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式的個人主義”也是所羅門所要批判的經濟隐喻之一,之是以将他對“原子式個人主義”批判放在單獨的章節來闡述,是因為這個“嵌入集體的個體”概念,是所羅門解決經濟倫理問題的“亞裡士多德方式”的重要開始,而另一個概念“最終的幸福的重要性是成功的唯一标準”也與個體､集體息息相關。
在亞裡士多德那裡,個人根本利益與社會福祉是一緻的,在所羅門這裡,個人的根本利益與企業福祉一緻｡下面将從所羅門對“原子式的個人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嵌入集體的個體”的闡述這兩方面來叙述｡
批判原子式的個人主義
西方關于個人主義的研宄在發展變化中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哲學家們從不同的視角對“個人主義”理論進行了解和闡述,因而西方傳統文化的“個人主義”概念涵義和形态十分多樣｡根據史蒂文盧卡斯的考證,“個人主義”發源于法語“individaulisme”｡1820年,法國天主教思想家約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最早使用了“個人主義”這個概念｡個人主義經過不斷發展最終成為美國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
1945年哈耶克在其《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中,以個人價值優先還是群體價值優先為判定标準,區分了以休谟､斯密等為代表的“真個人主義”和以笛卡爾､伏爾泰等為代表的“僞個人主義”,并提出了“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由于本文着重于叙述所羅門對原子式的個人主義的批判,進而闡述德性經濟倫理學中集體中的個體概念,因而此處不再追溯個人主義的淵源和其它理論論争｡
鄭正來在《哈耶克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研究》的序言中,談到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認為“現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作‘唯(僞)個人主義’的”,這些學科在基本上都采用了原子論形式｡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将整體分解為部分,然後再根據這些具有“原子性質”或“外部關系”的部分重構為一個整體,原子論的個人主義預設了“部分､原子或個人”是真實客觀的,因而也具有“本體論上的首位性”。
19世紀以來,個人主義對美國的影響十分深遠,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借機滲透于經濟領域,形成“自我成就的[人]”的隐喻,所羅門認為這為企業帶了一種“過分強調個體”的空虛感,他提出應該從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以及人所處社會團體的角色開始來研究經濟倫理,否則将永遠無法找到正确的研宄途徑｡
所羅門還認為,企業家的概念似乎被社會神話,因為一個企業的良好運作長遠發展,更加依賴的是公司提供的優質産品和服務帶來的信任,而非僅僅是靠企業家個人的力量,所有那些為企業做出貢獻的員工,都應該将個人身份與企業組織相融合｡
所羅門并不否認從事經濟活動主體的個體性及個體動機,然而他認為從實踐活動中個體所扮演的角色來入手是對個體的更好的闡述方式｡因為商業就是這樣一種實踐或者一系列實踐活動,商業活動依賴于人類組織,否則交易難以進行｡
強調個人要優先于團體的自由主義(在哈耶克那裡被劃分為“真個人主義”),在所羅門看來,這種自由主義的設定一一原始的孤立個人訂立了契約,完全忽視了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那就是個人源于家庭､社會等團體,個體對這些團體具有依賴性,并且“一生中各個方面都會保留這種依賴性”｡
所羅門認為即便是關于契約訂立的動機,也并非是一種自然屬性,而是社會結構屬性的一種“自願選擇”｡在達成契約之前,個體就己經開始扮演社會成員的角色了,比如作為家庭成員的角色等,在家庭中通過習得已經确定身份認同｡
所羅門承認個人主義對經濟的重要作用,比如個人的創新精神等等,而原子式的個人主義通常會忽略集體社會的因素,所羅門認為這是對企業組織的巨大破壞｡原子式個人主義的隐喻還容易使交易僅僅被認定為一種謀利手段,同時也使“經濟”隐含了一種“叢林”般的自然屬性｡所羅門認為在決定加入企業并渴望成為這一組織的成員之前,應該要思考這種選擇的意義｡
一個員工如果僅僅是從某種契約的角度去看待自身和企業的關系,那麼對于一個組織而言,這個員工不是所羅門所說的真正的“成員”,一個組織的真正成員一定會擁有超越一般契約關系的互相義務｡
所羅門将企業這個組織看成是社會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企業組織就要遵守社會這個更大架構下的道德體系,而不僅僅是肩負企業社會責任,盡管“商業就是商業”,商業也是建立于人類關系基礎上的社會實踐,個體的個性絕不會被否認或者被迫去妥協,反而被賦予意義的背景｡
