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被沉默的蘇奇與四個……“關鍵時刻”

《沉默的過去：權力與曆史生産》，[美]米歇爾-羅爾夫·特魯約著，武強譯，中信出版社/見識城邦，2023年3月版，68.00元

到了人工智能的文本與圖像生成能力眼看就要攻陷知識人最後堅守的信念堡壘的今天，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會對曆史叙事的生成背後的所謂客觀性深信不疑了，“曆史由勝利者書寫”以及被遮蔽的“沉默的曆史”等論述也早已成了老生常談。然而關于“曆史”究竟是如何被權力生産出來的疑問遠未解決，雖然權力與曆史書寫的關系也早已被談論，近日在網上流傳羅新教授關于“政治強權對曆史論述的獨占”的精彩論述（節選自他的著作《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也引起了反響，但是對于“獨占”過程中的手段、性質及複雜的細節等問題仍然有必要展開深入的讨論。更不用說當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必須把世界發展的未來與過去及現在聯系起來思考的時候，顯然更需要把“曆史”這個文本的權力生産真相認識清楚。曆史學家帕特裡克·格裡（Patrick J. Geary）指出，作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态工具的現代史學“将我們對過去的了解變成了一個有毒的垃圾場，裡面充滿了族群民族主義的毒氣，而且，這種毒氣已經滲透進大衆的意識中”（帕特裡克·格裡《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呂昭等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22年，第1頁）。我們無論如何不應低估這種充滿毒性的、固化的曆史認知對開創未來生活的嚴重阻礙。格裡還曾經在一次研讨會上說：“所有的曆史學問題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分子生物學傳承譜系。”曆史學問題的“清白無辜”與否，主要指的就是曆史生産的真實語境的複雜性和利益動機，而所謂“分子生物學傳承譜系”實際上指的是權力的傳承譜系。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人類學家米歇爾-羅爾夫·特魯約（Michel-Rolph Trouillot，1949-2012）的《沉默的過去：權力與曆史生産》（原書名Silencing the Past：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1997；武強譯，中信出版社，2023年3月）可以說是一帖曆史生産與權力關系的解毒劑，正如卡比（Hazel V.Carby）在為該書撰寫的“前言”中所說的，“他的挑釁性問題，他的洞見……會刺痛我的良心。”也可以說，隻有被刺痛才會在被權力生産的曆史叙事迷霧中醒悟過來。特魯約出生于海地，他的叔叔是海地國家檔案館的館長和曆史學家，他本人因受迫害而流亡美國，後在芝加哥大學任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教授，被認為是“學術界頗具原創性、學科性、創新性和深思熟慮的聲音之一，因為他的理論架構擴充了加勒比研究中的社會科學知識”。這本《沉默的過去》表現出特魯約擅長于把關于曆史理論的思考曆史化與語境化，同時由于他曾經的底層生活經驗，使他對所有官方曆史叙事有着更為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由于該書源自作者的研讨會論文和研讨班的讨論，其論述風格以及讨論案例或可能使不熟悉相關研究語境的讀者感到了解上的困難，但是就其核心觀點和論述邏輯來說還是相當明晰的。

