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選自錢穆《晚學盲言》。歡迎關注微信公衆号“讀錢穆”，特此摘錄，以飨讀者。
中國古有庖犧時，顯然還在畜牧時代。下及神農時，則已轉進到耕稼時代，五口之家，百畝之田，隻要大家和平相處，宜可各自安居樂業。是以一般希望都在上面政治階層。
自黃帝以下，堯、舜、禹、湯、文、武，唐虞、夏、商、周各代，聖帝相傳。而西周的疆土已自黃河流域南逾淮漢，而達于長江。三千年前的中國，已是廣土衆民，完成一大一統的國家，為舉世各民族所未有。
其文化傳統之獨特成績，主要乃從上面政治階層來上司，來主持。周公起，中國文化進展又跨前一大步。以前全靠一國之主，天下之君，來主宰，來發動。限制狹，機會少。
周公臣而非君，西周一代禮樂制度全在他手裡創造完成。這在文化演進的希望上，又大大放寬。
孔子畢生願望，便在學周公，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對大群人類有貢獻，必要做堯、舜、禹、湯、文、武，其事難。
降低一步，做一周公，其事易。中國的文化想望，更要是在政治上。這一點，我們是首該注意的。
其實周公的地位，亦很難期望。周公以文王為父，武王為兄，成王為侄，故雖居臣位，畢竟與其他為臣者仍然有大不同。故孔子在當時，雖群尊以為聖，又說其賢于堯、舜遠矣，而孔子在政治上的真貢獻，究自不能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比，并亦不能與周公相比。
下逮孟子，遂又有一番新觀念新理論出現。曆叙上古聖人，卻特地舉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以下達孔子。後代人慣讀其書，習以為常，不感有詫異。
其實在當時乃是孟子一番開天辟地驚天動地的新創論，新獨見。即在孔子亦似乎未嘗想到此處來，這真見孟子苦心，而影響後世亦特大。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農夫，其身份地位與周公不同。而自任為天民之先覺，欲以斯道覺斯民，則不得不在政治上求伸展。五就桀，五就湯，終于得志，造成有商一代之治。
湯卒，嗣王太甲無道，伊尹放之自攝政。太甲悔悟，始迎歸。臣放君，與周公之東征誅其兄管叔又更不同。孔子稱誦周公，因其制禮作樂，開出此下一番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使人有所依循。
而孔子本是宋臣流亡在魯一孤兒。孟子先世，當更不如孔子，特提伊尹，稱之為聖之任。此乃激勵後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論身份地位，皆當奮發興起，以大群治平之大道，自負擔，自向往。這在教育意義上有其重大之啟迪。
但政治乃社會之上層，無論為君為臣，皆高出人上。果使人人盡皆熱衷，此種風氣，禍患實大。孟子遂于伊尹後又提出一伯夷。當武王周公興師伐纣，伯夷叩馬而谏。伯夷之意，君臣地位不能不尊，征誅革命終是一亂道，不當不防。
周室既定天下，伯夷叔齊乃恥食周粟，遁隐首陽山，采薇而食，終以餓死。兄弟為人，後世議論不定。孔子極尊周公，但亦稱伯夷為仁人，不論雙方行義不同，其居心則一本之大群，一己之生死利害置度外，故孔子稱其求仁而得仁。
孟子亦以大禹、周公、孔子三人并稱，皆指其對天下萬世大群之造福言。是孟子非不重功業。又稱“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則當不與伯夷同情。但道非一端，天有陰陽，地有向背，人道亦然。
武王周公之伐纣，有功大群，事無可議。有人反對，并亦站在大群立場上來反對。此等事非要不得，此等人亦不可缺。專據政治言，君尊臣卑，乃一心然定理。但有時臣亦可以反對君。武王周公伐纣，即其一例。
伯夷叔齊以一窮匹夫，據定理來反對，甯死不屈。孟子特稱之為聖之清。所謂清，不僅無功業可言，亦複無權勢可仗，一身一志，求仁得仁，實則所得亦僅在其一心。然此心垂之萬古，激勵興發又何限，此其是以為聖。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唯其人皆可為，乃得為聖。實則為堯舜尚有外面條件，為伯夷則可無外面條件，則伯夷之得為聖，亦顯然矣。