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也是政治學,古希臘的政治學是城邦的政治學,集體(城邦)在亞裡士多德倫理學中具有重要位置｡所羅門在書中歸納總結了亞裡士多德式倫理學的六個特征,分别是“團體”､“卓越”､“成員資格”､“誠信”､“判斷”､“整體”,其中“個體､企業和團體､個人利益和公衆利益,個人的和專業的､商業和美德”這些結構要素互相緊密聯系,展現了所羅門對原子式個人主義的反對和對團體的重視｡
集體中的個體
所羅門将企業視為一個團體,正如同亞裡士多德對于城邦的重視那樣｡針對當時西方社會個人主義活躍的大背景,後現代的學術界也開始思考關于個體的問題,社群主義十分反對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哈耶克改良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也無法避免考慮人類社會這個群體的因素｡
所羅門的經濟倫理思想建立于團體之上,認為我們隻有在團體之中,才能找到身份和意義,這一點與查爾斯泰勒(CharlesTaylor)不謀而合｡企業從來就不是原子式的個人的集合,要探讨所羅門的經濟倫理思想,首先就應該承認這一點｡
隻有了解團體中的個體的概念,才能更好的了解個體的利益與集體的公共利益之間并不是分裂和對抗的,探讨個人的美德也是在一個集體組織的大架構下探讨何為美德,美德在亞裡士多德那裡是城邦的産物,在所羅門的經濟倫理思想體系中,隻能出現在集體之中｡
正如所羅門對企業的美德和惡德所定義的那樣,有利于組織團結的就是美德,破壞組織性的就是惡德｡在社會集體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企業中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企業和個人的定義｡
心理學的觀點認為,自我概念的建構是一種自我主觀能動的在社會關系中将其内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個體所處的團體對自我進行影響,另一方面建構的自我指導自我在團體中的行為｡
團體之中的角色定義,是人在團體之中社會關系的展現,亦是所處角色的道德規定｡商業經濟中最簡單的交易也會涉及到買賣雙方角色,在進入經濟領域之前,作為個體的人已經具有了社會角色,而同時又以經濟中的角色進入經濟實踐中｡
在企業中,角色定義了個體的職責,在社會中,角色定義了企業的職責｡當然,所羅門自己也承認,用角色來定義職責,可能會帶來一些困惑,比如個體角色的定義也會帶來關于個性和職責程度的問題,但他認為我們在評價一個人适合某種角色時并不是對這個人的冒犯,反而是對在團體之中個體的贊揚｡
社會中的個體在企業中具有多重角色,角色之間未必是完全統一的,是以在用團體的角色來定義個體身份時,需要考慮到企業是作為社會這個大架構下的一個集體｡
但即便不像所羅門所闡述的那樣用角色來定義個體,無論是在商業經濟中,還是在社會之中,每個人都會面臨道德困境,需要個體面臨具體的情境運用美德的知識和實踐智慧幫助個體做出最合乎美德的行為｡在商業經濟中的商業美德并不是統一的,他認為即使如此角色定義仍然是探讨商業美德的重要特征｡
同時所羅門認為,作為企業中的個體是完整的個體,具有決策和正确判斷的能力,個體的價值取向與企業的價值取向不是對立的｡個體在商業經濟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與社會其他的角色割裂開來｡正是由于這個前提,我們探讨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會十分牽強｡商業經濟不是一個獨立的以經濟利潤為唯一目标的獨立王國,它與整個社會接壤,并且是其中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既然是作為社會中的組織,那麼就應該肩負起社會責任來｡
可以說,所羅門經濟倫理思想對于團體中個人概念的闡述,對于扭曲的經濟實踐具有指導意義,這有助于消除經濟行為主體目前面臨的一種道德困境以及社會中的個人身份與經濟領域中個人身份的撕裂,從道德的十字架上解放了企業和個人｡基于團體中的個人角色定義,也有助于将經濟行為主體納入社會之中｡
這一舉措意義非凡,人們對于自己的行為､身份等會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決定了自己是否認同角色,然後決定是否認同相應的社會行為｡
所羅門認為,自我是社會的,18世紀中葉以後,宗教解放了個體,但個體不僅僅是個體,當個體有将自身設想為個體之時,是個體接受社會訓練的結果,我們對于個體存在的思考,隻有将個體置于其所處的社會背景､個體與個體關系之中,個體才會被賦予意義｡也就是,自我概念和身份認同都存在于“關系”之中,存在于社會之中,個體從降生之時,就已經存在于關系之中,并且開始與社會中的其他人建立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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