原書書名中的“Silencing the Past”有一種強制、壓制的意味，意為“被沉默的過去”。這是特魯約在該書中論述的核心論題，而“權力與曆史生産”（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則是對該論題進行闡釋的核心路徑。他在“自序”中說：“這本書是關于曆史和權力的。它涉及與曆史叙事的生産相關的諸多方面，包括互相競争的群體和個人之間懸殊的貢獻，而這些群體和個人獲得生産曆史叙事的機會本就是不平等的。我要揭露的勢力沒有炮火、階級财産或政治運動那麼引人注目。我想說的是，它們同樣強大。曆史是權力的果實，但權力本身從來沒有透明到對它的分析變得多餘。權力的終極特征可能是它的隐蔽性；（曆史的）終極挑戰，則是揭示權力的根源。”（自序）說得很明确也很尖銳，全面揭露權力操控曆史生産的過程、手段和隐蔽性，這是該書論題最鮮明的特征，也是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卡比認為，“對特魯約來說，‘過去’的最緊要之處在于它對‘未來’——過去向未來轉變的‘過程’——的影響。《沉默的過去》提供了應對有關‘過去’的知識中那些權力不平等的各種政策。我們學會如何重新定位有限的證據以産生新的叙事，如何使沉默為自己辯護以對抗那些史料、檔案和叙事中權力的各種不平等。我們需要讓這些沉默發聲，并在此過程中對未來提出要求。”（前言）過去對未來的重要影響當然不言而喻，但是“過去”與“現在”的關系同樣重要。喬治·奧威爾說“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這句話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時常漏掉了緊接的“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關于權力與曆史生産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系，奧威爾已經說得很清楚、很概括。那麼應該如何破解和應對這種粗暴而無情的“掌握”呢？卡比認為特魯約提供了應對曆史生産中的權力不平等的各種政策，這也的确是特魯約力圖做到的。但是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足以有效地抵抗權力對曆史生産的全面宰制，足以讓所有被沉默的都發聲，在不同的權力與社會語境中無疑有着很大差别。

所謂“沉默的過去”，特魯約指的是在曆史生産中的沉默，實際上更準确來說就是在曆史生産中被沉默的過去。卡比對此作了進一步的具體分析：“他對沉默何時進入曆史生産的四個時刻的法醫式的分析，揭示了曆史與權力的糾纏，這種糾纏不僅适用于檔案，還主導着曆史被證明、被認可和被組織成知識領域的過程和實踐。對特魯約來說，曆史總是物質的；它從身體、文物、對事件起重要作用的人或事物、行動者和閱聽人開始。他對過程、生産和論述方式的強調，着眼于曆史生産的許多地點：學校、媒體以及被各類參與者動員起來的大衆曆史。”（前言）在特魯約所論述的案例中，對于日常物質如何在轉眼之間就成為曆史生産的證物、曾經不被關注的建築物因何挂牌成為紀念性建築、在過去未被記錄的事件為何能進入輝煌的大事年表，這些都是在特魯約的研究視角中受到特别關注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中，他真正關注和揭露的并非它們與過去的真實聯系——他當然看透了其中的虛僞與狂妄，而是它們所昭示的那種未來。對于他來說，“曆史”究竟是什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關“曆史”的知識和叙事是如何生成的，而更重要的是在這生成過程中權力是如何運作的。在這裡，他感到不無焦慮的是“當我們中的一些人在争論曆史是什麼或曾經是什麼的時候，另一些人卻一直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214頁）。其實，從特魯約在書中反複論述的這些焦點問題來看，全書正文最後這句話中的“一些人”應該看作是對書名副标題最好的補充：“一些人的權力與曆史生産。”

特魯約在該書的開頭從“曆史”的概念切入，但是他并沒有對這個概念在史學理論和史學史中的生成及各種定義、觀點展開論述，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他所關注的關于曆史的通俗表述：曆史既意味着“發生了什麼”，也意味着“據說發生了什麼”，緊接着就以實證主義和建構主義來概括各種曆史理論中的不同傾向，前者要區分曆史過程和關于它的叙述，後者則傾向于強調曆史過程與其叙事之間的重疊。實際上，早在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的《曆史哲學》（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中對“曆史”概念就有過關于客觀性與主觀性的思辨性論述，法國曆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在《曆史與記憶》（Histoire et Memoire,1988）中對“曆史”的詞源更是做了非常詳細的追溯梳理和定義表述。無論從理論思辨還是概念史溯源來看，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特魯約對“曆史”的通俗表述的源頭背景。

