛講笑話，尤喜對對子。姜先生還記得他們剛入學不久，陳寅恪先生便送給他們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既貼切，又幽默。
本文作者（圖右）與姜亮夫先生。
說到王先生的最後歸宿，姜先生仍難以釋懷。他說，1927年4月，北伐軍攻下長沙，湖南殺了葉德輝。作為末代皇帝的老師，且腦後還留有辮子的靜安先生便有些緊張。一天，他問姜先生：“亮夫，他們該不會殺我吧？”姜先生告訴他：“葉德輝是有民憤的，是以被殺。而您不牽扯這些，是以不會。”但靜安先生仍是不能寬心。直到農曆的五月初二見到姜先生時還說：“亮夫，我不想再受辱了。”于是第二天上午，王先生便投了昆明湖。噩耗傳來，姜先生與另外兩位同學最先趕到頤和園，見王先生的遺體已停放在“魚藻軒”裡。随後由同學與工友用擔架将王先生擡回，葬在清華園前面的園子裡。葬禮上同學都行三鞠躬禮，唯有陳寅恪先生趕到後，行三跪九叩之大禮。數十年後，餘每遊頤和園，便會想起姜先生的話，并親至魚藻軒憑吊靜安先生。
據姜先生說，靜安先生之投昆明湖，除了“不想再受辱”（即遺囑所說的“義無再辱”）外，也還有一些别的因素，例如與羅振玉的關系，對王先生的精神刺激也很大。
關于章太炎先生，外界雖有人稱其為“章瘋子”，但他對學生也是極關愛的。姜先生回憶說，一次他到蘇州去見太炎先生，因路上遇雨，進章府後，衣服已濕。太炎先生見之，轉身就到樓上取一件馬褂令其換上，然後才坐下說話。姜先生說，此事雖已過去幾十年了，但至今思之，仍感動得要流淚。先生自1932年12月起為太炎先生弟子。而在入門之初，以黃季剛為首的一批老牌章門弟子曾對他有所刁難，常說姜亮夫是跟王靜安研究過烏龜殼的，學問不正。為此，姜先生憤而刻了一枚“章氏除門弟子”的印章，欲啟用，章師母阻之。太炎先生也以“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史記·轅固生傳》）寬慰之。姜先生還回憶起1934年他在河南大學講課時，與同系的一位老先生同講《尚書》，結果他的學生都被老先生吸引過去了。他不甘心，便回來向太炎先生請教。經太炎先生指導，結果他的課重又叫座，而那位老先生的課堂則空了。每說到這裡，先生常會發出會心的笑聲，說：“他哪兒知道我有太炎先生做後盾呢!”
先生之于同門，除不時會講一些“八個老虎”（即清華國學院八位屬虎的研究所學生）的趣事外，談的最多的便是魯迅。魯迅是太炎先生早期的弟子，與姜先生同門，且二人間也有交往。現在回憶起來，先生說的有關魯迅的幾件事我仍記得:
一是某次在内山書店，先生問魯迅其筆法何以會如此苛刻，魯迅說：“不這樣不行啊，中國便沒救了。我現在隻有一支筆，我要是有一把刀，真可以去捅他們的。”
一是某次左聯開會，柳亞子跟魯迅說：“你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啊（指其筆法已超過太炎先生）！”魯迅說：“太炎先生是罵滿洲人，我是罵自己不成器的兒子！”時姜先生在側，親自聽到的。
一是魯迅曾寫詩調侃“牛奶路”（Milk way），即《教授雜詠》其二之“可憐織女星，化為馬郎婦。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諷刺的對象是趙景深。但當他聽說趙景深要與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的妹妹成親時，又擔心這會影響到他們的婚姻，于是問姜先生兩家會不會告吹。姜先生告訴他不會的，因為北新已以400股（每股100元，共計40000元）作為嫁奁。但魯迅還是不放心，又出現在了他們的婚禮上。這令兩家都喜出望外。當時魯迅就坐在姜先生的對面，兩人談笑風生，還聊起了喜幛上的一個别字，即将“雀屏中選”誤為“雀瓶中選”了。
一是魯迅告訴他，當年太炎在日本講學時，開始聽講者有數十人，後來都走了，隻有魯迅與朱希祖堅持到最後。朱的聽講筆記後歸錢玄同，現藏北師大圖書館。而魯迅的筆記下落不明。姜先生說，他曾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見一家雜志用魯迅筆記的手稿影印件做過封面。
