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水生煙客
編輯|水生煙客
前言
在隋唐五代時期，城市成為了一個多民族交融的大熔爐，同時也是一個外來人口聚居的地方。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最為開放的時期，随着東西兩個世界的交流和交往，“陸上絲綢之路”上的商貿活動日益繁榮。
西域商人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進入亞歐大陸，并向長安和洛陽彙聚，形成了一幅嶄新的畫卷。
“海上絲綢之路”的萌芽，源于日本、新羅、東南亞及波斯等國家與隋唐間的貨物貿易及社會交流日益密切，這是其發展的基礎。
隋唐時期，許多少數民族的商人，如突厥、回纥、昭武九姓，也包括波斯、大食、新羅等，共同推動成了隋唐時期的開放貿易面和多民族人口的格局。
一、民族融合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也是中國城市曆史上最輝煌的時代。
這一發展與繁榮，在唐中後期的“安史之亂”時期得以持續。
在此期間，融入大都市的各族人民互相交融，為大都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生機和豐富的物質文化内涵。
國家的統一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唐長安有四五十萬的常住居民，但也有不少外來的商人，他們是城市裡最活躍的人。
正是這一群外來人口，使大都市的人口數量與構成在不斷地發生着變化。
根據宋素懿的調查，安西市的街巷中有大量的胡人聚居，自隋唐以後，還有不少來自日本、北韓和渤海等國家的學生來到長安定居。
貞觀初年，突厥人被平定，突厥人的部族被遷移到了朔方，有一萬多戶人家被流放到了長安。
到了天寶年間，京兆尹的家庭隻剩下三十萬，這讓長安多了幾分西域和異域的味道。
這是《舊唐書·張建封傳》的一段話：
“京師遊手 堕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
都是用來形容京師中流浪者的，而在其他的大、中型城市，無論是商人，還是農民工，都占據了很大的比重。
五代時期，商賈往來，絡繹不絕，除了王都外，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的異族。
揚州是繼中唐以後的第一大經貿重鎮，吸引了衆多的胡人來此經商謀利。
根據《資治通鑒》，在大曆六年，有一位商人向大唐朝廷申請，在荊州、越州，揚州，洪州，都修建一座大雲光明寺，供摩尼教徒信仰。
摩尼教徒主要來自于西域的粟特人，很顯然唐朝的時候，揚州雖然沒有長安那麼大，但人口還是很多的。
蘇保華研讀過《太平廣記》後也認為，中土胡人，除通常以使臣或人質居于長安和東都洛陽外，許多身份各異的胡人，如胡商，胡奴，胡僧，胡俠，胡更，都曾在揚州留下過蹤迹，并有過一定的影響。
民族一體化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隋唐是一個擁有廣袤的國土、富庶的國家、穩定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水陸交通最發達的時代。
二、經濟、貿易往來
唐朝實行的是開放的政策，貞觀元年十一月，唐太宗下了一道旨意：
“使公、私商、道、盜、财寶買賣于外國”。
貞觀四年，唐太宗又接受了魏征對西域諸國“使其貿易往來，并使其與邊疆百姓交易”的提議。
唐文宗繼承了這種開明的方針，太和八年下旨：
“福建、揚州等地的番客，應委派監察節度使，以備不時之需，除船腳、外市、貢品之外，以貨物為準，自行買賣，不收任何關稅。”
清廷設立了互市司，專司中外商貿，諸互市司，每一司，皆掌諸蕃商。
玄宗開元二年，唐朝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優厚的政策，加上良好的社會環境，使許多外國投資者都來到了唐代。
唐朝一位詩人曾在史書中描述過外國商人，他說：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有胡服廟，每年胡商祭祀，煮豬、宰羊、琵琶、吹箫、唱歌、跳舞，酒過三巡，莫一胡為主人。”
洛陽以襖教為代表的異域宗教的繁榮，也是洛陽胡商數量衆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唐詩中，有許多對外國商人的描寫，例如“胡大有藍眼睛，密謀買進”。
《太平廣記》中有一則“胡人鬥寶”的故事，胡人長途跋涉，不便于買賣日用貨物，是以以首飾為主。
外國商人除了做貴重的珠寶和香料生意外，還做一些吃的生意，比如長安的長興裡，就有一家鋅鑼鋪子，在太平坊的後門，就有一家胡人賣糕點的地方。
除外來客商外，唐詩中也有不少關于外來客商的記述，例如“胡姬”一詞在《全唐詩》中就出現過23次。
這表明，在此期間，城市中有不少的少數民族從事服務業，《全唐詩》中，32次出現了“胡人”這個詞。
民族融合使城市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唐、長安的宮阙建築之大，其富麗堂皇之處，舉世無雙。
