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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抗抑郁,兩度欲“解脫”:我了解了“陽光開朗”是對病友最殘酷的評價

兩天前,娜娜從朋友那裡知道了歌手李玟因為抑郁症離開的消息,她用“震懾心靈”這幾個字來形容。作為80後,娜娜在整個青春期都被李玟律動的歌聲環繞,大學時還會用她的歌舞上台表演。“我甚至想過,要做像她這樣明亮的人。”她回憶。

娜娜在朋友圈裡轉發了李玟二姐悼念妹妹的微網誌内容,評論區還是不斷有人留言:“真的假的,她看上去那麼開朗?”

作為一個病史長達25年的抑郁症患者,娜娜意識到,這句話的背後,公衆對抑郁症的偏見依舊存在:很多人依舊習慣把開朗外向的人排除在抑郁症的“易感人群”之外。

郭曉雲是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多年門診經曆中,她确實遇過類似“微笑抑郁”的情況。他們外在表現陽光、積極,内在的痛苦的疾病卻不會暴露在人前。一名抑郁症患者家屬在診療時告訴她,患者在外看起來心态很好,但一回到家,就把自己悶在房間裡哭。

美國庫珀大學醫院心理學家蒂娜·西爾弗曼博士曾指出:普通的重度抑郁患者因體力和思維嚴重衰退,病情嚴重時可能都無力下床;而相比之下,有微笑抑郁表象的患者往往精力會更充沛,一旦産生絕望自殺的念頭,會有更大的可能付諸行動并取得成功。

不過郭曉雲也解釋,醫學上并沒有“陽光型抑郁症”這一疾病診斷類型。

抑郁症就是“心境障礙”這一大類情緒疾病中的一種。“真正會影響到患有抑郁症的因素,可能涉及很多方面:遺傳、社會環境、身體疾病、内分泌系統、重大刺激等多種因素……”郭曉雲解釋。2019年,中國首次全國成人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中國成人抑郁障礙終生患病率為6.8%。

李玟離開的第二天上午,娜娜的微信群裡轟炸式出現各種關于李玟輕生前狀态的分析:有人認為李玟最後那兩年在鏡頭前的開懷大笑是掩飾和最後的求助,也有人認為生性開朗的她隻是“一時沒想開、沒堅持住”。

作為資深病友以及持證心理咨詢師,娜娜不願做這樣的推測和分析。“我了解她離開時的心境,真的是一種解脫吧。一個抑郁症患者實施死亡這個行為,大多不是一時想不開,而是已經掙紮努力了很久,實在是能量透支、無以為繼了,而開朗樂觀的性格,此時已經完全不能為這些人走出去助力了。”

以下是娜娜的自述。

講述人:娜娜 年齡:43歲 職業:公司職員、社群心理咨詢師

兩次自殺未遂的“陽光型”抑郁症患者

17歲那年,因“厭學情緒”而休學後的一天,我沒有力氣從床上爬起來。我對父母宣告:“我不想活了,我要去死,你們好好過吧。”

宣告要自殺之前,我從來沒有向他們表露過抑郁情緒。說出這句話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質變。我曾經是父母引以為豪的開朗女兒。我以前生活的一大動力,就是讓父母欣慰。但當時,我說的字字都出自肺腑。

在我當時的了解裡,我沒有辦法正常上學生活了。我已經成了家庭的累贅、廢品了,我活着毫無價值。

這次爆發來得很猛烈,帶着死亡的威脅而來。這也是我媽媽第一次意識到,該帶我去看病了……

在我高二時被确診為重度抑郁症的很長時間裡,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是很不合理的。

和李玟一樣,我是一個在外界看來性格特别陽光開朗的人。青少年時期的我很優秀,德智體美勞樣樣開花,還特别熱衷參加各種集體活動。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自己上課時變得容易疲勞,思維慢慢遲鈍起來。這是抑郁症的早期症狀,但那時我絲毫察覺不到是自己出了問題,總覺得隻要努力就能克服。就像我以前感冒發燒了,也會一手打着吊瓶,一手做作業。

事與願違,大概是3個月以後,我的症狀愈發嚴重了。我慢慢喪失了行動力,整天躺在床上不想去學校。

我試着和身邊人求助,對我最信賴的老師傾訴。那個老師當時用她的方式鼓勵我,但卻打擊到了我。她當時說:“人是要靠自己的……”