一是太炎先生晚年，當有人說魯迅領過盧布時，他即斬釘截鐵地對人說：“我相信豫才不是那樣的人！”此語姜先生也曾多次聞知。
友朋輩中，姜先生常提起的還有聞一多。他們兩人都研究楚辭，但有些觀點并不一緻，如對《九歌》的來源等問題就各執一說，見面時也會辯論，有時還辯論到昆明的茶館。但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隻好各自著書或寫成文章，以保留其說。他說聞先生是性情中人，辯論時往往會情緒激昂，但過後又和好如初。
先生還講了他一生中所經曆的一次風險。那是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一個星期，他留學法國後，經由西伯利亞回國時的事情。當時日本人在海關盤查甚嚴，于入境的文化人防範尤甚。不得已，他隻好扮作洗衣勞工，并故意講一口隻有法國洗衣工才會講的粗俗法語，結果竟得以“蒙混過關”。而事後才聽說，當時海關已事先得到通知，說有一位叫姜亮夫的學者要入境，須仔細搜查，結果撲了空。
姜亮夫先生手迹。 （資料圖/圖）
治學之道與學術随想
與先生散步，談的更多的是一些學術話題。弟子苟有所問，先生無不耐心教之。
如1980年5月31日傍晚散步，當我問到中國人的起源時，先生便說了很長一段話。其大意是：世界人類有相當一部分可能發源于昆侖。因為人類在早年曾有過兩段艱難的時期，一是高溫，二是洪水。昆侖地勢高，是以天涼，洪水也上不去，極宜于人類的生存。待洪水退後，乃流散到各地。中國人中，至少夏人應發源于昆侖。夏人自昆侖而東，再沿黃河發展為周人，沿漢水發展為楚人。至于商人，乃是從東北而來，屬另一中心。此外，南方還另有一人類文化發源地，即三苗。三苗經三遷，最後退到四川、雲貴一帶，我們從當地的方志中可以看到一些資料, 但主要的證據還有待于地下發掘。他還推測，也許除了三苗之外，南方還另有一文化發源地。他說自己對楚辭的研究，就是要證明南方還有一個文化系統，并說像現在這樣寫曆史，基本照錄郭沫若的說法，是不行的，要重寫。回憶至此，先生關于“南方還另有一文化發源地”的說法，不禁令我聯想到了近年來多次發掘過的“三星堆”遺址，乃不得不佩服先生的先見之明。
姜亮夫《詩騷聯綿字考草本》。
散步中，當我問到《楚辭》中是否有齊魯方言時，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并說不隻是《楚辭》中，就是鄭康成的《三禮注》中，也雜有許多高密方言，并囑我以此為題，寫成文章。我的《楚辭齊魯方音證诂》（《蘭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就是這樣寫出來的。但有關《三禮注》中高密方言的文章則至今未能成文，說起來，真是愧對老師了。
關于治學方法，那更是散步中常談到的。先生說做學問首先要打好基礎。搞社會科學的人，不管哪一行，有些書是一定要先讀的。如《詩經》《論語》《史記》《說文》《世說新語》、李白與杜甫的詩、《資治通鑒》《紅樓夢》等，都是要先讀的。這就好比演員“吊嗓子”，無論以後演哪一行，學哪一派，都離不了這一基本功。又如同繪畫的“打底色”，圖畫繪成後，底色就看不見了，但沒有這層底色，就決不會有絢麗的色彩。其次要選好切入的角度。先生說，做學問要從文字、音韻入手，文字尤其重要。可先從小篆開始，再上溯至甲骨、金文。文法可以不管。他研究楚辭，就是先從文字、音韻入手，再到曆史。故文字與曆史兩事是最重要的。其他如民俗學、曆史地理學、心理學、邏輯學、考古學乃至一些自然科學（如植物學與醫學等），也應有所涉獵。至于寫文章，一是要選取一些有生機的題目來寫，即寫一篇可以引出好多篇。二是不要與人鬥嘴，即不寫批判文章。你嫌别人的東西不好，你寫一個好的東西放在那裡就行了。這是陳寅恪先生教他的，他也以此教我們。
