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的危機，在現代歐洲發展過程中具有深遠的意義，是歐洲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也是很多在歐洲之内研究的，比較議題的焦點。
在中晚明時期，農業的商業化，相應伴随着一種複雜動蕩的社會狀态的出現。
在經濟上，随着地主和佃戶将維持生計的谷物收成，變為植棉、養魚和橘園、桑園的經營與茶樹的種植，新的農業形式在江南開始産生了。
新的農業管理技術發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質的勞動力。
這種管理農業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資本投資，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
而當時的宦官不僅是個明顯的财政負擔，對大衆來說，他們還是晚明許多皇帝與外朝大臣隔絕的象征。
作為内廷與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監們不久便承擔了向皇上傳遞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責任，并為皇上起草诏書和敕令。
于是，皇上便無須親自處理日常事務了。
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樂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務來強化對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勢力遂不斷增長。
緻使明朝後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與權威，有時甚至淪為專權宦官的傀儡，而幾乎完全見不到其他大臣。
從1469年到1497年，沒有舉行過一次朝會。
進入16世紀後，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萬曆皇帝）都僅僅主持過一次各部大臣參加的朝會。
于是，那些從未見過皇上——那個深居宮中的幽靈——的大臣們必然會失去對他的信賴。
為了實作自己的意志，他們便與某個掌印太監結成聯盟。
或組成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團，以推行自己的主張。
由科舉制派生而來的政治庇護的慣例，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派系活動。
至17世紀20年代，朝廷終于出現了深刻裂痕，爆發了一場政治清洗，以及東林黨等文人士大夫集團同專權宦官魏忠賢之閹黨間的殘酷黨争。
由于派系活動的影響，即使細小的分歧也會激起軒然大波，而結果常常是雙方僵持不決。
在這種經濟和政治形勢下，明王朝的社會結構開始瓦解。
到崇祯年間（1628—1644年），大量饑民湧進城市，以乞讨或偷盜為生；
中原農村一片荒涼。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在這些年中，窮苦人民的不滿日益增長。
士大夫們也因貧富之間不斷增強的敵意而大為震驚。
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生動地唱道：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吃齋念佛的活活餓死，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此外，公用事業也崩潰了。
1629年，朝廷為縮減開支，将驿遞系統砍去了30%。
結果導緻了通信的中斷，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錢雇人傳遞文書。
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脈”嚴重阻塞。
1630年以後，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們的奏章最後能否送達京師。
整個30年代，全國各地由私人經營的公用事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
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濟等，甚至還包括公共法律與社會秩序的維護。
一些謹慎的地方官出錢雇人組建私人武裝，許多鄉紳也紛紛訓練他們自己的“鄉兵”，用以自保。
因為門外的敵人可能是造反的農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
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萬軍隊入湖北追剿張獻忠。
當地居民為保護妻女的貞操和自己的性命，紛紛逃入山寨。
至1642和1643年間左良玉倒戈反明時，江南人民感到他的軍隊比起義軍更為可怕。
無論是為皇帝而戰，還是和農民軍一起緻力于推翻明朝的統治。
像左良玉部這樣的軍隊，始終代表着明朝最後幾十年間，那些不受限制的軍閥勢力的一般活動方式。
于是，穩定的社會組織逐漸讓位于遊動的軍事政權。
最後，一個早已被它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所擊潰的王朝便被推翻了。
1645年，即清軍占領北京的第二年，攝政王多爾衮對明朝的滅亡作了中肯的評述：
崇祯皇帝也是好的，隻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是以把天下失了。
清朝統治者最終奪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
并認為這是他們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長期努力的結果。
清王朝的這一宏偉事業，早在1644年以前——約1618年攻克撫順之時——就開始了。
經過約2/3個世紀才宣告完成，而17世紀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灣鄭氏政權的勝利，則是這一事業的頂峰。
是以，清朝統治的鞏固，也經曆了一個漫長過程。
它開始于在明朝北邊的準備階段，經過入關後，對明朝舊制加以沿用和調整的試驗階段。
最後産生了一種漢、滿兩種統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
在這種統治方式下，滿人和漢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權力這一現實。
盡管這一權力原來并不是它所擁有的。
那些幫助滿族統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發展的漢人，在這一起步、協調和完成的政治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他們在不同時期充當了不同角色。
其社會背景也分别與這一征服過程的幾個階段相适應：
最早的是一批在努爾哈赤草創之時，便獲得了女真貴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
爾後則有在北方各省淪陷後，組成漢八旗軍的遼東軍戶、教會滿族人使用洋槍洋炮的山東海盜、為獵取高官厚祿而幫助多爾衮攻占北京的北方鄉紳。
以及充當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學子。
也許除了第一種人以外，所有擁護清朝的漢人對滿族人都懷有沖突的心理。
同時，滿族人也警惕着與其合作的漢人。
滿族的君主若不聯合漢官去擊敗本族的貴族勢力，便不可能有所作為；
但他們也意識到，若全按漢族傳統方式進行統治，則會變得過于漢化，進而失去本族人民對他們的忠誠和愛戴。
他們十分感激與其合作的漢人教會了他們如何按儒家方式統治中國，又同樣地輕蔑這些明朝的叛徒，鄙視其苟且偷生，譴責其變節賣國。
雙方的和解導緻了滿族統治下的和平，使18世紀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時期之一，其直接代價則是某種道義上的不安。
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抛棄了明朝末年那種虛幻的道德英雄主義；
作為補償，則獲得了實行各種政治改革的現實機會。
這些改革确實起到了穩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這正是崇祯時期那些浮誇的文人學士永遠不可能做到的。
與滿族合作的漢人，有權說他們以“救民于水火”的實際行動完成了儒者的使命。
但還是失去了舊日自我标榜的社會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
由此引起的不安，産生了兩大後果。
其一，是放棄了某種理性自主和道義上的承諾，緻使道學家變成了禦用文人，政治領袖轉化為朝廷官僚；
其二，是達官貴人對有限改革的熱忱日益增強——當朝廷的力量發展到足以使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快地從17世紀經濟危機中恢複過來時，這種有限的改革便結束了。
盡管這種複興顯得并不徹底。
但王朝秩序的重建，畢竟使舊的統治體制得以在新時期中繼續存在下去。
是以，滿族人完全有理由為他們以獨特方式重建了傳統的帝國制度而驕傲；
他們雖被視為夷狄，卻以自己設計的有效措施擺脫了中原王朝面臨的困境。
單為了這一點，漢人對清朝之“洪業”所抱的沖突心理，就要長期存在下去。
隻要這個異族王朝對他們的家園依然維持着牢固的統治。