老師的這種反應,并不能怪她。畢竟20多年前,我們的學校教育對于青少年抑郁症的認識是非常有限的。

但我當時徹底絕望了。我是因為自我調節系統失靈了,才發出了求助信号,但是老師的意思卻是我沒有努力堅持挺過去。

後來我就愈發一蹶不振了。我媽帶我去當地精神科看病。我們樂山當地沒有精神類疾病專科醫院。當時這家綜合醫院的醫生給我的診斷是:“這孩子這輩子完了。”醫生給我開了一把把的藥,但是吃了都沒效,副作用還特别大。後來整個人都處于暈暈乎乎不太清醒的狀态。

那段時間,我唯一有的念頭就是想死。雖然還沒有行動,但我已經開始籌劃這件事了。比如我會想到安眠藥我是搞不到的,我在猶豫是應該去跳樓還是跳河。與此同時,我想到父母看到我屍體的絕望和崩潰,又很猶豫,我想着能多堅持一天是一天吧。

抑郁症求死是一種什麼感覺?對于十七八歲得病的我來說,死當時意味着解脫和一切的結束。

這種折磨是雙重的,心理上和生理上,我每天會心慌、頭疼、反胃、顫抖顫栗,疼起來會想要撞牆、扯頭發。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有人在用利刀一下下割你的肉。但我去做身體檢查,卻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那時我不是在為了自己而活,我是在為父母堅持。我甚至會想到,如果這時有一場摧毀性的地震把我埋了或者是一場火災,能讓我擺脫自殺給周邊人帶來的負罪感,那該是最符合我心願的。

成年以後,我接觸了許多抑郁症病友,我發現許多患者在有自殺念頭時,所承受的身心痛苦是相似的。

看到我每況愈下,父母決定帶我去我們省最好的精神科專科醫院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求醫。一路坎坷,換了四五個醫生,一直在不斷換藥。

其實,在去華西求醫以前,我自殺的念頭就沒斷過。我當時的想法是:讓我吃什麼藥,我就閉着眼睛吃,讓我再最後孝順你一下吧。如果叫我吃的藥我都吃了,依舊沒效果,那我該孝順的也都孝順完了,我哪天該走也就走了……

但神奇的是,随着我最後“表演式的堅持”,藥效慢慢出現了。我的思維出現了變化,我想死的念頭在慢慢降低。

一天想自殺的時間,從100%變為90%,慢慢地隻有50%甚至是20%,後來隻是偶爾會有想死念頭了……半年以後我複學了。為了緩解我的焦慮,父母決定讓我降一級跟新的班級讀書。當時,老師和同學對我真的很寬容,我常常一天隻能坐一兩節課,就要哭着跑回家去了,但沒有人為此把我視為異類。大概又過了一個學期,我的社會功能慢慢恢複了,也能像之前一樣正常學習了。我恢複到了那個熱情開朗、甚至是衆人眼中閃亮焦點的狀态。盡管成績從班裡前三名掉到了十多名,但是父母對我沒有任何埋怨和要求。

後來我像普通人一樣升學、工作、結婚,一切都很平順,我幾乎要忘記我曾經患抑郁症的經曆了。但是烏雲在我結婚幾年後再次席卷而來。

2012年,我因為陸續病了好幾場,再加上夫妻和我的相處模式有很大問題,我的腦子裡漸漸又出現了“想死”的念頭。與此同時,我對于父母的責任感再次出現了,又一次把我拉住。我知道,抑郁症又來敲門了。但是這次,我心裡有底氣了。我甚至安慰自己:“你現在是很想要死,但是這隻是疾病控制下,你大腦裡神經遞質改變後的結果,隻要吃藥就醫,把眼前的問題解決了一切都會好的。”我開始重新求醫問藥。與此同時,我選擇了離婚,這是我能想到的對我疾病的不可控因素。如果我不離婚而是為這麼一個男人尋死,我的理智告訴我是很不值得的。

離婚後,我前夫才意識到他對于我的病是缺乏認知的。原因也是我給他留下“陽光開朗”的固有印象。當我提及自己想要跳樓時,他竟然鼓勵我:“那你就去跳。”在他的意識裡,我一個樂觀的人,是不可能真的會尋死的。他甚至和我說了個例子:小時候他哭鬧,父母就揍他一頓,他就消停了。他也是在用相同的态度對待我和他宣洩情緒的時刻。我很驚訝,他可以對生命漠然到這個程度。

其實這都是危險的試探。換成另一個“開朗”的人,未必就能挺過來。

25年抗抑郁,兩度欲“解脫”:我了解了“陽光開朗”是對病友最殘酷的評價

娜娜在家中一角種植的植物。 受訪者供圖

面對抑郁症,“陽光開朗”或許是最有殺傷力的評價

很多人會把性格開朗的人患抑郁症概括為“微笑抑郁”,我覺得這個提法也是有問題的。

不少患者在抑郁狀态時微笑,其實是出于社交禮儀的假笑,不是心裡笑。但是性格開朗的人在患抑郁症以前,其實也是發自内心容易獲得喜悅感、滿足感,比較容易和其他人建立連接配接,這和所謂“假笑”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我在轉變為重度抑郁症之前,對喜悅等積極情緒依舊是有感覺能力的。即使是我在第一次患抑郁症期間,我依舊會努力去參加一些集體活動,也會從中獲得一些快樂,隻不過這種快樂後來慢慢被陰影驅散了,高興的時候越來越少。