當時，全國的文人墨客都向往長安，甚至松贊幹布在西藏也曾派出數批學子到長安求學。
三、文化交流
長安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這裡，來自日本的學者、來自西方的諸國的學者都曾到過長安，與中國的學者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太宗皇帝時，高麗等國家的首領，都派了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教育的人數超過了八千人，教育的繁榮程度，在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可見盛唐時，海外學生的數量有多大。
雖然他們的目的是到唐代去讀書，但是他們所帶來的漢文化和唐代文化的融合，給長安等大都會文化的繁榮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使得長安城人所看到的城市文化，包含了宮廷文化、貴族文化、平民文化、異域文化和底層人民文化。
例如長安襖廟就位于城西的布政，酷泉，普甯，崇化四個地方。
唐朝由于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對外交往頻繁，“胡商”大量湧入，不僅給唐朝帶來了異域風情，而且還給唐朝帶來了大量的貨物。
長安網羅的胡人店鋪均位于城西，多為胡姬酒肆，珠寶店等等。
長安城東面的曲江河畔，有一家胡姬陪酒的酒樓，李白等人曾經在那裡品嘗過金尊佳釀，胡姬的笑容更是讓他們陶醉。
胡商的出現，為隋唐都城胡風的興起打開了一扇門。
開元天寶年間，天下太平，玄宗以花天酒地，籠絡諸位王爺，使蕃人興旺，外族人多，長安胡化風氣極盛。
這種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西域風氣，衣着、飲食、官邸、音樂、舞蹈、繪畫，應有盡有，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
一般的貴婦小姐，都喜歡穿着胡衣胡食的營帳。
鴻腫寺和鴻腫客館，是她們進進出出和居住的地方，胡店多在西市，四周都是異域風情。
來自異域的商人把異族的服飾、珍寶、胡族的樂器和手工藝都帶到了這裡，并在這裡進行了大量的交易。
胡食有胡餅、塔納、畢羅、美酒、糖、蔬菜、水果，都是從西域而來。
在立春時節，朝堂上除了賞給那些地位最高的官員和皇室成員外，還有就是那些平民百姓，也十分喜愛這種糕點。
高昌的紅酒，波斯的紅酒，都是在長安市很受歡迎的。
穿着打扮随着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不斷碰撞，在唐朝産生了大量的新式服裝，其中胡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胡服的特色是短衫，窄袖，長靴，在玄宗時期是最流行的漢族服飾。
女子為了騎乘馬匹，或者是為了便于活動，都會穿着一件窄袖的圓領長袍，腰間系着一條魚鱗狀的腰帶，下身則是一條長褲長靴。
女性化妝也是唐代服裝的一個特色，女人能穿胡服，戴胡帽，男人也能打扮得很漂亮。
女人們已經開始用化妝品了，隋朝曾經從波斯引進過一種叫做“螺子黛”的眉筆，用來給宮女們畫眉毛。
唐代的時候，有一種叫做“青黛”的顔料，也是從波斯引進的。
唐朝時，長安地區盛行西域樂舞和胡舞，胡舞以“胡騰”、“胡旋”和“拓枝舞”著稱。
還有一種運動，叫“波羅”，是一種來自波斯的馬球，在唐太宗時期傳到中國。
《舊唐書》說：
“開元末年，太常樂尚胡曲，皇帝下令，皇帝賜菜給胡人吃，宮中女子都穿着胡人的衣服。”
結語
在此基礎上，對隋唐五代時期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政策，中原的強盛，朝廷的征戰、劫掠、征戰，以及内陸城鎮的繁榮，漢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都加快了周圍的少數民族向内陸遷移的速度。
突厥人、契丹人、黨項人都是他們的附庸，和漢族生活在一起。
随着周圍民族和域外民族的進入，不僅帶來了隋唐五代時期城鎮人口的增長，而且還帶來了相當先進的生産技術，獨特的風俗文化，豐富多彩的異域風情。
工匠和商人的湧入，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資本和技術支援，也為人們多元化的物質生活提供了條件。
僧侶和遣唐使的到來，極大地豐富了都市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飲食，服飾的引入，使得城市的生活色彩斑斓，充滿了異域風情。
動态的族群遷移，不斷突破族群邊界與族群隔離，城市是各族人民進行深入交流，進行物質精神交流與融合的重要場所。
隋唐五代時代的城市，就是在這股異族移民的大潮中，完成了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農村農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城市手工業、商業的轉變，進而加快了都城和當地城市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