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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待在室内、沒摸過蟲子的孩子,後來都怎樣了?

作者:果殼童學館
長期待在室内、沒摸過蟲子的孩子,後來都怎樣了?

孩子放學後,你願意讓ta趴在地上觀察毛毛蟲,還是讓ta在家搭積木?

周末來了,你準備帶孩子去山裡遠足,還是在家和孩子一起讀書、畫畫?

你家孩子,更願意待在自然環境裡,還是待在人工環境裡呢?

孩子在室内還是室外玩,看似小事。然而,讓孩子長期生活在潔淨、有序、智能的人工環境中,或許不是對ta最好的愛。

長期待在室内、沒摸過蟲子的孩子,後來都怎樣了?

在搬家、生病、升學、疫情、電子裝置等因素的影響下,孩子們在自然中的時間急劇減少,進而更容易出現抑郁、注意力缺陷、肥胖等心理與生理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并不會随着時間流逝自己消失,而是成為“自然缺失障礙”。

長期待在室内、沒摸過蟲子的孩子,後來都怎樣了?

長期在室内的孩子,後來都怎樣了?

我曾在咨詢中遇見過一名因遠離自然變得郁郁寡歡的少年,這是他的故事。(注:為保護來訪隐私,來訪資訊與工作内容均已模糊處理,已獲得來訪及父母授權。)

12歲的小A是被父母推搡着來到咨詢室的。

他們來訪的理由并不新鮮:讀六年級的小A在模拟考中成績大幅下降,讓父母非常焦慮,擔心孩子無法升入重點中學。為此,小A的父母為他報名了3個課外“升優班”,還搬到了離學校更近的“老破小”學區房。

可這麼一來,小A的成績不升反降,從班級前10名掉到了中下遊。

父母認為,孩子也許能通過心理咨詢提高成績。

在跟小A的溝通中我漸漸了解到,上學前,他老蹲在小區的角落裡看螞蟻搬家;國小時,他常和同學一起去森林公園,看到了蜘蛛織網、甲蟲打架、翠鳳蝶求偶……

可偶然的一次成績下降,讓小A的父母感到焦慮。父母開始嚴格限制小A戶外玩耍的時間,小A每天的生活變成了學校和家的兩點一線,常常盯着窗外發呆、走神。

再往後,小A每天的活動也變少了,對吃飯提不起興趣,也沒法好好睡覺,整個人沒精打采。

遺憾的是,小A從父母那裡得到的,幾乎都是對其學習狀态與考試成績的指責。

小A的情況,基本上就屬于遭遇了“自然缺失障礙”。

但他絕非個例。

早在2013年,上海綠洲生态保護交流中心的一篇報告中就指出,在受調查的1300多名兒童中,12.4%的孩子具有自然缺失障礙的傾向,有注意力不集中、情緒調節能力和環境适應能力較差、對大自然缺乏好奇心等情況存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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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自然,問題比想象中更嚴重 “自然缺失障礙”這個概念,是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2008年在《林間最後的小孩》一書中提出的。 洛夫在書中強調,自然缺失症不是一種需要醫生診斷或需要服藥治療的病症,而是當下社會中一種危險的現象[2]。

聽上去有點虛幻、有點玄乎?自然對人的健康真的有這麼明顯的影響嗎?

是的,已經有不少研究給出了肯定回答。

研究者量化了17名兒童從低品質自然環境搬到高品質自然環境後注意力的變化。結果顯示,搬家後的兒童認知能力大幅提高,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比搬家前增加了19%[3]。

如果直接把孩子的課堂搬到自然環境中呢?

