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大剛（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中華文明是人類曆史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具有自身的内在結構和外在表達，也具有自洽自足的突出特性。這些突出特性經由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得以系統揭示，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這五個突出特性的形成，既是中華各族人民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生産生活生養過程中凝結的結果，也是曆代聖賢不斷思想教誨、無數志士仁人探索努力的結果，同時更是中華經典系統絪缊、垂範立教的結果。中華經典是中華先民實踐的記錄，也是曆代聖賢智慧的結晶，其中蘊含了中華各族人民的曆史文化、思想學術、創造發明、科學技術和經驗教訓，是中華民族過往歲月的再現，也是未來智慧的源泉。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主要表現在中國具有5000多年連續不斷的文明史，這在當今世界是唯一的。這種連續性不是簡單的時間延長和改朝換代的銜接，而是政統的延續、文化的傳承和價值的認同。《論語》載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就是文明秩序、人文制度、價值理念；因，就是繼承；損益，就是适時增減。自從夏後氏确立了“父傳子，家天下”的國家制度後，就成了曆代王朝相繼承襲的主要制度，這是中華民族自己走過的路，也是今人認識古代中國、審視現代中國、預見未來中國的一個途徑。這種連續性是通過經典做到的。經典，也就是《易經》《書經》《詩經》《禮經》《樂經》《春秋經》“六經”，後來《樂經》失傳，成為“五經”，“五經”演變成《周易》《尚書》《毛詩》及“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和《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十三經”。“六經皆史”乃“先王之陳迹”，載有“先王之道”與“周召之迹”。“《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陰陽。”“六經”既是曆史的記錄，也是文明的物化、文化的傳承，其中還有價值、信仰、倫理、夢想的傳遞，以及哲學、文學、美學、宗教的思想。正是孔子在2500多年前，搜集整理、闡釋傳授這些文獻，才使其前2500多年的曆史得以傳承，也使其後2500多年的智慧得以啟迪。是以，司馬遷《史記》中《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多取之于《尚書》，東周以降、戰國以前的“本紀”“世家”“列傳”多取之于《春秋》三傳及《國語》。即使是戰國以下的曆史，也無不受儒家經典的滋潤和影響。即使在考古學比較發達的近代，如果不從經典入手，也無法準确解釋中華文明，中國人的價值觀、精神世界、文化特質更是得不到深刻認識。正是經典奠定了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根基，這是不可不知的曆史事實。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不是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也不是抱殘守阙、原樣重複，而是不斷創造發展，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曆史既代代相承，又不斷有因有革。在思想意識領域，《禮記·表記》就記載孔子說：“夏後氏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命即天命，鬼神即陰陽變化。夏商周在信仰、價值觀上都有“事鬼”“敬神”的共性，《左傳》所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此之謂也。但是，各代在治理的重心上又各有變化和創新，如夏後氏“尊命”（相信自然力）而“遠”于鬼神，注重人的自我努力。殷人針對夏人的愚笨勞苦，改而相信神秘莫測的超自然力，是以“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但其結果卻是被巫風鬼氣所左右，人事退居次要地位。周人鑒于殷纣的失敗，意識到“天命靡常”“鬼神難依”，故改而“尊禮”，重視人事經驗和制度設施。三代以後改朝換代的曆代王朝，都要在汲取前朝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新政新規，于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禮作樂、陳規立矩、議定國是、與民更始。可見在文化精神上，中華民族既代代相因，又互有變革、不斷創新、不斷進步。在體系上，儒家經典不是封閉的，而是發展開放的，孔子早期繼承周人《詩》《書》《禮》《樂》“四經”教育，晚年又贊《易傳》、修《春秋》，形成“六經”體系。如果說“六經”是當時自足圓滿的體系的話，那麼随着時代的進步、學術的發展，經典體系也在不斷變化。如西漢蜀學為了加強倫理教育，将《論語》《孝經》納入教材，形成“七經”體系；唐代為了适應“明經”科考試，又納入《公羊傳》《谷梁傳》《周禮》《禮記》，形成“九經”（另有《論語》《孝經》《爾雅》共12部）。五代後蜀和北宋時期，為加強心性教育、形成新的道統，又在“十二經”基礎上，納入《孟子》，形成“十三經”。在思想理念上，儒家經典率先提出了“維新”思想，《詩經》就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提出了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的重要命題。《大學》引湯之盤銘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昭示不斷革新。《周易》從哲學高度提出“革命”思想，《易經》革卦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這提出了随着時代變化進行革命和改革的問題。《雜卦傳》更明确揭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這是“革故鼎新”的最早出處。《系辭傳》也說“日新之謂盛德”，能夠随時更新自己就是最大的德行。《論語》中孔子提倡“聞一以知十”“舉一而反三”，要求不斷拓展經典新義。《孟子》提倡“《詩》有斷章之取”“以意逆志”，即因創新的需要允許從不同角度解釋經典。《春秋繁露》指出，“《詩》無達诂，《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天”，更為經典新義的産生留下廣闊的空間。在中國經學史上，善于闡釋引申“經典”，通過“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将本義發展為時代新義，将子學發展為經學，又将經學發展為玄學，再發展為義疏學、理學（道學、心學）、考據之學，更是實作返本開新、推陳出新的看家本領。
強調和維護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是中華文明又一突出特性，即“統一性”。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的向心力，即使在個别時期出現混亂和分裂，最終也必定走向統一，使各民族形成“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這一信念的形成，與儒家經典教育是分不開的。儒家經典從形成之時起，便形成了天下一體的觀念，如“古者《書》三千餘篇”，孔子從各不相連的不同時代、不同政權的檔案文獻中，選取百篇進行“論次”，編成“帝典”“夏書”“商書”“周書”，最後殿以《秦誓》，使原本并不連貫的零篇斷簡，形成一個統一的、正統的文獻體系。特别是《堯典》中的“咨四嶽”（四方諸侯），《舜典》的舜“巡狩”和禹“行水”，都不是偏于一隅或局促一地，而是将當時勢力所及、認識所到的地方都納入一個天下來一體對待。《禹貢》根據大禹治水積累的地理、生産和生活經驗，突破當時國家、部落、氏族等範圍，依據地域、山川、物産等知識，将天下分為九州，制定職貢，建構了影響深遠的“天下”觀念和“版圖”基礎。在《逸周書》的《王會解》（附《伊尹朝獻》）中，更是讓四方各個民族部落相聚一堂，共慶盛典，同議朝政。《詩經》甚至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俨然天下一家的意向。《春秋》公羊傳大力提倡“大一統”，力圖在周王的文化背景下，實作“存三統，張三世”的政治理想。《中庸》提出：“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從制度、文化、風俗方面，實作天下同制、萬國同風。漢儒董仲舒進而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正是在儒家經典“大一統”觀念陶冶下，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鞏固統一、反對分裂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質。