但一部分性格開朗的人在患病以後,或許在公衆場合已經沒有自己以前的能量了,但是他可能會刻意掩飾自己的虛弱,這是有可能的。

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很多陽光開朗的抑郁症患者最後走上絕路,其實是因為疊加了完美主義的追求。他們希望在大家面前保持陽光、積極正能量的形象,但很多時候自己已經力不從心了,甚至是拼盡了最後一口氣,也無法回到原來的理想狀态,這種落差感會讓人很絕望。

我想用“生命的韌性”來表達這種感覺。如果一個抑郁症患者在急性發作期依舊帶着“甯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去拼搏,生命的彈簧拉到最緊,很有可能會瞬間斷裂。這時候如果能對自己寬松一點,得過且過一些,反而更加有生命的韌勁,反倒更加能走過來。

“堅強”這個詞在一個人身心健康的時候,是一個正面積極的品格,但是對于抑郁症的患者來說,或許卻是緻命的。是以你千萬不要用“堅強一點”來勸慰身邊患抑郁症的朋友。

也正是因為我看到了太多這樣的案例,我自己也在做調整,對自我的标準從“優秀周到友善”變成了“随性快樂”。

與此同時,我發現在患病期間,活潑開朗的性格也沒能幫助我更好地走出疾病。因為在極度抑郁的時間裡,一個樂觀開朗的人的性格其實已經是被壓制住了,他已經不受自己控制了,更加無法樂觀對待周遭事物了,不想見人,不想說話。是以,我們不應該對性格外向開朗抑郁症患者的自愈能力有更高期待,這往往會害了他們。

以前我在網絡上看到對外向性格人得抑郁症的不科學評價,總是忍不住會怼回去,後來發現這樣的偏見幾乎随處可見,也懶得一一回擊了。但是在特定場合,比如做采訪或者在直播間做科普時,我還是得說。

大衆的認知偏見,往往會讓性格陽光開朗的人病恥感加劇,對自己的懷疑也加深。如果身邊的親人朋友也這樣思考問題,認為一個樂觀的人出現異常,隻是一時想不開了、受打擊了,放寬心就好,這很有可能會延誤他們确診治療的時間。

25年抗抑郁,兩度欲“解脫”:我了解了“陽光開朗”是對病友最殘酷的評價

娜娜在家中一角擺放的植物和擺件。 受訪者供圖

自從第二次抑郁症複發又痊愈以後,這十年裡,我走上了内心的自我探索之路。我開始買各個流派的心理學讀物來看,2015年,為了讓我能夠更好“自救”,考取了心理咨詢師三級的專業證書。當時,我考這個證書并不是為了幫别人或者職業需要,就是為了能夠有更多方法論能探索自我,去探究為什麼抑郁症偏偏選中了我。2018年我還加入了抑郁症患者的互助社群“渡過”,成為了幫助其他患者的“陪伴者”。

與此同時,我開始真正成為一名心理咨詢師。而從我實際接觸的上百名抑郁症患者,從性格、職業、年齡上真的都難以歸類。他們有的内向少言,也有很多擅長社交、開朗活潑。打一個比方,我們會認為一個胖子相比一個瘦子會更容易得感冒嗎?實際上,抑郁症之于不同性格的人也是如此,都有得病的機率。

抑郁的成因非常複雜、綜合,即使醫學領域研究了那麼多年,依舊也沒有标準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說哪種性格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這樣的歸納,是對每一個患病個體的不尊重,是非常粗暴無禮的。

面對随時準備離開的生命,我能做些什麼?

前不久是我們高中畢業20年聚會。那次聚會上我們不少人都想起一個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女同學。她是我在抑郁症休學歸來後的同班同學,是班裡名列前茅的孩子,性格也很外向。但是高三那年,她出現了和我類似的抑郁症狀。

我去上大學那年,她回到了老家複讀,不久以後就聽到了她跳河輕生的消息。我還聽說,自從她得抑郁症,家人一直很不了解。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父母對她的選擇還是多有責怪。這讓我很唏噓。