散步中，先生還罕見地談到了《紅樓夢》的版本問題，尤令我難忘。那是1980年的5月21日，我與殷光熹師兄陪侍先生時聽說的。先生說當年他在清華讀書時，曾讀過一個《紅樓夢》的本子，其故事的結局與高鹗的續書完全不一樣。大緻的情節是：榮國府被抄後，賈寶玉出外為更夫，史湘雲為漁婦。一夜，寶玉在一個橋上休息，将手提的一盞小燈籠放在橋邊。此時湘雲的小船恰巧從此經過，見橋上的燈籠，認出是榮國府的夜行燈，遂問橋上的人是不是寶二哥。寶玉反問她是誰，回答說是湘雲。于是彼此相認，并互訴别後情景。湘雲說：“你當更夫，我為漁婦，榮國府的人都星散了，沒有一個不在受苦的。”于是湘雲便請寶玉到船上。原來她早已無家了，隻有一個丫頭還陪着她。随後寶玉便坐湘雲的船一起走了，最終成就了“金玉良緣”（湘雲身上也有一塊金麒麟）的結局。姜先生說，這個本子後來再未見過，蔡義江先生還為此專門通路過他。
姜先生的這番話後來由蔡義江先生披露出來後，又被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看到了。他在紀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的文章中寫道：“杭州大學的姜亮夫教授傳述了一則極其引人入勝的寶貴線索……讀後簡直高興極了。因為和我推考的主旨全然吻合，而其具體情節，又如此動人，則是誰也想象、編造不出來的！”足見姜先生所讀到的這一版本在紅學史上所具有的意義。
姜先生還說，近代有些《紅樓夢》研究者的批本也應該注意搜集，那裡面有不少真知灼見。據他所知，王伯沆（原中央大學教授）批過，吳宓也批過，吳宓批本可能在香港。近來《紅樓夢》的研究者一味注重版本，不研究作品本身，他們講的是“紅書”，而不是“紅學”。一旦曹雪芹的原著被發現，他們的著作便是一堆廢紙。
1980年楚辭班十三位學員畢業時與姜亮夫夫婦合影留念。
我不生氣
散步中，先生還談到一些其他問題。如1979年10月27日夜，一名竊賊從先生家風窗入内盜竊，并刺傷了師母，又推倒了先生，造成腦震蕩和尾椎骨折。此案很快被破。但當先生聽說作案者還是個少年時，就建議司法部門不要判刑，也不要處分他，因為他還年輕。先生為人之仁厚，于此可見一斑。
還有一次，先生談到他被騙的事。他的《楚辭通故》120萬字，全部成書後，有些是修改過的底稿，有些還寫在卡片紙上。但他晚年目力大損（視力僅有千分之一），已無法謄抄了。于是便雇人抄寫，講好每抄一頁稿紙，付費3角。但抄者為了多賺抄資，竟将許多抄過的又重抄一遍，總計重複抄錄者達三分之一。此事直到付印前才被發現，結果又耗費了先生的許多精力來加以抉别。對此，先生并沒有同那位抄工計較，隻說了句“他也不容易”。先生還說，學界像這種被騙的事，過去也有過。如劉文典先生執教西南聯大時，有一段時間不在校内，于是某工友便私刻了劉先生的印章，冒領了他一年的工資。待到發現時，工資已被揮霍殆盡了。
關于養生之道，先生說早年他曾侍太炎先生在蘇州小王山居住過一段時間，兩床相對，朝夕相處。太炎先生教他每日清晨将兩手舉過頭頂，用力上下屈伸若幹次，同時伴以呼吸吐納。并說這是莊生吐納鳥伸之術，多做可以健身。又說養生的關鍵是“身不可疲，但要常動；心不可亂，必須常靜”。關于前者，他未能堅持；關于後者，他至今服膺。他說自己多年來一直在家行“靜坐法”，在床上做“八段錦”。遇有心情不适便拍打膻中穴，即氣海，也就是胸中兩乳之間的位置。一次，我們在先生家聽課，先生說他曾想仿阮元的《經籍纂诂》而為《經籍纂音》，并已做了千餘張卡片，但“文革”中都被紅衛兵抄走了。一天，他去垃圾箱倒垃圾，見垃圾堆裡有一些卡片，仔細一看，原來竟是自己的東西。說到這裡，先生有些激動，但旋即便用手拍着膻中，口中也念道：“我不生氣，我不生氣。”一會兒情緒就平複了。
我胃寒，先生知道後，囑我平日裡多備些姜糖，倘有不适，便吃一顆。我照做了，胃病再沒有犯過。先生自己，平日裡最喜歡吃的水果是甘蔗。他說老年人的牙齒非常重要，而常嚼甘蔗則可以健齒。是以他直到晚年躺在病床上，别的活動都不能做了，仍堅持每日叩齒。我1995年4月到浙江醫院看望先生時，就聽見他在病床上叩齒的聲音。
以上是我陪姜先生散步時的一些記憶碎片。如今先生雖已離開我們28年了，但先生當年的音容笑貌及對我們進行教誨的情形，還時時浮現眼前，并将永遠成為我們最欣慰的回憶。
張崇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