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網際網路新紀元：企業如何擁抱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

貝恩公司攜手百度發展研究中心今日共同釋出報告《數字經濟網際網路之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研究。報告顯示，新冠疫情影響下，中國數字化程序持續加快，各行各業紛紛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先行企業，迅速實作數字化轉型，并打造領先全球的亮點。

通過對優秀企業的深入分析，報告發現，成功企業均呈現以“快”、“準”、“新”為特色的三大亮點，具體表現為：快速響應、精準觸達、精準定制、産品創新、服務出新、業務革新，而這些亮點與數字經濟網際網路下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密不可分。

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TMT業務聯系主席李舒表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成為對沖疫情影響、重塑經濟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伴随中國的數字化程序加快，數字化應用場景愈加豐富，加速數字化轉型成為企業的首要任務。是以，企業必須了解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的特點與背後動因，從根本上找到适合自身的發展路徑。”

貝恩公司資深全球合夥人丁傑表示：“如今的商業時代，随着商業結構從線性向網狀更新，從端向雲更新，選擇單打獨鬥的企業肯是走不遠的，企業一方面要學習成功企業的經驗，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借助外部力量和生态圈增強實力，才能行穩緻遠。“

百度發展研究中心認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實作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其中數字化發展是重要推動因素之一。目前全球經濟仍充滿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科技創新是能制造确定性的力量，勢必對數字經濟甚至更廣泛的社會領域産生影響。數字經濟未來競争的關鍵，一方面是看誰能夠掌握人工智能、5G、區塊鍊、量子資訊這些核心技術，另一方面是誰在推動新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上走的更好。未來，平台模式提供的領先技術、供需資源、流動資料和營運能力将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

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的“四大特點”：

報告指出，先行企業之是以能夠迅速進行數字化轉型，并打造領先于全球的亮點，得益于充分借助并且發揮了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的四大特點。

高效的供需資源聚合。以開放包容的方式，集合和比對外部分散的供給端和需求端資源，包含技術、産品、服務、流量等多元度資源。

流動的資料價值。以海量流動的使用者資料為基石，打通端到端資料接口，借助疊代的推薦技術，開發多場景應用資料工具，實作雙向流動的資料高效運用。

本土化創新驅動的技術賦能。基于本土化的市場特性與需求進行技術創新，并将創新的技術成果以平台的形式向外輸出賦能，以降低創新門檻。

全價值鍊的深度營運賦能。超越了單純的技術輸出，而是深度參與企業營運的各環節，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并協助企業商業落地，提升營運效率。

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背後的“四大動因”

報告指出，在“四大動因”的協同作用之下，塑造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

原因一政府：積極推動新基建、供需側改革兩手抓

近年來，我國政府大力支援并主導5G、大資料、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投資，推動資料成為新的關鍵生産要素，為“流動的資料價值”與“本土化創新驅動的技術賦能”提供堅實的基礎設施保障。據預測，2020年或将新增5G基站58萬個，資料中心機架93萬架，人工智能的投資規模約為1,000億人民币，光纖占寬帶使用者滲透率約提升3%，為釋放“數字紅利”奠定堅實基礎。

原因二消費者：中國消費者數字化程度全球領先，且對數字使用态度較為包容

在全球範圍内，中國網際網路使用者基數龐大，創造海量“流動的資料價值”，為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2019年中國網上零售額滲透率達到26%，是發達國家的2.4倍，而智能手機的使用者移動支付滲透率更是發達國家的2.8倍，高達81%。随着政府對資料管理的規範性要求提升，消費者對于資料的分享和使用更加放心，為“全價值鍊的深度營運賦能”提供豐富的應用場景。

原因三企業：供需兩端高度分散且技術與營運基礎薄弱，具備剛性需求

面對強有力的政府支援以及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在外部商業環境向好的同時，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中國企業内部卻面臨着諸多挑戰，包括如何攻克供需兩端高度分散、技術和營運基礎薄弱的難關，亟待尋求外部幫助。相比傳統解決方案，數字化發展模式借助數字化手段，能夠幫助企業更好地解決痛點。例如通過智能精準算法比對供需，利用技術賦能創新并提高效率，比對企業疊代速度提供全價值鍊營運賦能。

原因四生态：有能力亦有意願

中國的網際網路生态具有規模優勢、技術先進、人才優質的特征，具備将服務基礎設施化的實力，為企業突破痛點，實作“技術營運雙賦能”提供了基礎保障能力。研究顯示，我國網際網路生态不僅具備數字化能力，而且正逐漸從消費行業起步，有意願運用積累的資料價值、營運經驗、技術優勢，通過“科技與營運雙賦能”有序拓展到B端和其他新的增長引擎。

企業如何适應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

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TMT業務聯席主席李舒表示：“為了最大化發揮中國數字化發展模式的獨特優勢，實作事半功倍的效果，企業可以結合自身特點和數字化轉型的整體規劃，在自建生态、借助第三方生态，以及兩者的混合模式中進行差異化選擇。此外，企業還需要圍繞組織、營運機制、人才和資料，調整營運模式，建好公司内部能力的底盤。“

李舒總結道，不同屬性的企業存在三種不同的數字化發展模式。

模式一，善借外力：即聚焦價值鍊核心環節，充分利用第三方生态的基礎設施。該類模式适合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或可資源優勢互補的大中型企業，通過生态的流量、技術和數字化基礎設施，快速擴張估摸，加快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建設。

模式二，雙管齊下：即從1到N階段善借生态外力，從0到1階段探索自建生态。該類模式适合規模較大、所處行業較成熟且各價值鍊分工明确的企業，可以利用自身行業經驗打造自有生态，并與外部生态圈互通有無，實作内外雙循環、互相賦能，快速推動線上銷售增長，沉澱使用者資源。

模式三，自建生态：即深挖資源和能力，自建生态護城河。該類模式适合實力雄厚，資金和技術資源都較為豐富的集團化企業，可以立足自有的資源，整合上下遊獲得垂直行業深度洞察，拓展邊界擷取更多元的消費者觸點，打造自身專屬生态。

在企業内部能力建設方面，李舒建議，首先，企業需要全局着眼，定位數字化業務組織，并從細節入手，比對資源和更充分的自主權，穩紮穩打推進企業整體數字化轉型。其次，完善運作機制，配合平台“全價值鍊的深度營運賦能”。對内建立靈活型運作，對外以靈活、開放的機制加強生态合作。第三，優化人才機制，配合“本土化創新驅動的技術賦能”。設計數字化人才能力模型與發展政策，建立數字化人才“成群來，成批長”的土壤。最後，利用技術與資料賦能業務，打通專屬資料中台，創造“流動的資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