就政治言，有人願為伊尹，有人願為伯夷，此等政治，乃始可資人想望。
若僅有伊尹，而無伯夷，則此等政治終距理想尚遠。但政治終是一大群衆人之事，在大群中求如伊尹、伯夷其人，亦終難得。于是孟子又特地提出了柳下惠。在春秋時，柳下惠似無大功績大名譽，孔子論語亦未稱及其人。孟子特以繼伊尹、伯夷而合稱之為三聖人。
在政治上，必求能負責任，伊尹為之代表，故曰聖之任。又求能不争權位，而自守己意，有所反對，縱居少數，亦不屈從，伯夷為之代表，故曰聖之清。
更求能和諧相處，不求積極主張，亦不嚴格反對，不站在正反之巅峰面，隻站在全體中之寬平面，一若可有可無，但亦不失其己。政治乃衆人事，而此乃衆人大家所宜有所能有，始得和成一體，不相分裂。
孟子則特舉柳下惠為之代表，而稱曰聖之和。此如甜酸苦辣鹹，各具一味，乃能調和為味。倘其本身無味，多加滲入，亦使全體盡成無味。伊尹隻求為此食品之主味。伯夷則保有己味，而不加入此食品中。
柳下惠則可以調入任何食品中，而不失其本所具有之一味，故曰“三任之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又曰：“雖袒裼裸衽于吾側，亦何足以浼我。”任何一政治界，可以無伊尹，亦可以無伯夷。
但終不可以無柳下惠。柳下惠之與伊尹伯夷亦同樣難得。孟子特舉柳下惠，可謂深識，尤耐尋味。
孟子乃繼此三聖續舉孔子，認為孔子乃聖之時。時當任而任，時當清而清，時當和而和，集此三聖而兼之，乃為集大成。孔子絕不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湯，又以割烹要湯。
門人四子言志，而曰“吾與點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是孔子亦猶伯夷之清。及為魯司寇，主堕三都，此乃伊尹之任。社肉不至而出走，則又為伯夷之清矣。然猶周遊列國，曰“不仕無義”，“道之不行，吾知之矣”。
是猶伊尹之任，而又終不失其伯夷之清。其贊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吾與爾有是夫。”是孔子實兼任與清，而始有柳下惠之和。柳下惠三仕，亦如伊尹之任。三已，亦如伯夷之清。
然而柳下惠終不能為伊尹與伯夷，更不能與孔子比。因柳下惠一由外面擺布，不能如伊尹與伯夷之立意為此不為彼。然柳下惠終亦不失其己，斯其是以得與伊尹伯夷為伍而同為聖。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孔子又最惡鄉願，以為德之賊，未可與入道。伊尹之任，即是狂。伯夷之清，即是狷。
柳下惠不狂不狷，但亦決不為鄉願，然亦非孔子之所謂中行。中行須能兼狂狷，柳下惠不能。然在中行狂狷三者之外，亦自有此一路，孟子稱之曰和。但知和而和，則終不能與中行比。
故孔子得兼柳下惠，而柳下惠不能兼伊尹伯夷。孟子此論緻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後世論聖人，亦群尊伊尹伯夷，乃終少道及柳下惠。
實則後世之為柳下惠者，乃亦多過于為伯夷伊尹。即非孟子此論所倡導，然孟子固已預矚其趨勢而莫之能違矣。
墨翟繼孔子起，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亦伊尹之流。莊周為宋漆園吏，楚聘以為相，周拒之曰，願為龜泥中，此伯夷之流。孟子願學孔子，辭受進退出處，備極講究。其得為中行與否，茲不論。
然後起儒家則多近柳下惠。如荀卿，在齊稷下三為祭酒，又為楚之蘭陵令，此亦柳下惠之流矣。唯儒家終偏于仕進。既有儒，則墨家不複盛。道家偏于隐退，乃與儒抗衡。中國曆史乃成為儒道兩分之天下，則益見中國文化深厚之所在。
秦漢以下，政治組織日形龐大，規制日形細密，人事日形複雜，伯夷一流在中國重視不衰。然能為伯夷者日少，亦可說竟無其人。伊尹一流，在政治上亦甚難表現。霍光追法伊尹，廢昌邑王，在中國曆史上殊不一二見。
但霍光亦豈能望伊尹。唯如柳下惠之和，乃在中國政治史上最占重要，為絕不可少之多數。中國政治之長治久安，曆數千年，和之一德，最值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