我曾經分析過自己的病史。我能堅持到今天,其實是有很多必然因素在裡面的。

我每次發病時,我的家庭環境、工作環境對我來說,都是有助力的。比如,我青春期第一次發病時,我媽媽為了避免我被來探視的同學幹擾,把我帶到了她一個好朋友家帶院子的大房子居住。在這裡,我不會有面對人群時驚恐發作的情況,一切都非常寬松自由。她這麼做是非常正确的,因為許多抑郁症患者生病時,是不想社交的,甚至會感覺窒息。

在我最想要自殺的那段時間,我媽媽每天睡覺都拉着我的手的。我一醒來,她就跟着醒來了。當她意識到我真的是病了以後,從來沒有質問過我為什麼會得病。相反,她會每天記錄我的病程,看是否有好轉的迹象。

我生病時,我父親的焦慮情緒也很嚴重。我母親意識到他的情緒可能對我會有負面影響,就把他支開,隻有她一個人一直貼身照顧我。

環境因素可以成為抑郁症患者打消自殺念頭的助力,也會成為他們走上絕路的推力。因為人在那種時候是極度敏感的,很多東西在他們心裡都會被放大。

我了解這種感受,是以現在我做心理咨詢時,或者有病友向我傾吐他想要輕生時,我都會想到我究竟怎樣才能給他們需要的支撐和陪伴?

這個時候應該是傾聽他們需要什麼,而不是我想要給予他們什麼樣的信念和價值觀。很多人在勸導抑郁症患者時,常用的話術是“想開點。”這句話對于患者群體來說,是非常沒有同理心的。一個人如果真的有能力自己想開,他還會患病嗎?

如果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其實我們可以靜靜陪着他,告訴他:我知道你很難受。但千萬不要對他說類似“這不是個事兒”“過了就好了”等話。

有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忽然聯系我說:“娜娜姐姐,我吞藥了,正在去醫院洗胃的路上。”這時候,我就會明白,她是在向我發出求助信号,她害怕了,需要陪伴。我不會對她的自殺行為再做任何評價,就會對她說:“我一直都在,你任何時候需要都可以聯系我。”

很多時候,當一個抑郁症患者和你表達“我想死”,你都應該明白,能主動表達“我想死”其實是希望借助外界的力量走出來。真的向死之人往往會默默籌劃這些事,不會再去和别人訴說了。

并不是所有想要輕生的病友,都能夠被我挽留住。這十多年裡,我看待這件事的心态,也出現了很大的轉折。以前,有病友輕生了,我會非常難過,會要求自己一定要确定他們不能再有尋死的行為了,要不然就一直惦記着,讓自己不得安甯。但是現在,我發現病友出現輕生念頭後,一方面是要盡可能聯系到身邊緊急聯系人,另一方面,我不會在勸慰他以後反複确認他是否不再實施自殺行為。我能做的隻是時不時出現,讓他感覺到有了解他的人在他身邊,随時能找到我。

如果在我盡力了以後,他還是離開了,我隻能說這不在我的可控範圍内。我也會盡量把自己和這件事做一個情緒分離。

最近我發現一直和我聯系的一位抑郁症網友忽然沒消息了。我就去問候,她告訴我:“自殺未遂,躺在醫院裡。”

我内心很觸動,她的性格和我很相近,一個非常活潑開朗的女孩。每次她急性發作期有了自殺念頭以後,都會來和我訴說,但是為什麼這次,她沒有來找我傾訴呢?

她的答案是:“覺得沒什麼想說的了。”

我瞬間了解了她的狀态,告訴她:“我知道你很痛苦,想要放棄,沒有一絲存留的感覺了。但是我隻想告訴你,我惦記着你,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是不是可以努力讓世間多留一些像你這樣的美好?我希望你下一次再這麼難的時候,還能想起我說的這句話,哪怕還能給我留條言。如果以後我也有這種情況,也會記得和你留句話的。”

她聽完我這番話,哭得稀裡嘩啦的,并且答應了我。當時,我們彼此觸動了,我必須告訴她,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惦記着她,這或許會成為她活下去的羁絆。

容易被這些美好的東西“羁絆”走向死亡的腳步,這或許是曾經樂觀開朗的人容易打開的缺口吧,因為我們往往會更注重社會關系在我們内心的價值。因為我們曾經那麼受益于人類交往中的溫暖,這也會成為對于生的一種眷戀吧。

回看25年裡和抑郁症抗争的曆程,我也驚歎一件事,我樂觀開朗的性格直到現在也沒有被抑郁症改變,隻要急性發作期過了,我還是那個能給身邊人帶來能量和笑聲的娜娜。或許,積極陽光就是我生命的底色。而抑郁症的侵襲,是我生命裡偶爾會降臨的一片烏雲。風來了,總有吹散的時候。

欄目主編:王潇 文字編輯:王潇

來源:作者:楊書源 張淩雲 武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