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訓體文從最初孕育的早期形态，到逐漸成形再到革故變新，其中經曆了漫長的演變過程。限于研究能力和精力，本文主要截取先秦兩漢時期的訓體文作為研究對象，以呈現早期訓體文的發展迹象，并适當對後期發展進行簡單描述。
一、兩漢之際隐逸現象出現的曆史背景
由于過去四十年間未有一部訓體文系統研究專著發表，是以有關該選題的研究成果較為分散。筆者通過網絡檢索，圖書館資料查閱，暫未發現國外有關于訓體文研究的相關文獻。
國内除了古代文體學著作中的有關論述外，較為重要的訓體文研究成果主要在《尚書》“六體”研究、訓體文個别文獻和個别問題研究、家訓研究中。
就訓體文而言，以文體學視角切入的專著尚未出現，也無專門的碩博論文。因為訓體文研究與文體學研究緊密相關，是文體學研究的分支。
是以，有必要檢視目前的文體學研究及相關的分文體研究現狀。同時，目前訓體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為《尚書》“六體”之一的“訓”的研究，與訓體文相關的個别文獻、個别問題的研究以及家訓研究這些方面。是以，這裡将對這些研究進行分别述評。
對于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發展概況，吳承學在《中國文體學研究的百年之路》中做了非常詳盡的概括和歸納。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上世紀末，整個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蓬勃發展，學術成果十分豐碩，不少學者為古代文體學研究開辟道路，許嘉璐的《古代文體常識》和褚斌傑的《中國古代文體概論》。
都是該時期出現的古代文體學普及性著作。除此之外，古代文體學研究在文體風格學、文學批評史等領域成果同樣豐碩。
進入二十一世紀，整個古代文體學發展盛況空前，形成了強大的學術隊伍，研究成果頗豐，這些成果涉及古代文體學研究的方方面面。從文體分體研究角度出發的有楊海明《唐宋詞風格論》麻守中《中國古代詩歌體裁概論》等。
然而文體分體研究也集中在詩、詞、曲、賦等學界熟知的熱點傳統文體，對一些小衆文體，尤其是針對先秦兩漢時期早期小衆文體的專門論述比重較小。
在此期間，中國古代文體學整體研究的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度，遍涉各類文體，學術成果頗豐。過去鮮少研究者關注的一些文類，如诔文、銘文、戒文、箴文等等，都成為了碩博論文選題的熱點。
例如廣西師範大學郜攀峰的《先唐戒文研究》、華僑大學曾子珍的《漢魏六朝诔文文體演變研究》、山東大學許曉玲的《漢魏六朝戒體文研究》、北京語言大學李燕的《漢魏六朝诔文文本演變研究》等等，然而訓體文專題研究仍然是個空白。
就訓文體研究來說，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尚書》“六體”中的“訓”體研究，訓文體個别文獻、個别問題的研究，以及文體學視角下的家訓研究。
這些文體學著作依據《尚書》中的經典注疏以及古代文體學著作、新的出土文獻，家訓發展史來對訓文體進行界分及定義。
但很遺憾的是，這些專著論文對于訓體文的論述都較為籠統，暫未出現以訓體文為主體研究對象的專著和碩博論文。
大多數專著、論文将訓體定義為《尚書》“六體”之一。從《尚書》“六體”生成方式的角度出發，郭英德的《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中創造性地指出《尚書》訓文體是行為方式“文本化”的結果。
于雪棠的《先秦兩漢文體研究》拓展了《尚書》之“訓”的含義，認為其有解說、傳授知識之義。她認為訓體文是《史記》等書志的先聲，訓體文經曆了由說明文到議論文的一個轉變。
并對訓體做了内涵及體類特征的考辨，提出“訓”是論說文體的早期形态。從文體學和文化學的特定視角切入，葉修成所著《西周禮制與<尚書>文體研究》。
綜合運用了文體發生學等新的理論與方法，揭示出了《尚書》“訓”體的生成機制、文本形态及其文化功能，彰顯了訓體本質特性及其文化意義。
葉修成指出“訓”是一種言說行為方式，也是規則制度、一種典籍，拓展了“訓”的含義，認為訓體文是因訓誡意識生成，暗含周人的政治野心，具有現實功利性。
二、西漢後期皇權旁落
從文體學價值出發，陳贇在《<尚書>“十體”的文體學價值》中，考察了《尚書》“十體”的基本内涵和其形成過程。
并且深入地挖掘了這“十體”對古代文體學的影響，提高了《尚書》文體研究在文體學史上的地位。以政治公文視角切入，長春理工大學李薇的碩士論文《公文視角下的今文<尚書>研究》。
歸納了《尚書》“六體”的寫作特點以及各自的使用環境、語言特點、結構特點、文體風格。另有揚州大學朱岩的博士論文《<尚書>文體研究》，結合《周禮》、《逸周書》等先秦典籍對“六體”的功能進行考釋，分析各體“以言成事”的社會功能。
并指出《尚書》“六體”的原有功能已經消弭，書教功能得以彰顯。潘莉《<尚書>文體類型與成因研究》則結合了曆史社會背景，探讨了《尚書》的文本特征，着重闡述了《尚書》文體的成因、類型等等方面的内容。
以上專著和論文對《尚書》中的“訓”體均有不同程度的論及，拓展了“訓”體的含義，對“訓”體的生成方式、寫作特點、使用環境、文體風格、後世影響等等都有相關論述。
這些論述很大程度提高了《尚書》“訓”體研究在文體學研究中的地位，加深了人們對《尚書》“訓”體的認識。