中華文明之是以具有持久的連續性和統一性，是與她同時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分不開的，這種包容性也與中國人的宇宙觀和哲學思維息息相關。《周易》說：“天地絪缊，萬物化醇。”萬事萬物包括人類，都共同在天覆地載之中生成長養。《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儀。物類人群、人倫等級、政治關系、文化制度都處于天地之間共同演化的鍊條之中，使人自然而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感。這就減少了許多對立和互戕，使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程序中，形成“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這一突出特性的形成，自然與經典廣泛而包容的内涵分不開。《尚書·堯典》開篇就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生動刻畫出個人修身、和睦家族、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理想路徑。《禮記》有言：“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天覆地載，日往月來，生此間者，共沾雨露，無有偏頗，這叫“三無私”。當時有所謂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等不同民族，謂之“四海”或“四夷”。四海之内，分為“九州”；九州之内，又按其與王都的遠近制為“五服”。其中“甸、侯、綏”三服為“中國”，是華夏諸侯所居；“要、荒”為四夷，是其他民族部落所居。這就是《尚書》中“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所指。在“五服”之外還留有餘地，同在“九州”之域，要建立“方伯”幫助天子管理遠方諸侯或部族，即《益稷》所謂“外薄四海，鹹建五長”。九州之外，就是夷、狄、戎、蠻各族所居的“四海”，不在中國版圖之内，也不必尊奉中國的“正朔”，中國的王者也不強求他們與自己一緻。《禹貢》九州、五服、四海，已經包括居于甸、侯、綏内三服的華夏族和居于要、荒外二服的其他民族；還有居于九州以外、文化不同于華夏的夷、蠻、戎、狄各個民族。可見，在地理分布上，儒家經典是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容的，故西漢司馬相如在旨在開通西南夷通道的《告蜀父老書》中提出，要“相容并包”“參天貳地”。在對待中央與地方諸侯及民族的交往關系方面，儒家經典也提出了不同階段的政策，《公羊傳》提出“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根據文化特征來确定國家部族的親疏遠近。《左傳》鄙薄“守在四竟（境）、守在四鄰”，以本國地域四境為守禦對象；而提倡“守在諸侯、守在四夷”，與鄰國和四夷各族搞好關系，和平共處。最高的外交境界則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使中國之民與遠方異俗實作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
中華文明推崇“保合太和”“協和萬邦”，認為“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隻要達到“和”的境界，就能使天地不脫軌、萬物不失序，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周易》提倡“同人于野”，《論語》提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些教誨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擔當“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民族特性；“禮聞來學，未聞往教”，這一傳統鑄就了中華民族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不搞文化霸權，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于人的教化觀念。《周易》提出“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要通過互相感動交流來實作“天下和平”。《孝經》也希冀“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詩經》芣苢序有“天下和平，則婦人有君子矣”（蜀石經）之說，以為天下和平是家道和順、夫婦和諧的重要條件。因而，在中國自古就形成了慎戰、反戰思想，《左傳》提出“以戰去戰”，稱贊在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縷的情況下，齊桓公“尊王攘夷”，維護文明秩序。《論語》載“子之所慎，齋、戰、疾”，孔子對祭祀、戰争和疾病的态度是非常謹慎的；《老子》更強烈告誡“佳（唯）兵，不祥之器”，《孟子》提出“善戰者服上刑！”《墨子》也宣稱“兼愛”“非攻”，提倡“視人之國若視其國”。《孟子》批評“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地以戰，殺人盈野”的野蠻行為。即使是善戰的兵家，也要先計于廟堂，經過“五事”“七計”（廟算）後出兵，出兵之後也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全國為上，全軍為上”。《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愛好和平、反對戰争一直是中華文化的主旋律。
經典是中華文明的根、魂、源，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自然離不開經典的滋潤和教誨。儒家經典上傳2500多年曆史，下啟2500多年智慧，直接促成中華文明“連續性”的形成。《春秋》提倡“大一統”，《尚書》超越分散的曆史，建構起統一和諧的文化傳承，将勢力所及、認識所到都納入一體考慮，進而形成影響深遠的“天下觀”，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經典開放包容的體系、“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的宇宙觀，形成了中國人“民胞物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格。經典提倡“維新”“革命”“日新”等意識，造就了中華民族銳意創新的民族品質。經典“保合太和”“協和萬邦”“天下和平”的教誨，培育了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維護和平的責任和擔當。由此看來，經典實為演繹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源泉，經典明則中華文化明，經學興則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将發揚光大、聲名遠播。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