“如果不是曆史真實性本身的話，又是什麼使某些叙事而不是其他的叙事強大到足以被接受作為曆史呢？如果曆史僅僅是那些勝利者所講述的故事，那麼他們一開始是如何取得勝利的呢？為什麼所有的赢家講的又是不同的故事呢？”（第8頁）這幾個問題提得很尖銳和深刻，在這裡涉及的曆史生産的場域、參與者、過程、手段、結果等因素都非常複雜，權力在這些因素中起到的宰制作用不但是決定性的，同時具有隐蔽性。特魯約認為傳統的史學理論嚴重忽視和低估了這些問題，能提供的看法相當有限，“因為曆史理論很少詳細考察特定叙事的具體生産。叙事偶爾會以例證的形式出現，或者至多以文本的形式被解讀，但其産生過程很少構成研究對象”（31頁）。如果說要求曆史理論“詳細考察特定叙事的具體生産”有點困難的話，在研究議題中不把曆史生産的場域、過程、手段等作為研究對象之一則是說不過去的。是以作者說該書的議題選擇之一就是對曆史生産過程的具體關注，而不是對曆史本質的抽象關注；“隻有關注這一過程，才能揭示出在特定背景下，曆史真實性的兩個方面是如何互相交織的。隻有通過這種重疊，我們才能發現權力的不同運作方式，如何使一些叙事成為可能，而使另一些叙事沉默。”這樣的話，“我們不能預先排除任何參與曆史生産的行動者或生産可能發生的任何地點” （35頁）。這些所謂的“行動者”當然遠遠超出了學者、專業人士和政客，任何一種身份的公衆都有可能對曆史生産作出貢獻。特魯約說得更為形象的是，“任何事件的參與者都可能在曆史學家到達現場之前，就開始對該事件進行叙事的生産”（35-36頁）。在今天的自媒體時代更是如此，且不用說今天的曆史學家恐怕已經很少會去到現場。

該書第二、三、四章分别讨論了在海地革命中被遺忘的從奴隸變成上校的桑斯·蘇奇、西方史學界對海地革命的全面沉默以及圍繞哥倫布的所謂曆史共識和對哥倫布大發現的競争性盜用這三個案例。在關于海地革命史論述中被忽視的重要上司人桑斯·蘇奇上校是如何在曆史叙事中消失的論述中，特魯約審視了桑斯·蘇奇的三副面孔有着的不同層次的沉默，揭示了叙述與沉默作為對等物的關系：每一種叙述同時也就産生了一種沉默。人們對于這種在曆史叙事中的叙述（凸顯）與沉默（抹除）早已不會感到陌生，問題是其中的微觀過程無疑有待研究者深入揭示。也就是在這部分，特魯約提出了沉默進入曆史生産的四個“關鍵時刻”，這在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前作了很好的概括：“沉默會在四個關鍵時刻進入曆史生産的過程：事實創造的時刻（史料的創造），事實被彙編的時刻（檔案的制作），事實再現的時刻（叙事的形成），以及産生追溯性意義的時刻（最終創造曆史）。……換句話說，任何曆史叙事都意味着一批特定的沉默，這是一個獨特過程的結果，而解構這些沉默所需的操作也會随之不同。”（36-37頁）這四個“關鍵時刻”對于任何質疑和挖掘某一曆史叙事背後的權力幹預的研究者來說，都具有一定的路徑啟發意義。“任何曆史叙事都意味着一批特定的沉默”，這是因為叙述依賴史料，而史料則意味着選擇，是以沉默和缺席必然是曆史生産過程的組成部分。但是特魯約的論述中還包含有更複雜一些的思考，比如說在史料的生産過程中，沉默并非一開始就是權力或意識形态幹預的直接産物，而是“在曆史生産的最初那一刻就有了”（69頁）。這可以防止關于權力幹預的過度闡釋。

特魯約力圖通過這三個核心案例揭示在每一種曆史叙事中“都結合了不同類型的沉默。在每一種情況下，這些沉默縱橫交錯，或随着時間的推移而累積，産生一種獨特的融合物。針對每一種叙事，我會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揭示這種融合中的慣例和張力”（37頁）。通過進入被沉默的過去與權力生産曆史的具體語境之中，通過在各種“時刻”追蹤權力對曆史生産的運作，特魯約得出的結論是：“權力在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角度進入曆史生産，在叙事的創造和解釋中發揮作用。……在曆史中，權力從史料階段就開始動作了。”（39頁）在這三種案例叙事中，有關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曆史叙事生産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對于我們來說不僅比對海地革命的認識更有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紀念日、大型慶典和相關文化産品的推廣而确立正統曆史叙事具有普遍性，特魯約關于“一個時刻的孤立，創造了一個曆史‘事實’”的論述不難被不同語境中的讀者所了解。