但遺憾的是，這些專著論文并未将“訓”體文做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僅僅隻作為《尚書》“六體”之一來論述。
研究範圍也僅僅局限在《尚書》内部，未進行訓體文演進脈絡的梳理。除了上述集中于《尚書》“訓”體的研究以外，還有一些專著論文把訓體文列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從訓體文的個别文獻、個别問題着手研究。
目前學界已發表的專題論文有：馬智全的《從清華簡<保訓>看“訓”文體特征》一文，該文關注到了新的出土文獻清華簡，通過清華簡《保訓》來探究“訓”文體的演變、以及早期古訓的文體特征。
羅檸，吳中勝的《從政事之訓到家教之訓——文體學視阈下的“訓”體發展》，該文着重闡明了“訓”體從政事之訓到家教之訓的發展演變，将訓體文的文體特征歸納為實用性、教育性和叙事性三個方面。
相關論文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孔許友的《試論西周早期訓诰文：政策、意旨、體式及書寫機制》指出西周早期訓诰文可分為谕衆文和訓教文兩類，并比較了這兩種類型的文本，進而闡明訓诰文的政策、意旨、體式及書寫機制。
雖然這些論文關注到了新的出土文獻還有訓體文在流變過程中的文體特征以及流變規律，但是無論是在研究深度上，還是在研究範圍上，仍然有所局限。
在訓體文的演變過程中，家訓發展成獨立的一脈。在近年來，學界對家訓研究形成了持續性的研究熱點。
單是碩博論文，就有從教育史、教育學角度切入研究的陝西師範大學張潔的《明清家訓研究》、曲阜師範大學李紅敏的《中國傳統家訓探析》。
從文學分析角度出發的有湖南師範大學柏豔的《魏晉南北朝家訓研究》，也有從曆史文獻輯錄角度出發的吉林大學李光傑的《唐代家訓文獻研究》。
福建師範大學陳志勇的《唐代家訓研究》等等。再者發表在各類期刊上的以家訓為研究主體的論文也比比皆是，以文體學角度切入的有，劉欣的《論宋代家訓的文體表現》，該論文對宋代訓體家訓有一個總體的觀照。
再如馬鐵浩的《漢代家訓的文本形态與文體特征》，對漢代家訓的文本形态與文本特征也作了一番考辨。
長春理工大學阚海燕的碩士論文《中國傳統家訓文體流變研究》以時間為脈絡，以文體學角度為切入點，分四個曆史時期對家訓的文體追源溯流，分析文體流變過程，尋找文體流變的原因，探究了傳統家訓的文體特征。
對于家訓具體文本的研究，有很多論文将研究對象定為《顔氏家訓》。這些論文大緻可分為教育學視角、文學視角以及文獻學視角三個研究次元，如：丁海東、李春芳《〈顔氏家訓〉中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現代啟示》。
鄭益樂、陽德華撰寫《顔之推早期教育思想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啟示——以<顔氏家訓>為視角，王力波《顔之推文章觀形成之思想淵源别探》，孫麗萍的《〈顔氏家訓〉文獻學成就及思想研究》。
家訓文學雖然一直是學界的研究熱點，也有以家訓文本為基礎的家訓文體研究。但是大多數論文都将訓體做為家訓文體中的一種作簡要闡述，從訓體文如何衍生出家訓這個角度來論述的論文還較為欠缺。可見，以家訓文本為基礎來考究訓體文完整的發展曆程還大有可為空間。
由此，我們看到目前中國古代文體學正處于不斷蓬勃發展的狀态。特别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古代文體學相關研究成績斐然：有從文體分體角度出發的專著論文，也有不少書寫文體發展史的專著，更湧現了一批關注到少數小衆文體的碩博論文。
相較于其他文體研究，訓文體研究的不平衡性十分明顯。雖然古代文體學研究成果頗豐，卻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詩、詞、曲、賦等學界熟知的傳統熱點文體，對先秦兩漢時期的早期文體的專門論述比重較小。關于訓文體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尚書》“六體”研究中的“訓”體研究所占比重較小。這些研究的研究重心不在訓文體自身，而在《尚書》文本上，“訓”體隻是依附于《尚書》文本中的一類文體而已。
有很多學者研究視角單一，将《尚書》“六體”割裂開研究，忽視了文體之間的交叉性與互融性。
還有相當大一部分學者從政治公文視角研究《尚書》“六體”，忽視了其文學性。家訓研究則偏重思想的解讀，文學解讀，以及相關文獻的整理，總體統觀家訓發展史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的不足。
總結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說，訓體文的相關研究仍舊是一個值得探索的領域。對訓體文進行更為系統深入地探索和研究，不僅能為其他小衆文體的研究提供借鑒和參考，也将會在文體研究的領域中做出新的貢獻。
更能夠使得當今社會更加重視和了解訓體文，讓這種古老的文體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也能從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陸豐富多彩的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