研究者将37名幼稚園兒童分成2組,分别在室内教室和室外自然教室中學習。

6周後,研究者發現,與在室外學習的兒童相比,在室内學習的兒童重新定向的行為要多出33%——這意味着,室内學習的孩子們更難集中注意力、更容易從當下的任務中走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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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為室内教室;右側為室外自然教室,孩子們坐在地毯上,周圍被輪胎,盆栽,樹樁圍起來丨參考文獻[8]

接觸自然環境,對成年人也有明顯的好處。

研究者将112名大學生分為兩組,分别在自然環境與城市環境中參與任務[4]。

研究發現:

·通過運動使血壓升高後,在自然中散步的參與者血壓下降更多,而且能看到樹木的參與者血壓更低——這常常意味着更放松的狀态;

·在自然環境散步的人,比在城市散步的人有更多的積極情緒,并且在散步前後的情緒變化更加顯著;

·在自然保護區散步後,人們的憤怒和攻擊性有所下降,但在城市散步後憤怒和攻擊性有所增加。

其中原因,也并非玄學。

從生物學角度來看,相比于鋼筋水泥城市,人們本能地更親近茂盛的森林、自然的泥土氣息。與自然接觸對人類來說是一種健康的環境暴露,讓人感到親切和放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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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溪流邊玩耍的小朋友丨wikimedia commons/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接觸自然環境能讓我們感受到更少的壓力。

當我們看到自然環境時,我們大腦中使用率較低的區域被激活,注意力從壓力源轉移,我們内心的緊迫感就減輕了很多[6,7]——畢竟自然中目之所及之物,少有能讓人感到壓力山大的,而這就給了大腦“重新整理”“更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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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啥也不想丨wikimedia commons/Br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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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從孩子那兒奪走了自然? 可現在的孩子在自然中度過的時間太少、太少了! 以當今北京市某國小三年級的學生為例。在學業壓力、疫情影響、電子裝置各方面的綜合影響下,孩子放學後每天能在小區公園散步跳繩的時間大概為0.5小時;周末在附近公園遊玩的時間為1小時到半天不等;暑假可以去北京的懷柔延慶等郊區遊玩3天左右。 這幾乎是一個10歲學生能與自然接觸的全部時間,而且還要建立在雙職工父母有空的情況下。 是誰、是什麼,讓孩子的生活中缺少了自然呢?

1、父母的壓力傳導給孩子

我們回到小A的故事中。 小A的困擾,并非完全是父母的過錯。

在與這一家人的溝通中,我強烈感受到了這對年輕父母背後巨大的社會壓力。即便父母非常想要孩子快樂無憂地成長,自己身上的壓力還是傳導到了親子關系中:

  • 父母辛苦多年斥巨資買了學區房,于是對小A的學業期待随之變高;
  • 朋友家孩子都報了七八個興趣班,我家孩子也不能落下;
  • 望子成龍,父母希望小A能上更好的大學,或許将來生活壓力能小一些;
  • ……

這是很多家庭的縮影。在這樣的社會壓力下,玩耍遊戲、放松取樂是不被鼓勵的,親近自然更是成了奢侈品。

2、自然危險的觀念

随着城市化的程序,自然環境越來越被認為是“充滿危險的地方”。 有毒生物、地質災害、湍急水流固然危險,但我們對無毒害的動植物、可以規避危險的地形,似乎也過于警惕了。 紀錄片《小小少年》中有這樣的對話: “你為什麼喜歡蟲子呀?” “因為家人沒有吓唬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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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天生怕蟲,也并非所有的蟲子都很危險丨圖蟲創意

3、孩子主動遠離自然

許多孩子自己選擇遠離自然。 與自然中獲得的快樂相比,短視訊、遊戲帶來的快樂更快、更有回報感。對大部分兒童青少年來說,打通遊戲帶來的成就感,比觀察昆蟲等自然活動帶來的成就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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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孩子沉迷智能手機,已不是新鮮事了丨wikimedia commons/Andi Graf

現在的父母基本都是雙職工,孩子由祖輩帶大。老人帶孩子,往往用的感情更多、理智更少[7]。如果孩子本來就想宅在家裡玩遊戲,很多老人也不願、或難以幹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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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雙職工父母能做什麼? 我了解父母的難處:早上出門、晚上才能回家,有時周末要加班;基本沒有長假可以陪伴孩子;疫情以來,别說周遊全國,有時出小區都很困難。 但作為父母,也許可以嘗試下面的建議,讓孩子與自然建立更好的關系、提升孩子的注意力與幸福感。