1492年10月12日，克裡斯托弗·哥倫布發現了巴哈馬群島。這在當時并非什麼大事，隻是由于查理五世（Charles V）和他的自命不凡的天主教帝國“需要一個活生生的英雄，這才使當時已經過世的哥倫布就成了一個英雄”；1552年更有人向查理五世提出這是繼上帝創造世界和基督降臨之後最重要的曆史事件（166頁）。于是這一天在後來的曆史叙事中成為了“大發現”的日子，這一年成為了哥倫布年。1792年10月12日舉辦了豪華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慶典活動，1992年美國為哥倫布登陸五百周年舉行了盛大慶典。特魯約指出，“慶典是被創造出來的，而這種創造是曆史生産過程的一部分。慶典跨越了曆史真實性的兩面。它們在被忽略的事件上強加了一種沉默，同時用人們所慶祝的事件的權力叙事，來填補這種沉默”（164頁）。但是與1792年不同的是，五百周年慶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抗議聲音，人們譴責這場對征服的慶祝，同時試圖改變對“大發現”的叙事導向。許多觀察家、曆史學家和活動人士則敏銳地譴責了“發現”這個術語在哥倫布登陸巴哈馬群島五百周年慶典中所暗含的傲慢。特魯約認為“這裡的問題不僅僅是盲目的傲慢。術語體系在政治上和認識論上界定了一個領域。名字（命名）則建立了一個權力場”（160頁）。在曆史叙事中的許多命名的确是權力在曆史生産中的傲慢與狂妄的證據。在權力全盤操作下的慶典活動“促成了一個持續不斷的神話創造過程”（161頁），使被選擇的曆史事件具有了更明确的記憶形态和恒久的公共意義。如果沒有遭到來自公衆和學界抗議，被權力生産的曆史叙事就成為特魯約在開頭所講的第一種意義上的曆史。

特魯約在最後一章寫到他曾經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探訪奇琴伊察的古代遺址，沿着古道來到中央金字塔，堅忍地爬上三百五十四級台階，又走進廢墟并長久地用手指撫摸着牆壁。“盡管我被這座宏偉的建築所觸動，我卻從未感到我是在觸摸曆史。”最後他說，“我曾經尊重過去，但過去并不就是曆史”（199頁）。他的這一段個人經驗叙事勾起了我的記憶。2018年的夏天我和家人來到尤卡坦半島自駕越野，先後探訪觀覽了圖盧姆（Tulum）、科巴（Coba）、埃克巴林（Ek Balam）、奇琴依察（Chichen Itza）、烏絲梅爾（Uxmal）、卡巴（Kabah）、薩伊（Sayil）、撒拉帕克（Xlapak）、拉布納（Labna）等地，在瑪雅金字塔、神廟、觀象台、城牆、球場、柱廊之間穿行、在現場畫速寫的時候，我也不斷提醒自己：這是曆史最真實的現場，是考古學意義上最真實的曆史遺址。但是看到特魯約的這段真實感受之後，想起當時我在現場感受可能在很大程度是來自在梅裡達城的但丁書店買到的十九世紀美國著名旅行家和政治活動家約翰·勞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的《中美洲、恰帕斯、尤卡坦旅行事件》（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Chiapas,and Yucatan），他在考察中也時常寫下一些動人的感情記錄，比如有一天在薩伊遺址附近，他看到在建築石上有一處紅色手印，于是感覺到這手印拉近了他與瑪雅城市建造者之間的距離。特魯約的真實感受和論述讓我想到即便是置身于曆史遺址的現場，如果沒有對“沉默的過去”以及權力與曆史生産的關系真相的深刻了解，我們仍然難以真正回到真實的曆史語境之中去講述這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