給孩子購買自然類繪本和書籍,比如《黑猩猩的惡作劇》《小長臂猿上幼稚園》《自然之聲》系列圖鑒。

抓住每一個觀察自然的機會,比如小區柳樹下的螞蟻洞、房頂上的鳥窩,這裡的精彩不輸森林的角落。

和孩子在家打造一個自然角,可以種植家庭盆栽、睡蓮、蔬菜,也可以養金魚、烏龜、螞蟻等;一些少兒科普書籍、雜志對它們都有介紹,可以帶孩子一起閱讀。

适當放手,帶孩子或讓孩子自己參加正規的、有組織的課外活動,如森林露營、自然博物館遊覽等。

與孩子一同正念練習,感受風吹過的感覺、聽葉片摩擦的聲音,探索感受周圍環境的新方式。

話說到這裡,我們的小A同學怎麼樣了呢?

小A一家都慢慢認識到了接觸自然對小A意味着什麼。

與父母坦誠讨論後,小A每天有了10分鐘去戶外玩耍的時間;同時,父母同意小A每天可以用20分鐘浏覽昆蟲和自然環境的相關資料,并使用自然白噪音幫助睡眠。

事情說來神奇,或許也并不神奇。

很快,小A的睡眠出現了改善,課堂上走神也變少了。小A能嘗試重新投入到學習中,還收獲了來自父母的認可。

小A母親最近還對小A說:“你可以和我們制定計劃,然後按照你的計劃去樓下公園玩。”

你把面向自然的窗推開,結或許也就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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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丨果殼 編輯丨李小葵 題圖丨pixabay

參考文獻丨

[1]周易,《12.4%孩子具有“自然缺失症”傾向》,中國青年報,2013年5月16日06版[2]Louv, R. (2008).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 Algonquin books.

[3] Wells, N. M. (2000). At home with nature: Effects of “greenness” on children’s cognitive functioning.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2(6), 775-795.[4]Hartig, T., Evans, G. W., Jamner, L. D., Davis, D. S., & Gärling, T. (2003). Tracking restoration in natural and urban field setting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3(2), 109-123.[5]Buss, D. M. (1995).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6(1), 1-30.[6] Frumkin, H. (2001). Beyond toxicity: human health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3), 234-240.[7]Largo-Wight, E. (2011). Cultivating healthy places and communities: evidenced-based nature contact recommend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21(1), 41-61.[8]劉鐵芳.(2012).自然教育的要義與教育可能性的重建. 當代教育論壇(01),1-11. [9]Largo-Wight, E., Guardino, C., Wludyka, P. S., Hall, K. W., Wight, J. T., & Merten, J. W. (2018). Nature contact at school: The impact of an outdoor classroom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28(6), 653-666.[10]段飛豔& 李靜.(2012).近十年國内外隔代教養研究綜述. 上海教育科研(04),13-16.

[2]Geraci, A., & Surian, L. (2011). The developmental roots of fairness: Infants’ reactions to equal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s of resourc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5), 1012-1020.

[3]DesChamps, T. D., Eason, A. E., & Sommerville, J. A. (2016). Infants associate praise and admonishment with fair and unfair individuals. Infancy, 21(4), 478-504.

[4]Kinzler, K. D., Dupoux, E., & Spelke, E. S. (2012). ‘Native’Objects and Collaborators: Infants' Object Choices and Acts of Giving Reflect Favor for Native Over Foreign Speakers.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13(1), 67-81.

[5]Bian, L., Sloane, S., & Baillargeon, R. (2018). Infants expect ingroup support to override fairness when resources are lim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19445.

[6]Baumard, N., André, J. B., & Sperber, D. (2013). A mutualistic approach to morality: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by partner choi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1), 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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